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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读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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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关系天下计，渔樵闲话是史诗”，他也配谈英雄？倒是“女子关系天下计”一句，说出了他心里的秘密。
这样的滥觞，我想，是起于魏晋的，源头应该是在汉代，司马相如的影子依稀让那些才子们有了模仿和放肆的参照。
几千年的纵容和宠溺，终于使才子和文人身上大上挥之不去的烙印，“文人无行”，不算冤枉吧。
中国传统文化毕竟不是张扬个性的舞台，有那么几个行为怪诞的才子，既是点缀，也是丰富。仅有才子和读书人的身影，一部历史未免单薄了些，侠气和义气，以及随之而来的金属凛冽和呐喊四起，才是人性的真意。这侠气和义气，充盈在人心，当然包括书生。
百无一用是书生
无疑，《梁山伯与祝英台》应该是中国民间最著名、最浪漫、最凄美也是最具有文学性的传说。两个青年因为爱而化身蝴蝶，原本极普通的昆虫因此具有了永恒的象征意义，它们在翩翩装点大地的同时，更使人类的想像斑斓而飞扬。而以越剧唱腔为蓝本的小提琴协奏曲也为传说文本增加了凄婉、悠长的韵味，有人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的旋律。诚不为过。
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我常常想，假如我是粱山伯，我会不会让这段原本美好的开始以悲剧结束，会不会以自己的愚拙亲手将所爱的人拉进坟墓？化为蝴蝶，应该不是唯一的结局，是让人间多一段扼腕痛惜的浪漫，还是多一对恩爱的夫妻？活着还是死去，这同样是一个难题。
但自从知晓这一传说，总有怪怪的感觉。男一号梁山伯始终很模糊，似乎只是一个符号，整场戏或悲或喜，都是女一号祝英台在传达，标准的一出“独角戏”。这样的情节，最适合越剧、黄梅戏以女旦为主的剧种演绎，于那婉转悠长的唱词中，女主人挥着白而且长的水袖，在空旷的舞台上辗转飘忽，时而喜春光于枝头，时而嗔郎君以愚钝，时而悲变数之无常。甚至，当两只翩翩的蝴蝶从阴森冷漠的墓穴中冲天而出时，居于我们视线中央的，依然是那只女蝴蝶。
在中国的历史上，大约母系社会以外，女性总是处在配角的地位，充其量只是点缀。但就有两个女子，的确让中国的男人抬不起头来。
祝英台之外，就是那个叫步非烟的刚强女子。步非烟工于音律，精通琵琶，还敲得一手好筑，不用说，姿色按世俗的说法也是“惊鸿一瞥，酥男无数”，遗憾的是美貌的小才女嫁给的却是粗鲁而不懂情趣的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业。更郁闷的是每天隔壁传来青年书生赵象还算朗朗的读书声，那一袭青衫时时在步非烟原本平静的心头撩起点点涟漪，以下的情节顺水成章。两年后，武公业捉个正着，书生仓皇出逃，只留得一片衣襟在现场，步非烟却被武公业马鞭活活抽死。据说，这个弱小的女子临死前只淡淡说了一句话：“生既相爱，死亦何恨”。谁都没有资格谴责武公业，对那有贼心也有贼胆却无贼勇的书生，似乎谁都该吐他一头巾的口水。如果步非烟的世界是原本单纯的伊甸园，书生赵象就是匍匐在草丛里的蛇。在如雨的鞭打之下，那个淡定的小女子喃喃的一声叹息，其震动不亚于墓穴裂开的轰然，其凄美尤胜于战场上一向只属于男人的马嘶。
刘兰芝在被遣时心存美好的向往，“莆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她错了。她原以为只要自己“韧如丝”，就可以换得男子坚如磐石的忠诚，在她“举身赴清池”之后，那个懦弱的庐江府小吏心存内疚，“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笔之簌簌发抖、仓皇出逃的赵象，庐江小吏还算有那么一点良心，还履行了对爱的承诺。但是，如同我不能原谅梁山伯的愚钝一样，我对他的鄙视也不能因为他的殉情而消除。莆苇之韧，实在是比磐石甚至金刚还要有力，那韧劲本身，就是默默的抗争和反抗，是对一份爱的无悔和全身心守护。
可惜的是，这样的韧，大都发生在女子身上。
祝英台也是。
“十八相送”是经典名段，但我每次听的时候，总会感到骄躁和拖沓，英台这么明白的屡屡暗示，怎么偏偏就他听不明白呢？我甚至有一种冲动，对呆头鹅一样的梁山伯大吼一声：用你的脚指头想想也该明白祝英台是个女子了！这样的书生，要他作甚？冰雪聪明的祝英台，到底爱这书生哪一点呢？莫非仅仅是一副奶油小生的嘴脸。果真如此，倒是英台的眼拙了。
这也罢了。在他得知英台的确是女子时，他又在犹豫什么？还不赶快上门提亲？为什么非要等人马家与祝家定亲之后再去，如果不是自找没趣，就是在故意导演悲剧。说到这里，我倒要为一向被视作反面人物的马文才伸冤了。马文才真的是无辜透顶，兴高采烈地张罗几个月的婚礼，结婚当日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新娘投进了别人的墓穴。而且，一千多年的流言又使他成了依仗权势逼婚的小人，明明是自己先上门定亲的，这都哪儿的事呀？
如果爱情是一份承诺，那么在这份本该如磐石之坚的宣言面前，书生的表现总是那么差强人意。或者如《杜十娘》中李甲的始乱后弃，或者如赵象那样干脆躲进草丛不敢献身，或者许仙那样首鼠两端，跟多的，是象那庐江小吏般缩手缩脚，而象梁山伯这样木讷而贻误时机的，从头就该受到谴责。这就是书生，或者，这就是在爱情遭受磨难时的男人的真实嘴脸。
倒是这些女子们，在她们凄风苦雨守护自己内心的爱情时，可曾审视过自己的选择，可曾自问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些书生是否可以当作终身的依托。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看来，不但造反不能指望书生，甚至连极为自私的爱情，书生都靠不住。他们只适合在花前抒发浪漫的想像，在月下吟唱和平的虚幻，一旦风波袭来，两股战战、几欲先走的，一定是这些头戴方巾的身行。宋朝采用的是以文治国的政策，结果，宋代的疆域是历史上最小的帝国。有宋一代，在*和富庶的假象下，是文人治国所造成的内里腐朽和溃败。结果，蒙古兵一旦打过黄河，摧枯拉朽就不再仅仅是个成语，我们看到的是连刀剑都提不起来的大宋士兵，还有就是士兵一夜逃空的营房。 。 想看书来
驴叫与行为艺术
阮籍跪在母亲的灵前迎接吊丧客人的时候，嵇喜拎着祭品来了，阮籍不但没有行孝子大礼，反而对他翻了几下白眼，官员嵇喜讪讪而去。等嵇喜的弟弟嵇康携酒操琴来的时候，阮籍热情相迎，白眼转为青眼。
后人提到魏晋名士和竹林七贤，总要把阮籍和嵇康相提并论，对官员，而且是最要好朋友的哥哥，面子总是要给一点的，况且，嵇喜似乎找不到什么劣迹，就因为他是官员，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这个白眼遭的，多少有些冤枉。
对阮籍来说，这仅仅是家常便饭，“青白眼”本就是他用来表示好恶的特异功能。更过分的，是他与两个女子的八卦，好在那时没有狗仔队，否则，不知道阮籍怎么对付媒体呢。邻居有个卖酒的少妇，“有美色”，以酗酒表示与当权者不合作的阮籍经常和朋友在那喝酒，喝高（有假装的成分）了就睡在少妇身边，人家的老公开始很怀疑，“伺察终无他意”，这才放心。有个颇有几分“才色”的女子，大抵相当于今天的美女作家吧，“未嫁而死”，阮籍和人家全不认识，竟然“径往哭之”，而且“尽哀而返”。哭就哭吧，还得哭个够，这样的事，只有他阮籍干得出来。现在的名人，一旦绯闻缠身，恨不得脚底抹油，避之唯恐不及，断不会自己去找这样的膻气，除非是二流向一流努力而不得者，只有自造绯闻先混个脸熟。
时下出名的方式很多，有才显才，无才炫姿，什么都没有的，就借助媒体自我炒作，还行不通的，就脱，在网上发个*，展示一下自己的“S”型肥肉或者努力挤出来的*。最不济，假装无意地走个光，露个底裤啥的，小小轰动一下，也能引来几滴眼球，给自己一个“名人”的满足。
比如那些搞艺术的吧，作不出传世名画，写不出不朽作品，干脆就用身体创作。邀几个穿着奇特的男女，在沙滩上*摆个POSE，打着行为艺术的旗号为艺术献了一次并不美丽的身。或者，把自己与几个情人的床上秘事抖出来，弄几篇让人猎奇的文章，为艺术献上一张床。
大家对奇异的穿着已经见怪不怪，鼻子上嘴唇上舌头上弄个钉子，耳朵上带个呼拉圈一样的金属环子，在身体上纹出稀奇古怪的图案，纯属个人行为，但自己千万别一换马甲就把自己当成艺术的化身。你可以容忍另类，却难以接受以另类的外在高举艺术的大旗。怪异的发型，是理发师在自己头上练习的结果，人家在为自己的手艺试探市场呢。
搞艺术的人，大多是有些怪癖的。那是对自我的高度集中和关注，外人的评价，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在意的。嵇康算是名人了吧，可人家打铁，而且“旁若无人”，即便朝廷重臣钟会前来拜访，他还打铁如故。人家是好意请他来作官的，可是嵇同Р涣烨椋给了人家一个“冷水席”。最可气的，是等人家无趣要走时，他还故意撩：“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就是公然的挑衅了。好在钟会是个很有涵养的官员（其实官员因为环境和地位的缘故，一般都显得很有涵养），他淡然一笑“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个小段子，总使我联想到庄子和惠子的对话，惠子看到自由游动的鱼，很是羡慕，就酸了一把，庄先生立刻不依不饶，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惠子接口说，你不是我，怎么就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
如果不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仅仅凭这两句对话，嵇康和钟会应该成为朋友，而且是会心的那种。简直是一定的！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一方面是暴君迭出，杀人象捏死个蚂蚁一样简单，另一方面，艺术却达到极高的顶峰。这样的环境，最宜造就艺术气质的人才，既不能去做官，只能躲在山野或集市上，白天做贩夫走卒，晚上思考关乎宇宙的哲理。当社会对政治普遍绝望时，死心，最大的结果就是静心。
名列建安七子的王粲，有着显赫的出身，而且名气极大。但他却喜欢模仿驴叫。他死的时候，曹丕在吊丧时对王的好友说，老王生前喜欢驴叫，我们一起来嚎叫，以此慰藉老王的在天之灵吧。于是，丞相之子率一群有头有脸的人物合奏了一曲驴嚎大合唱。曹操有这样一个很会笼络人心的儿子，何必再去羡慕孙权，不知道学过驴叫的曹丕听到老爷子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时，是否有些心寒。
魏晋时期喜欢听驴叫的名人还不止王粲一个，还有个姓王的，叫王济，他喜欢驴叫的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有个叫孙楚的却把驴叫演绎到了极致。也是给王济送葬的时候，这位孙兄喃喃自语，你再也听不到我为你学驴叫了，今天就再为你表演一下吧。说完，挥泪长叫，据说，这一声驴叫，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响。
畸形的时代，导致畸形的人格和爱好。别以为嵇康是以不羁的言行来标榜自己的清高，他在一首诗里流露了怪诞行为背后的酸楚“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对民生的忧虑，欲说不能，那种痛苦，只能借助*来释放了。既然不能济世匡时，而且又随时有刀子砍向脖子，就只能装聋作哑，寄托酒色，甚至装疯卖傻。但，那也是要看对象的，象弥衡那样蛮干，裸着身子敲着大鼓骂曹操，就是伸着脖子向刀丛的愚昧了。即便曹操不便杀他，也会有人心领神会地把他的脑袋摘下来。
行为怪诞原没有什么不对。但，倘若心内空空，却也一味去模仿，不是东施效颦，就是形似而神死。同样是竹林七贤的刘伶，文采未见如何，怪异的事倒不少。他经常*在家喝酒，来了客人他也不穿衣服，对客人的指责，他说的却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无赖之言：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子是我的衣裤，你们跑我裤裆里干什么？这是标准的低俗加无赖，他喝醉了和街上人吵架，对方吵不过要揍他，他说，我这象鸡肋般的身体，哪有地方安放您老的拳头呢？对这样的人，那高举的拳头只有收回的份。我中学有个同学，被一个身高马大的同学追着打，最后索性站着不动任对方扁，但嘴里却在嘟囔：“你打我，我怕你，我不服你。”比较起来，刘伶还没有我那藉藉无名的同学有男人气概。
除了一篇《酒德颂》，刘伶就没有什么值得去说的了。他经常乘着鹿车，抱着一坛酒，叮嘱拎着锄头在后面跑的仆人说，我醉死了，你就把我就地掩埋。这是破罐子破摔的姿态，也是缺乏内力的表现。生活官场都不如意，偏偏又跟阮籍嵇康们学得一点皮毛，于是只好借酒装醉，玩世不恭起来。后人把他称作酒的鼻祖，也算他的功德圆满了。
时下的人，多刘伶而少嵇康，为之一叹。 。 想看书来
男人如幼子
我是不该在这样的时节看沈从文的，是初冬的季节，又下着淅沥的小雨，且是晚上，窗外的路灯比平日阴暗了许多，轮廓倒清爽了。只是冷，因为我看到的是那个准备远离文学创作的背影，孤独而倍受煎熬。
忽然想到了顾城。那个曾经徘徊在奥克兰岛上的忧郁青年，他，也孤独。
这样的两个时刻，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危机。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4月2日，妻子张兆和在给沈从文姐姐的信中这样说。那时，沈从文已经“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事实上，还是在3月早些时候，沈从文的儿子龙朱看到他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插头并把父亲蹬开，才避免一场惨祸。
可以肯定地说，沈从文没有疯，张兆和说“他一切很正常脑子，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
对于这样一段公案，喜欢历史和文学的人都很清楚。1948年11月，沈从文拒绝了北大校方送来的直飞台湾的机票，选择了留在北平。尽管他已知道，“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但他还存着一份侥幸，以为最不济做个教师，或者去研究文物和美术。
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在当年3月写的《斥反动文艺》大字报，在这篇后来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生态极深的定论式文章中，郭沫若很诗意地用红黄蓝白黑给当时的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沈从文被列为美艳却俗气的“桃红色”。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作为新中国文艺界最高官员出现的郭沫若之所以有这样的气魄，不但因为沈从文一贯主张和践行的独立于政治的创作观点，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沈从文在1930年公开发表的《论郭沫若》一文中，对这位比自己年长10岁的大人物做了很“放肆”的批评，说郭沫若“创作是失败了”，“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
这样的批评，岂是沈从文之辈对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领*人物加以放言的？
沈从文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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