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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多少事-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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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使比利时期间，李国杰的出手阔绰在布鲁塞尔甚是有名，一帮比国无赖环绕于其周围，怂恿他大把花钱，从中渔利。1911年辛亥革命后，李国杰留任，几年下来，把公款花出了一个大窟窿，无法交差，幸好那时中国当政的是袁世凯——袁氏是其祖父李鸿章在晚清大力举荐的接班人，自然也对恩人孙子不薄，拨付银元40000过去，李国杰就此回国。
1914年回国后的李国杰在上海做“寓公”，也就是坐拥爷爷的庞大遗产清闲度日。不能说李鸿章没为国操劳过，但他显然跟同是合肥人的北宋包拯不是一路：李鸿章死时，遗产价值白银1000万两之巨。
此时清帝已经退位，但李国杰对清室的感情依旧。他问袁世凯，能否进宫朝见太后。袁世凯有些不悦，就很有情绪地说：能啊，你是谁啊？侯爷嘛！别人不能，你还不能？李国杰真就跑到紫禁城里拜见了隆裕太后。失势的隆裕在宫里冷冷清清，见小李这么有良心，就泪眼婆娑跟他推心置腹地谈；李国杰被感动，也赤胆忠心地猛侃一气，说爷爷李鸿章真是看错了人，不该叫袁世凯接掌北洋，以至于让皇上和太后沦落如此！
李国杰出宫后，袁世凯的好友徐世昌叫来他，说你小子要不是中堂大人的孙子，现在脑袋恐怕不在脖子上了。李国杰大惊，问是为何；徐世昌说你在宫里扯了些什么淡？李国杰更惊，问你怎么知道？徐世昌说别说是你的话，就是你中午吃的什么菜我都知道！
袁世凯那时正在开始做皇帝梦，这个名门之后的李国杰怎么说也有他的影响力。袁世凯和李鸿章都是清朝重臣，如果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而这个李鸿章家的李国杰却忠心耿耿站在老皇族那边，对比之下，袁世凯不是贼子是什么？因此，袁世凯要搞定他。
先让徐世昌出面严厉警告，然后又来手软的。1914年，李国杰被拉进参政院做了参政，月领500大洋干薪；接着，袁世凯又请人做媒，让儿子袁克义娶了李国杰的长女。这样，李、袁这前清两大重臣家族就成了一家人。
1918年，李国杰又在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参议院当了议员，这也是闲职。1924年他回到上海，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长。
上海轮船招商局由李鸿章创办于1872年，是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一个和江南制造总局齐名的大型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以水路运输为业务，成立后在盛宣怀——一个被著名商人胡雪岩称为“外君子而内小人”的精明干将——的经营下，迅速把航线开辟到日本、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引起外国航运公司的嫉恨；几经竞争，上海轮船招商局不仅生存了下来，还成为与英商怡和、太古相并列的三大轮船公司之一。
到1900年，上海轮船招商局除在全国通航，在各地购置大量房产、修建仓库码头外，还增添了20余艘轮船，投资开发了唐山等处煤矿，还创设了中国通商银行。正常情况下，上海轮船招商局每年净利润可得30万两白银，成为实业界的一个庞然大物。
这个企业初为官商合办，后为官督商办，但最高权力都捏在李鸿章手里，重要的人事任免都是李鸿章说了算。上海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意之作，他在一封信里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外国对此项成就也很羡慕，当时有个日本官员参观了上海的码头和轮船后，酸溜溜地对负责实际工作的盛宣怀说：“有了这个轮船招商局，你们大清国的风雨茅庐中，总算有了两张新桌子。”
进入民国后，这家财源滚滚的大公司依然把持在前清官员及其子弟手里；相当长的时间内，负责业务的总办（总经理）由盛宣怀圈内的人担任。1916年，盛宣怀去世，李国杰顶了他的缺，任董事；1924年，大股东李国杰当选董事长。
李国杰在晚清春风得意，可民国以来始终没干过任何一个实缺。这下总算得到一个既有地位又有实惠的好职位，满心欢喜。不料时局变幻，他的挥霍天性还未来得及尽情放纵，就发现这个董事长当得跟前任比是天差地别。
民国前期，北京的北洋政府在军阀混战中管不到南方上海的这个企业来，任由前清官僚及其子弟操弄，而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一帮人的好日子就到了头。国民政府宣布要“清查晚清官僚资产”，又以“收回航权、航业国有”为名，对上海轮船招商局这家全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实行“改制”。改制后，总办由政府委任，招商局经营、人事、行政均由总办负责，董事会成了摆设，董事长也有名无实。
李国杰当然十分愤懑，但他知道拧不过国民政府的大腿，此前家乡安徽方面已逼迫他出了60万元的军饷，死去20多年的爷爷是再起不了作用了。他就表面上对政府监督表示同意，暗中觊觎着掌握实权的总办职位。
国民政府委派来的总办是留日归来、颇具学者风度的赵铁桥。赵铁桥一上任就大权独揽，根本不把李国杰这个董事长放在眼里；他的爷爷是李鸿章，别人都给面子，可在赵铁桥眼里啥也不算。
“清查前清官僚资产”在进行。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通告：奉国民政府令，前清故吏盛宣怀侵蚀公币，证据确凿，应将所有遗产一律查封没收；勒令盛氏后人及与盛氏财产有关之公司、行号、典当等等，据实具报盛氏遗产。盛家在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势力立即垮塌。
李国杰虽没有惨到盛家那份儿上，但被赵铁桥打压得也不轻。二人摩擦不断，李国杰老被晾到一边不说，虽然处处退让，还是被赵铁桥毫不客气查出他在向汇丰银行借款的过程中，虽声称没有银行给的回扣，但这一借款过程“开支酬劳计二十余万两之巨”，赵铁桥直截了当地指斥“内中一部分为其本人所得”。
李国杰既要坐上有实权的总办位置，又要报复赵铁桥对他的欺压。他想的办法是最简单的：找杀手除掉这个可恶的赵铁桥！
二
刺死赵铁桥，出自民国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之手。
王亚樵是李国杰的安徽合肥同乡，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到上海闯荡，以码头安徽籍工人为班底，打造100余把利斧分发，组织起“斧头帮”，又网罗力量，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安徽籍劳工总会”。因他慷慨仗义，敢做敢为，很快打出一片天下，在上海滩有“江淮大侠”之称，以致上海本地的黑社会大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有时都要让他三分。
王亚樵最闻名的是他最擅暗杀。被他先后暗杀身亡的重要人物，首先有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还有日军侵华早期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这是日本侵华时期死在中国的最高级军官；以及汪伪政府外文次长唐有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
尤其令人瞠目的是，他还在庐山暗杀过蒋介石，在上海暗杀过宋子文；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汪精卫也被他在暗杀中击成重伤。汪精卫1944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院病重不治，就是因为王亚樵1939年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派人暗杀他时击中他三枪，其中一发子弹一直留在体内。
对于这个令其敌人不寒而栗的“暗杀大王”，军统特务头目沈醉后来说：“大家都怕魔鬼，魔鬼都怕王亚樵。”
王亚樵之所以动手除掉赵铁桥，并不全在老乡和老相识李国杰的拜托。在此前，和他并肩反蒋的国民党“改组派”首领王乐平遇刺身亡，经王亚樵调查，此事赵铁桥起了很大作用。赵铁桥刚归国时曾任王乐平秘书，深得王乐平信任，而王亚樵对这位文人学者也很敬重。不料赵铁桥和戴笠交好，他提供了王乐平行踪的关键信息，使戴笠于1930年2月18日夜派出7名杀手将王乐平成功暗杀。赵铁桥被安排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就是蒋介石对他的褒奖。
因此，当李国杰托人找到王亚樵，提出帮忙干掉赵铁桥时，正中已经在准备对赵铁桥下手的王亚樵下怀。王亚樵盘算的是反正我要杀赵铁桥，正好顺水推舟说为你李国杰效命，好好敲一大笔报酬。
李国杰宴请王亚樵，王亚樵答应“帮忙”之后，李国杰拿出8000元钱塞给王亚樵，说先奉上这么多，数目上讨个吉利，事成再重谢。王亚樵瞪大眼睛，非常惊讶地说这么大的事，你李“侯爷”怎只肯出这点茶水零钱？
李国杰的回答让原本准备开个狮子大口的“暗杀大王”也惊喜不已：事成之后，报酬是将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大海轮“江安号”拨给王亚樵！为了要眼中钉赵铁桥的命，竟舍得如此代价，王亚樵在心里觉得这个李鸿章大人的孙子怎么有点不正常。
于是王亚樵说侯爷你除掉了死敌，出这个代价也值，可就怕你说话不算话。李国杰急了，说我马上送来契约！王亚樵大喜，说契约送来之日，就是赵铁桥人头落地之时！
1930年7月24日清晨，在外滩福州路路口上海轮船招商局楼侧，赵铁桥被王亚樵部署的徒众乱枪击中，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目的达到，为酬谢王亚樵，李国杰除将江安号海轮拨给王亚樵经营盈利外，另送上15000元。
王亚樵的斧头帮月需数千元开支，却没有正常经费来源，得到这艘大海轮，等于有了一棵摇钱树。王亚樵满怀兴奋，请曾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任过江宽、江安二轮经理的福建人卓志钺来为他经营，换掉原任经理张延龄。
这个张延龄却非同小可，他是杜月笙的大门徒，又是张啸林的侄子。江安号海轮这块大肥肉他岂肯轻易吐出，在移交中屡屡生事拖延。最后王亚樵急了，派出二三百门徒手持利斧杀往江安号停泊的码头，强行接收；接着当晚，张延龄的叔叔、上海滩黑社会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公馆后院被人用手榴弹炸开一个洞。这是王亚樵向张延龄的后台示威。
杜月笙、张啸林暂时不想跟风头正劲的王亚樵火拼，便命张延龄退一步，把江安号交出；然后，杜、张二人静观时局，伺机再报复。
这件事是李国杰拨让张延龄的江安号引起，李国杰同样也得罪了杜月笙和张啸林。
除掉了赵铁桥，李国杰按约将江安号海轮拨给王亚樵后，认为轮船接收上的黑道纠纷与他无关，他现在要得到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职位。1932年春，招商局总办改称总经理。机会不久来了，招商局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而当时交通部长由行政院副院长陈枢铭兼任，这个陈枢铭正好跟其本家弟兄李国凤是患难之交！
在李国凤的活动下，陈枢铭终于同意轮船招商局总经理由董事长李国杰兼任。
李国杰夙愿得偿。为感谢李国凤，他将轮船招商局上海闸北货栈交给李国凤的女婿掌管，并分给一艘航行上海至天津的大海轮。
掌握上海轮船招商局大权之后，志得意满的李国杰没有去考虑怎样去经营这个他爷爷呕心沥血培植出来的大型民族企业，而是认为现在这个财源滚滚的大金山在自己手上，可以尽情享受了。他对招商局业务基本不闻不问，精力全在酒池肉林地大肆挥霍。
在李国杰1924年任董事长之时，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业绩已经在走下坡路，现在李国杰如此铺张浪费，疏于治理，更是内部腐败成风，对外负债累累，历年沉积欠款高达2000多万元，仅欠英资汇丰银行就达50万两白银，加上利息一共60万两！李国杰平时沉迷挥霍享受，一律不放在心上，直到汇丰银行发现轮船招商局夕阳西下，这些大额贷款风险太大，把招商局告上法庭索款。
英国公廨判决：上海轮船招商局必须在60天内偿还汇丰银行白银60万两。
李国杰这才如大梦初醒，天天到处东挪西借，焦头烂额。每天要还一万两银子巨债，这岂是他这个不事经营之人能做到？招商局瘦死的骆驼骨架大，全部资产价值还有7000万，但这7000万都是不动产，营业收入只够日常开支，哪里拿得出钱来还贷？他爷爷李鸿章为政治赔款伤透脑筋，现在他又为商业债务一筹莫展。
度日如年中，部下献计：招商局属下的码头，是外国人一直垂涎的，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值一二百万；这些码头都做了贷款抵押，不如索性卖掉几个，比如五号码头，是借20万两银子时抵押给了美资大莱银行的，这个码头可卖100万两，还掉大莱银行的20万，再还掉汇丰银行的60万，剩下的钱还能添购两艘海轮呢！
走投无路的李国杰对这个主意怦然心动。但航业现在是国有的，码头更是国家资产和土地，要出卖给外国，这事招商局可不敢做主。李国杰咬咬牙，决心打通交通部这一关。
在任上把老字号的赢利企业轮船招商局弄成了这样个烂摊子，李国杰当然不能正大光明地呈文说入不敷出、资金困难，所以要卖码头给外国救急；再说，码头为国有土地和资产，出卖给外国，政府也不会轻易允许。他只能私下贿赂交通部官员以获批准。
李国杰先买通交通部参议黄居素和航政司司长蔡培，向他们交底，请他们帮忙。出卖码头给外国，本有些离谱，报到交通部高层之前就被有关司局斥回，是完全可能的。但黄、蔡预料必有重金好处，就为他扫清了道路，把呈文报到了交通部次长陈孚木手上。
出卖码头和仓库是一出好戏，在这出戏中演出的没一个好人，人人盘算私利，互相勾心斗角。最后一败涂地、罪责加身的，只有李国杰。
三
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和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枢铭是广东老乡。1932年8月，陈枢铭失势，出国“考察”，交通部长其时由内政部长黄绍竑兼任。陈孚木觉得自己也前途已尽，时刻考虑的是怎样大捞一把以便去职之后还有退路。李国杰要出卖码头给外国的呈文一拿到手上，他眯起了眼睛，觉得大好机会来了。
在此前，那个航政司司长蔡培和参议黄居素已经在这笔生意上挖下一笔。蔡培看到黄居素递来的李国杰呈文上写卖码头可得款100万两白银，就对黄居素说：“何必说100万两银子呢，100万元不行吗？”黄居素立即心领神会——100万两银子相当于128万元，这样一报，就多出了28万元不在出卖收益内，可以私分。于是黄居素授意李国杰，叫他重写呈文为“100万元现钞”。
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李国杰当然同意，立即改动呈文。这笔瞒报的钱由陈孚木、蔡培、黄居素和李国杰均分。到该年10月，出卖码头和仓库办妥，黄居素首先提去了属于他的7万元。
交通部次长陈孚木的胃口可绝不只在这区区7万元。他始终对李国杰出卖码头未置可否，交易进行中既不制止也不说同意。李国杰一直把他的态度理解为默许。到了出卖交易刚办妥时，陈孚木以官方身份电话通知李国杰：速汇70万元给部里，作购买交通器材之用，一星期后归还。李国杰虽然觉得这个数目实在太大，但转念一想，刚刚卖得一笔大钱的时候陈次长就来公务借款，这不正是他和交通部对出卖码头的认可吗？本来他对陈孚木始终不表明态还感到心里发虚，这下顿时踏实了，于是立即将钱汇出。
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孚木收到70万元支票，马上化名将这笔巨款存入外国银行，然后弃官乘船跑到澳门定居，开了一个大赌场，惬意地做起了富豪大老板！
发觉上当的李国杰目瞪口呆。他无法就此事上告，因为出卖码头是行贿陈孚木才办成。现在他只有吃个哑巴亏，把此事捂住，再自己想法把这70万元的亏空填起来。
然而，这个漏子捅大了。他得罪过的杜月笙和张啸林立即知道李国杰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二人马上上庐山向蒋介石告发。
赵铁桥被暗杀之时，蒋介石和戴笠知道和李国杰有关，但没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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