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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自说自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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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用构思创作只要花一会儿工夫信笔涂鸦一幅画就出价逾万元，这又符合何种价值规律？这种“劳动”、“智慧”，除了在强化盲目崇拜和加大贫富差距，对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究竟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三是退一万步说，即使承认其以画换取重金暴富合理，是否具有公民守法意识自觉交纳了个人所得税呢？
即使以上三点全部豁免，不违反任何法规，也不属有违道德，但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还有境界、品位高低之分，有高尚与低俗、伟大与渺小之分。我们无权去干涉后者，但我们应当对其作出分辨和评判，有所倡导，有所鄙视。郑板桥也卖画，是因其“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没了“工资奖金”，以卖画为生；也按画幅大小，标价收润笔银两，但“他乐于帮助穷人，书画所卖得的银两往往随手而尽，最后在贫困中逝世”。还有如当代山东艺术学院青年画家蔡玉水，以十年时间埋头创作了一高4米、长60米的巨幅水墨组画《中华百年祭》，凝练而又典型地表现了由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京大屠杀、铁蹄下的孩子、人证等内容，画了近四百个人物，展示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百多年的苦难，有强大的艺术冲击力，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许多参观者被感染得泪流满面。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热爱绘画艺术，是因为我能不断追求和发现真善美，我热爱教师工作，是因为我每天都面对一双纯洁的眼睛”，w先生现在的换了的“活法”，难道可以与郑板桥、蔡玉水的“活法”画上等号？
在当代流行的“活法”， 究竟有几人去细究和分辨、判别过它的具体含义？当代人喜欢追逐时髦新鲜，也就有人不断创造新的说法、提法，这似乎已成为漫及全民族已经形成一种特性，这种特性是自我愚化，混淆是非荣辱，在污染国民灵魂，腐蚀着民族的脊梁。
“换一种活法”，是否应配上另一句现代港台电视剧中人物为坚持自己选择常说的一句话：“我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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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不染”、“别样红”（1）
荷花有“君子花”的美名，因有“仙姿丽质”，被文人雅士们认为有纯洁高雅的品格，还被佛教认为是报身佛所居之“净土”。荷花入诗文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诗经》中就有“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花）”的佳句，屈原的《离骚》中也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浪漫想象。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以诗咏荷花者比比皆是，有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龄等一流的大诗人；以后到宋代，用诗文赞颂荷花者，有苏轼、欧阳修、柳永、晏殊、黄庭坚、秦观、杨万里等文学大家。其中则以宋代杨万里的七绝《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和周敦颐文《爱莲说》最为有名，对于后世人认识的影响也最大。
周敦颐的“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杨万里的“映日荷花别样红”句，以其独特而又耀眼的光芒，使历代赞颂荷花的其他诗文黯然失色；凡读书识字者几乎无不知晓，还被广为引用，对后世人思维的影响无可估量。例如，许多国画家，其中有潘天寿那样的国画大师画荷花，画面都写上“映日荷花别样红”句点题。我原也是钦佩赞叹了几十年，并且在口头上引用过。五年前忽然心生疑惑了。
固然，杨万里“别样红”的“别样”确实能给人特别新鲜的感觉和特别深刻的印象。然而我很纳闷：这“别样红”究竟又是什么样的红？按词义说，“别样红”，并不是指定的某一种红，其含义很广，可包涵千种万种红；但也可以说什么红都没指，这就有耍花腔之嫌了。这荷花“别样红”是因为“映日”，那么我又想不通了，不由得又要钻一钻牛角尖，试问：红色的芍药、牡丹、桃花、月季、郁金香等“映日”，是否也“别样红”呢？再说，这种“别样红”，潘天寿先生等画家又是通过何种敷色技巧在画上表现出的呢？我看潘老先生也是没有用心想过怎样表现别样红，不过是凭概念盲从地贴标签罢了。当然，这种贴标签式地套用古诗词，不是潘老先生发明，是中国的无思考概念化的绘画传统。
周敦颐的“出污泥而不染”流传更广，其意是比喻为人——尤其是为官的高洁品性，其用心无可非议。但是比得似乎也不甚恰当。所贬谪的污泥，恰恰是沃土，饱含着养料，莲藕赖其生长，荷花赖其开放。再则，与荷花同样生长水下的污泥里的植物，如荸荠、慈姑、红菱，是否都被染了？自然界植物生长靠泥土，而且泥土越是肥沃便越“污”，改革开放之前的历代农民，罱出河底污泥，挖草塘用草、泥相拌腐烂发酵，积聚人粪和猪粪，用这些自然肥料沃田，稻麦蔬菜也是出自污泥嘛。哪种植物不是长在“污泥”里的？哪种植物又不是一经洗涤便洁净的？哪种植物是出污泥会染的呢？“染”与“不染”的区别，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是杜撰的空洞概念。
真要辨清荷花出污泥染还是不染，如果按当代人掌握科学规律论，不仅不是不染，而是极容易染。2003年8月4日《新民晚报》载文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三废”排放量逐年增多，莲藕在污染的环境里生长，能吸收、转移和富集铁、锰、锌、铅、镉等多种金属元素，其中镉的毒性较大。莲藕不还在“吸毒” 吗？
当然，我们不能超越历史要求宋代的周敦颐能懂得现代科学。但他是理学开山祖师，哲学家，思维应该是严密的，对事物的性质判断，竟未用哲学的头脑思考分析，未达到他那个时代可以达到的扎实程度，就难免令人大惑不解。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荷花“不染”、“别样红”（2）
按宋代那个历史时期人类的认识水平，周、杨的名句也许确实应算非常出色的。我这些观点，当然会令一些朋友不以为然，认为“不能把科学常识硬套艺术想象，科学规律与艺术规律是两码事”。说老实话，这话我还真不大弄得懂。我对周敦颐、杨万里两位的名句的质疑虽是用科学规律，但终究说了具体理由。既然不能硬套；那么那些朋友是否能以艺术规律来帮我解惑呢？艺术规律中哪一条？艺术理论上怎么分析欣赏让人信服？什么道理也不说，只用一句“不能把科学常识硬套艺术想象”的空洞大概念来反驳，我会感到仅用空洞概念压人，终难心悦诚服。如若那样，艺术本身便没了规律，也没了具体标准，张万里、李万里、王万里提出无论什么红，张敦颐、李敦颐、王敦颐提出无论什么出污泥而不染，都可与周、杨同样是出色艺术比拟艺术想象了，衡量标准在哪？ 也要以理服人才是。
其实我并不是要批周敦颐、杨万里的名句，我知道它们在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是铁铸铜浇的。我确实不自量力。
我真正困惑的是，为什么国人一代又一代一直奉其为经典广为引用，为什么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影响竟这么大？国民似乎天生就喜欢这样套用“经典”，如“*”时期，会上讲话或报上文章，或引用马、列、毛语录，或摘抄毛泽东诗词和古诗，似乎就添了“文采”。这种引用大都仅仅是一种附庸风雅，一种时髦的装点，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恐怕没有几个人是真诚地理解体会了它们的真意并且融进自己的思想、心灵。这种不求甚解盲目信奉和引用，闹出口头念 “宜将剩勇追穷‘冠’”的笑话来，就不足为怪了。在口头或文中常提“出污泥而不染”者，不知有几人真正深切地体验它的艺术魅力而受到陶冶，心灵真的受到了它的触动，当真身体力行“不染”了呢？对生活中真正的不染者，内心究竟有几分敬仰呢？会不会有许多人，一边为“出污泥而不染”一说理直气壮辩护的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心里认为那种不染者是傻瓜、不合时呢？
不久前《报刊文摘》有文说，美国布·艾维斯、日本大藏一郎等多个国家的学者，都觉得“中国根深蒂固的引文文化并未因此消失”可笑；阿根廷学者安·西雪丽亚挖苦中国学者：“挺爱援引我们拉美作家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博学……估计下一阶段，他们就该引用爱斯基摩人的格言了。” 这种讽刺和鄙夷已到十分辛辣的程度，笔者作为中国人的一员而感到羞耻。那些外国学者取笑中国学界，可能还不知，这种引文癖作为一种遗传基因普遍存在于国民身上。借名句作装点的传统，也是一种八股气，至今仍普遍存在于诗文创作、公文撰写、新闻写作、领导讲话之中，使国人弱化了可以用来研究、思考、创造的智力，养成了思维的惰性和盲目性啊！这源于中国学界儒家仰古仰圣，只学不疑的治学传统，骨子里是一种奴性学风，也是一种虚荣的资本。一是想借古人压人，二是做资本卖弄“换取无知者的尊敬”。这种风气，早已结成了精神茧壳，将国民意识与独立健全的人格、先进文明的公民意识隔离。我与人谈话涉及典故，常常因为别人知道我却不知而脸红心跳，说明我身上也是有那种遗传的。如今想想，还真觉得自己傻得可笑。笑过自己，便凑小诗一首表示觉悟：
莲藕植污泥，乃赖沃土生。
离土身洗净，可成盘中珍。
诸物同如此，何来不染经？
莫迷古人说，言当出己心。
再拾让座老话题
关于公共汽车上让座的话题，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直至今天，文艺和新闻已提过无数次，已成为从一个角度记录国民素质衍变的历史，前段明亮、洁净，后段便渐渐灰暗甚至污浊了。我近两年也曾从不同角度写过两篇与让座相关的文字。前几天乘了趟公交车，忍不住又要重提这老话题。
我和老伴乘2路公交车去城市南郊，有座。右边再稍后一点有一位戴眼镜的女子，大约三十岁上下——因为与我同住一个新村，面熟。起点站，上车乘客都有座，但也没了空位。不久停靠一站，只上来一位看上去有八十来岁的老人，抖抖巍巍的，行动迟缓艰难，见没有空座位，只好一手吊住拉手艰难地站着。坐着的，仅我和老伴是六十多的老人，其余都是中、青、少年。单单一个八旬老翁站着，真是令人揪心的场面。我目光朝四处扫射看谁会给老翁让座，且特别留意那位同新村的女子。老翁就在她左前方，她目光根本无法避开他，却只当看不见。其他乘客这时眼睛也似乎都一时失明了。如遇刹车，老翁定会摔倒，后果不可设想。我这个老人便站起来让更老的老人了——其实我常这样，难得出门乘车还总能遇到这样可以“学雷锋”的机会。我抬起身的那瞬间，我身后座位上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已站起身给老翁让了座。我行动不如男孩那么敏捷，惭愧。
车停过一站，又开动时，那位我同新村的女子手机响了，她与对方通话时猛地发现：“呵，我乘过头了……”呵，老翁上车时她本就该准备在下一站下车，却还热恋着那座位，这下她要回头走一站路了，真像冥冥之中有上帝盯着她、有意惩罚她。我这时真有点“幸灾乐祸”，忍不住向我老伴评说了她，声音很高，有意要让周围人听到，企盼能唤醒人们的良知。
再到下一站，有个年轻孕妇上车，近前车门座位上坐着一位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男孩，原先未给老翁让座，这回见孕妇上车便马上起身，我确信是我“多管闲事”的评说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一缕阳光刚显现，就立即被一朵乌云遮没：那个孕妇坐下，竟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舌头打个小滚的“谢谢”都舍得不说。我想，那让座的青年或少年心里肯定在怨我，觉得上了我宣传的当。呵，我的呼吁、呐喊是这样地不堪一击。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世间好比一个黑暗的大厅，每个人都是一支蜡烛，良知是点亮的烛光。而在这里竟是绝大多数蜡烛的烛光都熄灭了，都在麻木地维护黑暗。幸好有那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和那个少年，虽稍迟了些但还终于点亮他们的烛火。也许因为他们是孩子，纯真的童心尚未被污染。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是否还会一直保持着呢？像那个年轻女子，戴着金丝眼镜，长相有模有样，竟是如此地麻木不仁如此冷酷！那年轻孕妇，是那样地毫无教养！在我看来，不让座和接受让座无表示，都是本质的“一斑”，都足以窥全豹。我若是用人单位的头儿，单凭应聘者这一表现，就有足够的理由不录用，而不论他们其他方面条件有多好。不过我没有用*力，用人单位的头又不一定会有我这样要求，所以那些人说不定偏偏就能稳稳享有各自的良好待遇。
这种良知枯萎，无论在让座还是在其他方面，似乎已是普遍现象；而我们在总结估价时，往往还总习惯于用“个别”、“少数”，“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框框不知还要套用到何年何月。面对这种“精神文明”的严重问题，我们应当震惊。迫切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怎样不满足于口号或者表面形式，而真花气力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呢。过去公交车有售票员，还兼提醒乘客给老弱病残让座，车上还印有给老弱病残让座的宣传文字或专座；现在换上投币箱和刷卡机，司售人员也就纯粹只管收钱不管公德了。可不可以说先进科技往往吞噬了公德？因为“重视”敬老，才有了敬老节，可是现今这种节日形式，与真正的敬老意识和日常敬老的行为之间，究竟又有多少关系呢？倘若要我向外国人称“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称“中华民族有尊老爱幼的优秀传统”，实在要脸红心跳舌头僵硬。
我们国民的素质与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会愈来愈大。我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中曾说：“美国有位社会学家说过：21世纪社会发展的竞争主要是人的素质的竞争，而人的素质决定于教育的科学程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一位常去国外的作者在我此文后边写的回复有这样一段话：“深感中国人的现代化首先要在修养和素质上与国际接轨，而不是在物质财富上比高，否则只能是越富越会到处出丑。”忧患之心，溢于言表啊。
别把神圣当肉卖
去年中秋过后应友人邀请去杭州，友人驱车陪我去游灵隐寺，因见刻有“灵隐禅寺”嵌金大字匾额的门楼在加建不锈钢栏杆，是为拦住游客收门票敛财，顿时生反感，于是没有进去。回来还写了篇《走过灵隐寺》。这年初夏时，参加《武进文化》编辑部组织作者采风的活动，又去杭州，游览的景点中偏偏又安排了灵隐寺。上次未曾进去；这次，大门前不锈钢栏杆早已安装好，集体活动，导游给买了门票，也只能入乡随俗，和大伙儿一起进去了。
以飞来峰为主的殿外园林景区，古木绿阴包藏着不少关于佛教的古迹，不少佛像雕刻艺术。地陪导游带我们匆匆游了这些景点，便把我们带进一处新造的仿古园林建筑，里边摆满玻璃货柜，全是与信佛、拜佛有关的物品：如各种型号的线香，各种挂在人胸前的佛像挂件，香炉、蜡烛……实际上就是个专卖商店。地陪导游说，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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