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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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张家负担能力，一再请求再减，谈判陷进了僵局。
被囚的张元济绑匪命四人看守，其中二人一老一少，老的似乎有病，咳嗽不止。张元济被安排睡一张破床，而看守者睡地上，在深秋夜间只能相偎取暖。
张元济与他们攀谈起来，问他们干这种不要本钱的买卖，一定所获甚丰吧？看守老头叹道，这事又缺德又提心吊胆，可钱到我们手上又能有几个呢？要不是没有别的活路，谁愿干这个啊，在家里都是说在外做小生意呢！张元济观察着他，关心地说你身体象有病，该看医生啊。老人更加叹气，说穷人哪有看医生的钱，拖一天是一天，死了拉倒。
张元济对他十分同情，就说：“我粗通些医道，给你开副药吃吃试试吧。”说着拿起绑匪要求他写信的纸笔，写下一个药方交给老头。老头双手颤抖着接过，眼角泛出泪光。
其他看守都对张元济产生了崇敬，也谈起自己身世，都是讨饭出身、失业已久之苦命人。张元济对他们深表理解和同情，劝他们一有正路还是赶快洗手，他们连连称是。在这期间，看守发现张元济里面的绒线衣上有个洞，这哪是富人的样子，觉得头领这次是真的绑错人了，对张元济的好感中又多了愧疚。
10月21日，叶、李二人又手持张元济亲笔信与张家谈判。信中说在被囚期颇受优待，不必担忧；现在赎金已降至2万元，请尽快设法筹齐。
绑匪实在想不到这回绑的竟是这么个“阔佬”，虽然那么大名气，却居然2万元依然凑不齐！张家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只筹到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解囊相助，好不容易也凑了5000元，合计1万，离绑匪开的价还差一半！
张元济的侄儿将这1万元钱交给叶匪，恳求就此赎票。为绑错人而懊恼不已的绑匪看实在榨不出啥油水了，就于10月23日将张元济释放。
在虎口度过6天之后，张元济获得了自由。临走之时，看守他的人依依不舍，紧握着张元济的手对他说：“等我们改邪归正之后，再来见您老！”
张元济对自己这段经历啼笑皆非，被绑期间写给好友高梦旦的信中说：“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
由开价30万元，降到20万元，再降到15万元，然后降到2万元，最后以1万元安全赎出，对于绑匪来说，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也是绑票案中的罕例；而被绑票期间，“肉票”居然与匪帮看守结下了友谊，对他们进行了感化，这番情景更是少有。所以说，文化名人张元济被绑是绑票案中的“喜剧”。

四
看过了荣德生的“正剧”和张元济的“喜剧”，现在该来看看绑票案中的悲剧——1940年，杰出的民族企业家、“化工大王”方液仙被绑架杀害。
1893年生于上海的方液仙祖籍浙江镇海，他出身商贸世家。少年的方液仙酷爱化学，对化学工业尤其感兴趣。1912年，20岁的方液仙拿着母亲给的1万元钱，在上海圆明园路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
创业之初的方液仙有过相当长一段艰难时期，连续几年，他的产品虽质量优良，却总打不开销路，曾对朋友抱怨：“我们的东西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到1919年，借助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倡用国货”的东风，不到两年时间扭亏为盈；此期间他又得到四叔方季杨的大额投资，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923年，方液仙推出中国最早的国产牙膏“三星”牌牙膏，这种牙膏的口感、香味和使用效果都极佳，且只售2角一支，比7角一支的美国“丝带”牌牙膏便宜许多，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民国时一个著名的民族品牌。1949年后中国牙膏生产基地、著名的上海牙膏厂，前身就是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的牙膏生产部门。
方液仙经营出的民族化工品牌还有“剪刀”牌肥皂、“三星”牌蚊香和“观音粉”、“味生”两个牌子的味精，这些产品都行销一时，不但国内同行无法争锋，还把日本和欧美的同类洋货都挤出了市场。
方液仙生意越做越旺，1931年到1940年，中国化学工业社收益年胜一年，号称“十年全盛”；到1940年，他身兼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健华化学制药厂董事长、开成造酸公司董事长等一系列负责职务，不仅在上海是商界领袖人物，在全国都大名鼎鼎。
方液仙是一位有爱国心的民族企业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在化学工业社厂区办起伤兵医院，支持十九路军；1937年〃八·一三〃抗战打响；他再次出资创办伤兵医院，并聘请著名外科专家为伤兵诊疗。
1940年的上海，华界处在日本占领和汪伪政府统治下。方液仙便成了日本极力拉拢的工商界名人，日本多次游说方液仙，要以极优惠条件和他“合作经营”，被他拒绝；汪伪政府也希望他加盟，陈公博派人劝说他出任南京汪伪政府实业部长，方液仙说：“我是开厂做生意的，不懂政治，只会经商，当不来大官。”不但不从，反而劝告来人不要与汉奸同流合污。
政治上不与日伪合作，经济上又富甲一方，这两个条件正好是一个邪恶力量的绑票对象——这个邪恶力量就是汪伪特务组织。
汪伪政府在南京，其特务总部却在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这个简称为“76号”的地方是出名的魔窟。76号大头目是李士群，他手下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向他进言，说方液仙是如何如何有钱，且他不和日本合作，正好可将其绑来，以此为罪名狠狠敲一笔。李士群深感可行，一番策划，方液仙的没顶之灾就要来临。
方液仙本来就树大招风，又以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出名，亲友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的妻子钱彬英就劝过他出国。方液仙认为反正我只做生意，其他不问，日本人也不敢将我怎样。他没想到，日本人倒未必要他的命，他的76号内的“同胞”却在对他的财产垂涎不已，绑票魔爪就要伸到他头上。
1940年7月24日晚，方液仙接到一个熟人电话，说有南洋来的一位巨商要和他洽谈生意，于是双方约好次日上午在国际饭店见面。7月25日早上，方液仙如约出门，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那个谈“南洋”生意的电话就是76号设下的计。这天早上，绑匪们埋伏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方宅门边，方液仙的汽车一出院门，众绑匪一拥而上，挡住汽车去路。方液仙的保镖立即掏枪，被绑匪头目顾宝林连开七枪当场打死。拥进车内的绑匪挟住方液仙，逼迫司机朝西开。
方液仙知道碰上了绑匪，狂呼“有人绑票！”；绑匪拿枪顶住他，勒令不得出声。方液仙不管不顾，拼死呼喊。绑匪慌了手脚，一枪打在他小腹上，方液仙重伤昏死。
方液仙被绑时的喊叫被方宅和周边听见，几个仆人及租界安南巡捕闻声举枪冲来。情急之下，绑匪将司机一脚踹到车下，自己开车掉头往东，一路疾驶而去。
方家焦虑万分，四处报警。面对如此猖獗的绑匪，星加坡路一时风声鹤唳。警方多方打探，没有一丝线索；方家苦等绑匪来电来信联系赎人，也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人们不解于绑匪为何在绑票成功后不联系其家属勒索钱财，哪能想到这回绑匪是76号的特务组织；他们绑票同样是为了钱，可方液仙落入他们之手以后，因坚决不合作，不几天就被折磨而死！
绑走方液仙后，看到租界巡捕追来，绑匪没敢直接把车开到76号，怕跟接到报警的租界巡捕房警车迎头而遇，他们把车开到景云里22号特务组织的又一据点。顾宝林给方液仙打了一针麻醉剂，致其再度昏迷后再悄悄运到76号交给吴世宝。
“肉票”到手，吴世宝欣喜若狂，当晚赶回76号，对苏醒过来的方液仙说，你是因为和重庆蒋介石方面有联系才“被捕”的，现在赶快“认罪”；然后，吴世宝露出绑匪真面目，要方液仙写信回家，叫家里拿钱赎人。
不料方液仙根本不吃这一套，严词拒绝其一切无理要求，并痛骂吴世宝这伙人就是匪徒！吴世宝恼羞成怒，抓起皮带朝方液仙劈头盖脑拼命抽打，又拿水管从方液仙鼻子里给他灌了一肚皮凉水。本就枪伤在身、失血过多的方液仙经受如此折磨，顿时奄奄一息，被转移出76号不几天就含恨停止了呼吸。
“肉票”已死，李士群严命不得承认绑架方液仙一事。
久等绑匪联系而不得音讯的方家乱成一团。方液仙的妻子钱彬英没有想到此案出自特务之手，只连连朝黑道打听，还专门找了黑社会头号人物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
消息最终从一个叫李祖莱的人那里透露出来。李祖莱是杜月笙门生，又是汉奸特务组织成员，他还是吴世宝妻子佘爱珍的情人！钱彬英本是托他在黑社会中打听，他却从佘爱珍处无意中知道了方液仙在76号，立即通知了钱彬英。
钱彬英一听事关76号，不敢怠慢，赶紧开出几张汇丰银行的巨额支票，亲自赶到76号头目李士群家中，开门见山说我家先生被你们抓起来了，请帮忙放人。李士群故作惊讶，又“愤怒”地质问钱彬英从哪里听来的谣言。钱彬英不在话上和他多缠，递上巨额支票，只说烦劳帮忙。
李士群明知方液仙已被手下杀害，却照样心安理得收下这一大笔钱，说“帮忙调查”；付出了钱的钱彬英还是见不到丈夫，再求李祖莱，李祖莱已从佘爱珍处知道方液仙已死在吴世宝手上，不好直说，只叫钱彬英去找吴世宝设法。
于是，黑心的吴世宝杀害方液仙之后，又堂而皇之从方妻手中收下一大笔钱，以“好心的帮忙者”的身份去“调查”方液仙身在何方。最后，他让李祖莱转告钱彬英，说他经过“多方调查”，总算知道方液仙已经死了，谁人所为“探查不清”，方液仙尸体在万国殡仪馆。
方家付出一二十万的巨款，所得只是方液仙一具冰冷的尸体。绑架杀害方液仙的汉奸特务，在方液仙死后照样向焦心如焚只求人票平安的方家收索大笔金钱。这样丧尽天良的行为，就是专干绑票案的惯匪也做不出。按绑票团伙的规矩，得了赎金，立即放人，荣德生案和张元济案都是这样。这是为了绑匪的“信誉”，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不管出不出钱，“肉票”都是死，就不会按勒索交钱，只会报警严缉绑匪了，这只会断了绑匪的财路。
76号贪婪而毒辣的汉奸特务们却没有任何“规矩”。每一起绑票案本都是悲剧，但象方液仙之死这样的，是悲剧中的悲剧。
方液仙惨遭杀害后，中国化学工业社为了业务正常进行，对外密而不宣，仍以方液仙名义经营。但真相终究大白，上海企业界愤慨万分。不久，日本二战时官方重要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来上海做拉拢企业界人士的工作，企业家们找到了控诉出口，纷纷表示，和李士群、吴世宝这样毫无人性之徒怎可合作？日本人搞清方液仙案后，对此十分恼火，认为这些特务因私人贪欲而为他们的侵略起了反作用，又见李士群等势力越来越大，有养虎成患之忧。
于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胆敢抢劫日本银行的吴世宝先被日方毒死；到1943年，时任江苏省伪省长的李士群在百般防范下，还是被日本设计以一个饼干毒杀……
浪奔，浪流，滔滔黄浦江奔涌不休，带走多少上海往事。猖獗的“绑票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重读这一页风云，只会增加我们对良知、正义、秩序和法治的呼唤；同时，也愿每一座繁华都市的灯火，能照亮所有想过正常生活的人的本分愿望，不再在城市的流光溢彩背后，滋生出那么多的阴影和罪恶。




没落贵族的悲凉：先入狱后被暗杀的李鸿章长孙


一
英国人有一项特殊的崇拜：崇拜“贵族”。这个“贵族”并不简单就是有权有势有钱有名望的人，关键是要有“家世”；也就是说，必须是连续多少代都是高人一等的“人上人”，这才叫贵族。没有这个家世，即使你再威风八面，也只能叫“暴发户”了，英国人表面尊敬，心里是瞧不起的。
贵族的值得崇拜之处就在于，连续多少代的养尊处优，能让人形成一种脱尽平民习气的气质——所谓“高贵”。这个高贵气质是从金钱、权势、地位里来，但更是时间和历史的沉淀。真正贵族的形成条件是很苛刻的，所以人们常说，养成一个真正的贵族至少要三代人的时间。
中国晚清以来巨变频繁，权利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台，哪能留出三代人的时间去宽裕地培养起贵族呢？真正有资格叫贵族的，首先当然是溥仪及他的皇室，可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这支真正的贵族一下变成了落水狗，什么气派、风度都玩完；其次就是晚清重臣家族，然而民国建立后，国家的权力和资源转移到了一帮军阀手里，他们也失了势，贵族养成之路又被打断；民国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了一批新贵，可这批新贵的命更不好——民国短短38年就覆亡了，留在大陆的民国贵族的命运不用多说，历次政治运动就是以侮辱和摧残他们为乐，被整得连个人样都没有，还谈何“贵族”？
晚清有前后相继的两大重臣，即李鸿章和袁世凯。开始生活在民国的，李鸿章家族是孙子辈，袁世凯家族是儿子辈。
袁世凯做了四年民国大总统（其中83天“中华帝国”皇帝）死后，儿子里基本没有有大作为之人。那个野心勃勃的长子袁克定，在父亲死后继承大笔遗产，光现金就有40万大洋，全被花天酒地的他在短时间内挥霍殆尽，到1949年几乎已经是家徒四壁，要靠救济过活了。以“名士”自命的次子袁克文，算得上是位书画家，可同样花钱如流水，自己名下的财产也没顶住多少年，后来经常卖字卖画；他还加入青帮，成了辈分极高的“老头子”，吸毒嫖妓，无所不为，直到1931年42岁时病逝。
不过袁世凯的孙子辈大有出息。袁家骅、袁家骝皆为著名科学家，袁家骝夫人吴健雄，是有“中国的居里夫人”之称的大物理学家。当然，这都已经是民国走进历史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让我们从李鸿章长孙李国杰的经历，看看没落贵族在民国的命运。
李鸿章家族堪称晚清第一家。他是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的顶梁柱，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1901年11月7日，这位以兴办洋务和主持外交而引来诟病无数的安徽合肥人撒手人寰，临终老泪纵横，吟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做等闲看。”
李鸿章早年无子，曾以四弟之子为嗣，后得子李经述、李经迈。李国杰就是李经述长子。
因为爷爷的关系，李国杰深受慈禧太后宠爱，12岁就被授予二等侍卫；李鸿章死后，李国杰进见慈禧太后，老太太见到这位当年亲密战友的后人，感伤不已，拉着他的手说了很多话；1906年，25岁的李国杰任广州副都统，次年调镶黄旗蒙古副都统，1908年任农工商部左丞；1910年，承袭了祖父爵位的李国杰以诰封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一等肃毅侯授出使比利时大臣。
清朝的最后10来年中，李国杰以坐在惊马上一样的速度一路飞黄腾达，是否有其祖父一样的才干倒未见表露。只知在1909年，慈禧太后在东陵普陀峪下葬时，李国杰看到陵区树木上架有电线，且灵柩过处有人沿途拍照，即狠奏负责葬仪的直隶总督端方一本，致端方被革职。
在出使比利时期间，李国杰的出手阔绰在布鲁塞尔甚是有名，一帮比国无赖环绕于其周围，怂恿他大把花钱，从中渔利。1911年辛亥革命后，李国杰留任，几年下来，把公款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