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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梦？是醒？-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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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三）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刘少奇说他“不晓得”；*、周恩来等说他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们则更是“狗咬刺猬”——不知如何下口。怎么办？我们只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跟？只能是毛主席怎么指示，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怎么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何说，就照猫画虎地去做。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就组织兵团战士参加“海港大会战”（同码头工人一起装船卸货）；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我们联合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声讨兴海市最大“走资派”——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好秋收》，刚刚为抢救危重病人献了二百毫升血的我就带队下乡参加秋收，累得昏倒在田埂上；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我们立即组织“讲用会”，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事情千头万绪，问题成堆成串，我们每天像被鞭子抽打着的陀螺样不停地旋转，旋转……不过，斗争的大方向我们是时刻不会忘记的——我们念念不忘“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基层单位最大的权力机关、最高的领导者。全中国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几乎都如出一辙地“压制了群众”、“打击了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也就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因此，神州大地到处硝烟弥漫。此时大多数群众、干部还是保党委的，“造反派”想了解、落实一个问题常常是很不容易的。有时我们院内校外连跑几天，都拿不到一份儿可以写张有“分量的”大字报的材料。所以，在当时，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的负荷都是空前的、超限的。但我们毫无怨言，也无半点儿懈怠。那时候我们真是将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别的不论，单说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一事，即可见一斑。当时，有哪一个红卫兵，有哪一个中国人不想见见毛主席？那是怎样的荣耀，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幸福的一件事啊！人们会握住跟毛主席握过手的人的手，又哭、又笑、又蹦、又跳，那心是痴迷的，那情是疯狂的。我何尝不是？林书梅又何尝不是？还有许多同学也何尝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和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两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到地方党委请愿，他们得不到答复就坐在机关门外不走，即所谓的静坐。于是九月五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文化革命运动的通知》。于是各地红卫兵相继进京。开始还有组织、有计划、分期分批，后来管束不住了，谁有本事挤上火车谁就去了。实际上，当时进京也并非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当然除了见毛主席满足夙愿这一层。车厢里拥塞、燥热、憋闷、烦渴、饥饿、疲劳、困倦、空气污浊的感觉好受吗？装在沙丁鱼罐头里的沙丁鱼好受吗？听说有年纪小的红卫兵就死在了路途中。然而，他们以最大的毅力忍耐着，他们的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真的是想去见毛主席和参观首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游山玩水的也不是绝无仅有。不过，到后来，全国大串联开始，确实有很多红卫兵借“革命”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了。他们既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也冤枉铁道部门承担巨大压力腾出列车、疏通道路和各级地方组织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接待了。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红卫兵，前后八次共接见红卫兵和师生一千一百万之多！ 而我和林书梅等几名同学因为忙于学校的“运动”，始终未能脱开身去见一见毛主席，更勿说到哪里去玩一玩了。这件事是我们终生的遗憾。啊，不，不是“遗憾”，而是懊恼和悔恨——早知我们积极投身运动的结果是如此这般，当初何不周游中国，悠哉、快哉，而且可能减少了许多错误。唉，知道尿床，谁还睡觉？
林书梅，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真是不值，太不值啦！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四）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林/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十月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期社论更明确地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用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并发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从此，“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新的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有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来京的十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治部根据*副统帅提议发出的紧急指示，这份经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修改、毛主席审定批准的文件中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同时，党中央还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评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明确宣称：“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他还说区别两条路线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说：“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他还鼓吹：“革命的群众运动，它是天然合理的”。他指名攻击刘少奇、*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陈伯达、林/彪这两个讲话，经毛主席批示：“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如此更助长了全国性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上述种种，无疑是在给红卫兵之树浇水、施肥和往丫杈上注射生长素、催化剂，使之加速生长、异常繁荣；无疑是在给红卫兵加油、打气和发放通行证、尚方宝剑。于是红卫兵之树益发畸形；于是红卫兵益发疯狂、嚣张、暴戾、无法无天……
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就合法化了；从此，少数红卫兵开始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扇风”、“点火”和“炮轰”、“打倒”基层领导干部，批判斗争的范围逐渐扩大；从此，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领导部分被触及，而各大、中专院校的党委、党支部都被“火烧”着、“炮轰”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我们兴海医大造反派召开千人“彻底批判医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把上自校党委书记、校长，下至学生辅导员、个别学生干部，还有一些“陪斗”的教授、专家、学者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共计一百八十余人，黑鸦鸦的一大群都揪到台上或台前示众。他们一个个头戴白纸黑字的大尖帽（其中有几个被剃了半阴半阳鬼头的人则免去了高帽），项下挂着白底黑字姓名上打着红 X 的大木牌子，还有胸前吊双大破鞋的……这些人分别“罪行”轻重，或“坐喷气式”或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紧跟着又进行了“游斗”，千余人的队伍也差不多是浩浩荡荡了。党委第一书记打头，手上比别人多了一面小铜锣，走几步，敲一下锣，喊一句：“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XXX”。接下去依次是党委副书记、校长、副校长……每人自报家门，属相（罪名）。红卫兵佩着鲜红的袖箍，雄赳赳气昂昂地或在队伍两边执行“保卫”和监管（不让闲人靠近、防止对立派“抢人”，有不规矩者适时地踢上一脚以警告），或跟在队伍后压阵，不时喊口号示威。最后还跟着一大群爱看热闹的人。“游斗”的路线不长，校内转一圈再绕校园外转一圈而已，比起外校的马拉松游斗、乘大汽车游斗简直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
在这里我要一说的是那些平日威严十足的教育人的人、威风八面的领导人的人，现在一个个唯唯诺诺俯首贴耳，连基本的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更没有法国保皇党被押上断头台临刑时的凛然气概。当时我们“造反派”红卫兵扬眉吐气，感觉这是大快人心，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现在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时侯没有人真明白那个世界是怎么了，人们都怎么了，他们完全不知所措。一些人也被眼前的情势所迷惑，真诚地认错领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直到一九七四年复出时还承认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也许是违心的话，既便如此，也足以说明彼时的情势）；还有，他们不敢与自己对面的人相对抗（他们面对的不是敌人，是群众，是伟大领袖亲手扶持的革命派），这就是群众运动的威力，所以伟大领袖发动了这场由下而上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亲痛煞（五）
一九六六年末，各个学校的党组织都瘫痪了。“保皇派”组织惶惶不可终日，最最铁杆分子都缄默了。其中一些人先后使出了“回马枪”——造他们原来死保的党委的反了。不过，我现在和当时都不认为这种天翻地覆是我们“造反派”的功劳，这一切完全是中央自国庆节以来的一系列的举措的结果。说老实话，运动发展到这时，傻瓜都看明白了伟大领袖所要的运动是什么样子了。当然也有极少数人还是拗着干，那就是有意，就是“别有用心”了。
首都是榜样，形势发展最快。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红卫兵第一次点名批判刘少奇，至此，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似的人物”就被正式送上了历史审判台。
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并不满足于此，又出台了将“运动”推向更深更广的策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以党中央名义发出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修改定稿的，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工业十条》。此文件规定：工人可以进行“革命串联”，“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学生可以到“工矿串联”。于是“文化”的“大革命”就扩大到了全国的工交财贸各战线部门。十二月十五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的指示（草案）》（简称《农村十条》）。之后，“文化”的“大革命”就正式扩及全国广大农村。红卫兵则以“先知先觉者”、“救世主”的姿态杀向了工矿企业、工交财贸各战线部门和广大农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的意见（初稿，供讨论用）》，提出“党政机关是这次*的重点”，“对党政机关的当权派要进行阶级分析……”“革命干部对危害革命的领导不能无条件接受，而应当进行抵制”，“机关干部在无产阶级*中，可以建立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应该允许革命干部在本机关、本地区以及同一业务系统内进行革命串联，以交流经验，互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应当欢迎学生、工人、农民到机关革命串联”。于是党政机关干部开始起来“造反”，连公检法各部门都成立了“战斗队”，机关内外搞起了大串联，泄露了大量国家机密。这时，大批红卫兵、学生和一些工人开始从本单位杀向机关，他们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振聋发聩的口号对上级党委、党的领导人进行“炮轰”、“打倒”和“批斗”，还采取了示威、*、围困、静坐和进驻等更激烈的方式。有的还以种种借口、“理由”冲击、围困、砸毁报社和电台等。
“运动”发展到此期，“保皇派”，即使“铁杆分子”也开始造党委的反了，也毫不客气地向“走资派”开火了。而且“造反派”已经不是学生的专利。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造反”了，全中国的天下都大乱、特乱了。
至于哪些干部是“走资派”、该打倒，各组织、个人的意见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各派群众组织都发生了大分化。北京的红卫兵就分成三个部分，成立三个了司令部。
至此，“造反”的巨澜冲击着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各地各级政府。按《十六条》的标准，各级党政干部几乎都成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于是他们被批判、斗争、体罚、刑讯、污辱，被挂大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其声势、威力影响比解放初期斗争恶霸地主大得多，何止十倍百倍；这时，全国各地、各级党、政一把手几乎毫无例外地被拉下马，在接受群众批斗、审查。其他党、政领导干部除了少数参加“造反派”的之外，其余的人不是被“打倒”，关“牛棚”，就是“靠边站”了。而革命了多年的他们绝大多数人本身也都在云里雾里，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哪条线上的人了，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与哪根弦挂上、与哪个人挨着靠着，而受到株连。他们绝大多数，包括中央的高级干部，都承认自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其中一些人的态度还确是真诚的，有的党员竟然自己把自己的入党志愿书焚毁，还声明他“不参加修正主义的党”。这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文化”的“大革命”进行到此时，全国各地跨地区跨行业的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行使着各种权力，而地方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几乎全陷于瘫痪，日常工作差不多处于停顿（野战军除外）。整个神州大地完全处于真正的更可怕的“hongse恐怖”之中。
不过，这时一些红卫兵，包括我，产生了困惑：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群！这些家伙多数也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的，还有的是老红军，他们为什么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自己否定自己呢？我想起我校一位“浩劫”初期被党委清理出来的残腿的宣传部部长说的话：“我为什么要反党？我这条腿是打国民党时丢掉的，国民党过来能饶过我吗？一条腿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能挣到饭吃吗？我为什么要反党？因为她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很优厚的待遇、很好的工作？我真他妈的混蛋透顶！”按常理，像他这种人是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唉，也许弄错了吧？任何人也难免有错，任何组织也难免失误啊！这么大的运动有点儿偏差可以理解，洪流经过砂石、泥土和任何东西皆可被卷走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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