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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林漫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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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将里面，王僧辨——僧辨（“南阳校书，去之已远，上蔡逐猎，知之何晚？”（以文种、李斯事喻其内有敬帝，而外求君，以致父子俱戮））平侯景之乱（侯景的死相很难看：“燃腹为灯，饮头为器”）却见戮于虞舜之后陈武帝陈霸先（“有妫之后，将育于姜”春秋时陈公子完奔于齐遂改陈姓）、胡僧佑（僧佑殁于江陵一役）、羊侃这几个人是应当注意的，其中，羊侃为守台城不惜将被敌军俘虏的儿子射死，最后自己也病死在城中（“有齐将之闭壁，无燕师之卧墙”喻其事）。最值得注意的是柳仲礼的降魏，这个人仅仅因为败了一仗，便从此一蹶不振，还大肆荼毒百姓，最后降了魏，一世英明，付之东流（“功业夭枉，身名埋没”）。论者以为梁祸始于朱异，成于仲礼。侯景这匹狼就是由朱异引入梁室的。鄱阳王萧范及羊鸦仁（侯景曾遣使邀鸦仁同反）察觉到侯景有异心，上奏，朱异却说“侯景数百叛虏，何能为役”，并不奏闻，后来侯景真的反了，他还说什么“景必无渡江之志”，耽误了许多战机（“宰衡以干戈为儿戏”）。和侯景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梁的王子，他便是临川王萧宏的儿子萧正德（“始则王子召戎”），侯景答应事成之后让他做皇帝，最后皇帝没做成，却落了个身败名裂（后来他确实后悔了，写信给鄱阳嗣王萧契，以兵入，结果事情败露（“遂师言而泄漏”））。史家评价，梁室倾覆，皆由正德。
虞信读书太杂，化入赋中，有桀囚汤的典故（“竟遭夏台之祸”），舜囚尧的典故（“终视尧城之变”）——以喻梁武之囚，周昭王的典故（“乘渍水以胶船”），周穆王的典故（“君子则方成猿鹤”）——以喻梁室之败，王子乔的典故（“更不遇于浮丘，遂无言于师旷”），楚成王的典故（“待熊蹯而讵熟”），曹操的典故（“以爱子而托人，知西陵而谁望”）——以喻简文之死，还有冯唐（“不论于将帅”）、马武（“无预于甲兵”），班超（“为定远之侯”）、王歙（“为和亲之使”）、杜预（“平吴之功，壮于杜元凯”）、温乔（“王室是赖，深于温太真”）、陶侃（“空争米船”喻王琳运米而都城已陷）、顾荣（“虚摇羽扇”喻鸦仁身死抱恨），以及“湛庐去国艅艎失水”的典故，甚至还有佛祖降生的典故（“谈劫烬之飞灰，辨常星之夜落”）。最有意思的是“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一句下有注云：“落帆、藏船，避之也。按：王僧辨平郢州，萧韶为郢州刺史。《梁宗室传》曰：‘元帝封韶为长沙王、郢州刺史。韶昔为幼童，虞信爱之，有断袖之欢（汉哀董贤事），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看来，再博学的人，年轻时候也难免有荒唐之举的。
小勉的读书笔记（中）
两性关系对于植物的影响
翻了翻弗雷泽的《金枝》，一本讨论巫术的书。开头部分讲的是狄安娜（也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崇拜的起源，说是阿伽门农的儿子与姐姐一道把谋杀了父亲的母亲与奸夫杀死后，因受追逐而患了疯病，得到神谕说必须将狄安娜的神像迎回雅典，才能痊愈，于是他们历尽辛苦，终于迎回了神像，并在内米湖畔建起了神庙，守护神庙的祭祀被称作“森林之王”，神庙旁还有一株大树，只有逃亡的奴隶才可以采摘它的枝叶，并与祭司决斗，如果胜利，就可以成为新的“森林之王”。另外，在内米湖一带还供奉着维尔比厄斯神，也就是希腊神话里雅典国王忒修斯的儿子希波吕托斯，因其恋情遭到后母的嫉妒，出游时所骑的马被波塞冬派来的神牛惊讶，跌下来给摔死了。后来狄安娜使其复活，并改名为维尔比厄斯，成为狄安娜的终身伴侣。弗雷泽推测维尔比厄斯便是第一代“森林之王”。弗雷泽接着举了大量的实例，证明早期人类的国王是兼任巫师的，人神是一体的。然后又用实例引证出早期人类的树神崇拜，特别是橡树崇拜，比如欧洲一些地方的古代法律严禁剥树皮的行为，被罗马人称作野蛮人的古代日耳曼人就将犯有这种罪行的犯人的肚脐钉到树上，并驱赶他绕着树跑，直到肠子全部挂到树上被剥掉皮的地方为止。弗雷泽接着推测出狄安娜与维尔比厄斯便是橡树神。那么，为什么必须不断有人杀死“森林之王”并取而代之呢？弗雷泽解释道，“森林之王”虽然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存在，但也是有肉体的，有肉体的东西必然会死，希腊的神祗都会死，宙斯会死，酒神也会死，因为“森林之王”的生死关系到自然的运行，所以必须不断有年轻的肉体取代衰老的，来承载灵魂，以保证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古代有许多地方，特别是非洲，就有这种处死国王的习俗，在瑞典，国王每过九年就要献祭出自己的一个儿子，以代替自己去死。在日本，会有一个人假扮成树神爬到树上，另外一个人拿着斧子在树下说：“快说！来年会不会结满树的果子，要是不行，就砍倒你！”那个假扮树神的人便回答道：“千万别砍！来年一定多结果子！”古人确实看到生殖与植物的密切关系。这种古代风俗的遗迹一直保存到《红高粱》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在与“森林之王”决斗之前，为什么必须折下一段被称作“金枝”的树枝呢？弗雷泽于是引出了巴尔德的神话。巴尔德是北欧神话中最高神奥丁的儿子，一天，他做了一个梦，预言他将死于非命，于是他的母后便要世界万物都立下誓言，绝不伤害巴尔德，只有槲寄生没有发誓，喜爱捣乱的火神知道这件事以后，把槲寄生交到双目失明的黑暗之神手里，说现在世界万物都伤害不了巴尔德了，众神都在向巴尔德投石、射箭，如果你不这么做，就是对神的不尊重，于是黑暗之神将槲寄生向巴尔德投去，于是槲寄生刺穿巴尔德的胸膛，巴尔德便倒地死去了。顾名思义，槲寄生是一种寄生在其他植物之上的植物，古人以为能治百病，还可以驱邪避祸，治疗不孕不育症，实际上槲寄生远没有那么大的神奇，古人大概以为它高悬于树，地上的灾害都碰不到它吧，所以古人认为树木的灵魂就寄托在槲寄生里，如果不把槲寄生除去，树木便百害不侵，所以古人在砍伐树木之前一定要除去槲寄生，这就是折取“金枝”的来历。
与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
“卡拉马佐夫，我们爱你！”一个声音，好像是卡尔塔绍夫的。“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大家也都齐声应和说。有许多人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乌拉，卡拉马佐夫！”柯里业兴奋地欢呼说。“永恒地纪念死去的孩子！”阿辽沙满腔深情地接了一句。“永恒地纪念！”孩子们又齐声说。“卡拉马佐夫！”柯里业说，“宗教告诉人们，我们大家死后会重新复活，互相见面，一切人和伊留莎都可以见到，这是真的吗？”“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快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卡拉马佐夫兄弟》
他们终于自己会明白，自由和充分饱餐地上的面包是二者不可兼得的……他们也将深信，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成性的，你答应给他们天上的面包，但是我再重复一句，在软弱而永远败德不义的人类的眼里，它还能和地上的面包相比么？就算为了天上的面包有几千人以至几万人跟着你走，那么几百万以至几万万没有力量为了天上的面包而放弃地上的面包的，又该怎样呢？是不是只有几万伟大而强有力的人是你所珍重的，而那其余几百万人，那多得像海边沙子似的芸芸众生，那些虽软弱但却爱你的人就只能充当伟大而强有力的人们脚下的泥土吗？——《卡拉马佐夫兄弟》
我们害怕在饥饿的、不毛的沙漠中受煎熬，害怕拿蝗虫和树根作食物，于是我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几万万，选择了驯顺，奴役，选择了甘愿受欺骗，因为做自由人实在太可怕了。可是我们还是会追问为什么活着，尽管四周全是面包，这是对的，但是结果怎样呢？你并没有接过人们的自由，却给他们更增添了自由……你不去提供使人类良心一劳永逸地得到安慰的坚实基础，却宁取种种不寻常的，不确定的，含糊可疑的东西，人们力所不及的东西……你希望人们能自由地爱……取代严峻的古代法律，改为从此由人根据自由的意志来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此你自己就为摧毁你自己的天国打下了基础，因为你拒绝了奇迹、神秘和权威，人们也就抛弃了你，因为这些叛逆者是喜欢做囚徒的，而你给了他们选择的权利，选择崇拜这个神或是那个神的权利，这是不被允许的——只能有一个牧羊人……我们拥护的不是你，而是他，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我们早就不拥护你，而拥护他，已经有八个世纪了。整整八个世纪以前，我们从他那里接受了你愤然拒绝的东西……我们改正了你的事业，把它建立在奇迹、神秘和权威的上面。——《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魔山上面呆久了，内感知就会变得奇异起来，时间会分配得很不均匀，或许时间只不过是某种错觉。我们身体没有对应时间的感知器官。如果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还会有时间观念吗？或许我们还能感觉到源源不竭的生命气息从我们肺里流过，我们确信我们存在着，这就是时间。
“不要再思考哲学问题了，我可怜的孩子。”
“您好，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我站起身。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点燃一枝烟：“你为什么不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呢？迄今为止，你还没有丝毫长进呢。”
“我的状况很不好，先生。”我们坐下来。
“青年人应该是最充满活力的，虽说不上无忧无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你应该学会享受孤独。你应该去疯玩、胡闹，打趣逗乐，做一切青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精神已经无法很好地集中起来了。”
“是啊，作为酒神流派的最后传人，你失去了激情，你胆怯了，你患了阳痿。怯懦是自私的同义词。”
“文学只是让人生好过一些，并且只是在最后，某种东西郁结于心无法发泄不得已才会诉诸文学，这类似于某种自慰活动。”
“你真的很喜欢她吗？”
“不，先生，不是这样的，我希求的只是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你太天真了。奴隶主可以和农奴讲平等对待吗？奴隶主说只有取得最大的福利总额才谈得上平均主义，怜悯是一种犯罪，托尔斯泰是个刽子手，奴隶们则不想改变目前的分配方式，他们觉得这样很好，改革实在太可怕了。功利的平均主义仍然是一种功利主义，按照西季维克的定义，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这是不对的。奴隶主不能凭藉天赋的优越地位占有绝大部分的分配份额，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一张无知之幕已经拉开，尽管那只是种假设的原初状态，我们可以对它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调整。在无知之幕下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能力，他们只是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行动方式，也就是在所有最坏的里面选一个最好的。他们不可能选择任何偶然性的原则，他们不愿冒任何风险，他们不愿冒既有可能做奴隶主也有可能当奴隶的风险，他们只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那就是差别原则，亦即只有在使最少受惠者受益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允许差别的存在。正义永远是优先于效率的，用康德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绝对的命令，任何选择正义原则的人都必须接受并服从它。你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凌晨四点钟的时候有一男一女在楼下吵架。”
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摇摇头道：“后来呢？”
“后来我就睡不着了。我拧开收音机，一个女人说：‘同性恋？那没有什么不好的啊？只是你不能一厢情愿地喜欢一个不是同性恋的人。’”
“可是你又如何知道谁是跟你一样的人呢？他们又不像该隐一样一眼就能认出来。”
“那女人说：‘我们看下一条短信，我二十二了还是处男，是不是不正常？我的女友不是处女，她是不是不贞洁？这位朋友，你说你二十二了还是处男，这不能说是不正常，只是比较少罢了，至于你女友不是处女就更不能说她不贞洁了……’”
“一位贞洁的女性，永恒的女性！哦，培尔·金特，你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吗？”
“我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完成不了了。”
“你们汉语是不大适合于这种文体的，长篇小说是纯西方的东西。外科手术也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把胸腔划开一个大口子在心脏上面动手术的外科医生，这是异教徒的做法，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
“您信教？”
“信一点。宗教和文学一样，只是为了使人生好过一些。”
“在今天，我们在俄罗斯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敬重谁。您得承认，不知道应该敬重谁，这是一个时代的可怕灾难……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老陀那个时代的焦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这种焦虑最集中地体现在佐西玛长老的尸体发臭这样一件事情上。我重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有关佐西玛长老的部分，第一次看的时候只是将他作为一个次要人物，与主要情节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物，这次看才发现，这个人物是如此的重要，老陀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全都体现在这个人物的言行之上了。老陀塑造人物的方式和狄更斯这种作家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好坏分明的程度要模糊许多，无疑，对于佐西玛长老这个人物，老陀完全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塑造的。在佐西玛长老出场的时候，我们便读到他对老卡拉马佐夫的说教，告诫他不要贪财，不要淫乱，接着是对信仰坚定但产生了困惑的农村妇女的说教，要她们坚信只有爱才能解除她们的困惑，要她们坚持忏悔，接下去又与伊凡等人讨论政教合一的问题，德米特里出场，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几乎闹到与老卡拉马佐夫决斗的地步，直到佐西玛长老在德米特里脚下俯伏跪拜为止，这一部分结束。我们看到，在这最后一幕发生之前，佐西玛长老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是完全符合他的神职身份所要求的。然而，这最后一幕，这使人震惊的最后一幕，到底象征着什么呢？是像拉基金向阿辽沙所说的那样，阿辽沙所最最敬爱的佐西玛长老是在向魔鬼，在向邪恶跪拜吗？老陀的思想就像他自己和他笔下人物（斯麦尔佳科夫、梅思金）不时发作的癫痫病一样不确定，难以琢磨，或许这些都可以在伟大的威廉·布莱克那些惊人的诗句中得到解答：“之所以弥尔顿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显得束手束脚，之所以他在描绘恶魔和地狱时显得自由奔放，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魔鬼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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