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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是一门技术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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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晌嘶饰坏募坛腥耍�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裕王爷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即隆庆皇帝。隆庆皇帝一上台就把昔日贴身的大臣张居正提拔了上来，张居正也就按部就班地进入内阁，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内阁大臣。
张居正的官位看似上升得既快又顺利，但这期间并不坦荡与顺利，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才走上这条大道的。在进入内阁以前，他根本没有做过官，更不懂得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当时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术，不理政事，内阁首辅是严嵩，而严嵩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极具野心，对权力的欲望非常强烈，其在朝中的地位十分坚固。张居正曾经想过要向皇上奏明自己的改革，但是他的奏折根本没有引起皇上的重视，有严嵩在朝中把关，他的改革很难实现。在遭遇到挫折之后，他准备回老家休养一段时间。暂时离开官场，并不是因为他厌倦了官场的生活，也不是他的抱负被严嵩彻底地打垮了，而是他决定要厚积薄发，因为他明白，要想在朝廷中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就必须要忍。
在故乡江陵的日子里，他看到了百姓的疾苦，感受到了田赋不均是造成百姓们饥寒交迫的根源，而要想改变这一切就必须要进行改革。但是他首先要做的是磨炼自己的心智，厚积薄发，养精蓄锐，等待重回官场的时刻。待他重新回到朝中，回到翰林院，他决定向自己的老师徐阶学习“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的策略。徐阶是嘉靖初年状元，才华横溢、智勇双全，后来慢慢地当上了朝中的次辅大臣。至于首辅，自然就是严嵩了。严嵩心狠手辣，在朝中排除异己，维护自己的权威。与严嵩一起在朝为官，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得罪严嵩，两者相安无事，这足以说明徐阶在政治官场中的智慧和手段是何其精明和老练，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忍”。
在这样一位老师的带领下，张居正渐渐地学会了该怎样在朝中以“忍”做官。后来张居正去了国子监，与高拱一起掌管国子监。张居正和高拱都是徐阶一手提拔上来的，当时张居正和高拱都对严嵩在政治上的阴谋而感到憎恶，并时刻想要揭露严嵩的阴谋，但是徐阶多次提醒他们要学会“忍”，只有做到了“忍”才能够积蓄自己的力量，最终推翻严嵩。张居正看到了老师徐阶的成功，他认为应该做一个像徐阶一样的官，于是他便和老师徐阶一样，处处“忍”，事事“忍”，随时随遇而安，相机而动，从不冲动。
徐阶十分器重张居正这一得意门生，更十分欣赏张居正的才华，因此推荐张居正去裕王府当裕王爷的讲师。其实当时在王府里当一名讲师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官场为官的人很少去做一名讲师，因为这样的官职基本没有上升的机会。但是张居正却去了，因为徐阶和张居正都认为，裕王爷很可能会继承皇位，一旦裕王爷继承了皇位，那么张居正的这个位子就非比寻常了，张居正认同这个观点，于是他甘愿去裕王府当一名讲师，这也是他磨炼忍性的重要体现。
果不出徐阶和张居正所料，后来裕王爷真的继承了皇位，就是隆庆皇帝，张居正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内阁，做起了内阁大臣。此时严嵩已经倒台，徐阶水到渠成地代替严嵩成为了首辅大臣，权倾整个朝廷。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为官这条道路上，磨炼忍性、锻炼心智是每一个为官者所必须承受的，做官就要像张居正那样磨炼忍性、养精蓄锐、能屈能伸，方能成就大作为。
、外粗内细，胸藏睿智
左宗棠在战场上春风得意，实际上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遇见他，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满口湖南土话、固执偏激的矮胖子竟是一个屡战屡胜的军事奇才。
平日里的左宗棠闲散惯了，在长沙做幕宾的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就会大吵大闹，后来位高权重了，还是不时开口骂人。而被骂的也都是朝廷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闲暇的时候，如果有人想和他聊聊，用不了几句，他就会把话题引到曾国藩、李鸿章身上，继而破口大骂，完全没有国家栋梁的姿态。
初次拜访左宗棠的人都会有疑问，那就是这个无度量的人，是怎么带兵打仗的？他凭什么把自己和诸葛亮相提并论？又是如何在险象环生的官场中破风斩浪、屹立不倒？
在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地方乡绅潘季玉因公事来到总督府拜谒。两人初次见面，互通礼节，之后看茶问座，聊了几句潘季玉的家乡，说着说着，左宗棠就把话题引到曾国藩身上去了。潘季玉想汇报工作，终究是插不上嘴。而潘季玉人微言轻，不敢造次，只能顺着左宗棠的意思。这一天的好时光就被左宗棠骂过去了，见天色已晚，潘季玉只好起身告辞。
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潘季玉没有办完公事，但是等不及了，只好回家。
回到家乡，乡民前来打探，潘季玉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地说：“总督大人丝毫没有一点做官的样子，他只会痛骂他人，有辱斯文。”
随即又有人问起左宗棠的模样，潘季玉描述说：“矮矮胖胖，挺个大肚子，还一口方言，而且穿着不讲究，俨然像山间老农。”
平日里的左宗棠也确实如此，乍看去，他没有读书人的气质，更没有朝廷重臣应有的城府。如果把他放到田野乡间，他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犟得像牛一样的老农。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固执偏激、又稍显木讷的农夫，却胸藏睿智，屡屡在关键时刻展示出自己卓越的才华。
新疆地处偏远，朝廷管制不严，这就给部分心怀叵测之徒带来可乘之机，阿古柏趁清政府受困于东南海防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试图分裂新疆。他一面扩充军队，另一面和英国、土耳其交好，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随着土耳其苏丹册封阿古柏，新疆局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是，朝廷对是否出兵收回新疆，还存在疑虑。以李鸿章为首者认为新疆属化外之地，千里无人烟，收回来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反而要破费一大笔银子，倒不如将这些钱用给东南海军的建设，这样还可以抵御外敌。然而左宗棠却主张收复新疆，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
于是，左宗棠出兵西北，但进军的速度却很慢。在顺利收复北疆之后，天气渐渐凉了下来，他下令修整大军。结果一连五个月，清军都没有向敌军发过一枪一弹，面对清军的无作为，新疆叛军也渐渐失去了警惕。此时，左宗棠看准这一时机，命令部将刘锦堂发动突袭。于是清军趁着夜色，跨过快干枯了的护城河，在大雾之中来到敌军城下，并竖起战旗整装待战，而城内的敌军却被这从天而降的清军吓得乱作一团。两军一交战，叛军就像鸟兽般散了。左宗棠连战连捷，如果光计算交战时间，那么他从新疆北部一直打到西藏边界，只用了9个月时间。
可以说，外粗内细是左宗棠为官的一个智慧。左宗棠平日里口无遮拦，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一个办大事的人。而这样做，首先降低了对方的心理防范。可以说，左宗棠的表现无意之间保护了自己，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自生自灭而不去主动攻击他，而最终等到左宗棠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想要再动手，已经不可能了。或许左宗棠本身就是这么一种性格，但是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战术上的误打误撞。
由此看来，左宗棠总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候显得散漫随性，甚至有时候看上去还很无能，但实际上他是外粗内细、胸藏睿智，每到关键时刻，他从来都是不避水火、临危不乱，最终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为自己打下了常胜将军的名号，同时也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收敛锋芒，以退为进
在历史上，那些咄咄逼人的为官者大多不会落得好下场，因为功高震主、聪明外露、结交广泛的臣子等，他们往往会被送上断头台。而左宗棠能在官场上保持长盛不衰，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既有外粗内细的智慧，又有恰到好处地收敛锋芒、以退为进让自己“失败”、赢在最后的心机。
关于“曾左失和”，学界也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左宗棠和曾国藩联手上演了一出双簧，摒除了慈禧太后对于二人的猜疑。
在正史中，人们一直以为，左宗棠和曾国藩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在当初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曾左二人为满清王朝立下了大功，自1864年太平军覆灭之后，曾国藩回到京城做官，而左宗棠在外统兵。慈禧太后最担心的就是，曾左两人内外勾结、联手作战，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她的江山也就保不住了。
就在此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爆出了严重的矛盾，先是左宗棠上折子，狠狠参了曾国藩一本，随即两人八年间互不往来。慈禧太后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从此高枕无忧了。这里且不论曾国藩是否真的有参与其中，但是最终的结果确实是慈禧太后最愿意看到的，两虎相争，就从一定意义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她心中的忧虑消失了，那么拿曾国藩、左宗棠开刀的想法也就打消了。
统治者在向强权示威之时，最擅长的方法就是剥夺权臣的实力，从力量上分化他们，而左宗棠身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按照当时的势头，左宗棠如果继续依靠曾国藩这座大山，那么朝堂之上就会出现“将相和”的局面，慈禧就会想方设法地给他们制造矛盾，找各种理由处罚他们。但是如果看到左宗棠和曾国藩闹个不停，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领导者还有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削山头、搞平衡。如果一方强势且脱离自己控制范围之外了，那么就可以再培养一个实力和他相当的人来互相牵制。本着这一原则，慈禧理所当然地要出手扶助左宗棠了。于是在曾国藩官运亨通的时候，左宗棠也跟着一路走高，只要曾国藩加官，左宗棠就有晋爵的机会。当然，要想成为统治者眼中的红人，是需要一定本事的，自身素质不够硬，就算左宗棠再痛恨曾国藩，慈禧也是不会将他拉出来好生培养的。
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十来年，左宗棠也深深知道，朝廷对于曾国藩的使用，是有很大疑虑的，自己和曾国藩站在一边，虽然可以从一定意义上巩固自己的地位，得到曾国藩的支持，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最有可能将两人一起送上断头台。为了明哲保身，他和朝中最具有实力的大臣断绝了关系，削弱了自己的官场势力网，摒除了慈禧的猜疑，做到了保本不赔。随后，慈禧为了打压曾国藩的势头，还一心提拔左宗棠，这就等于是左宗棠自己大赚了一笔。在整个事件当中，左宗棠的选择，其实是“一石三鸟”的，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大家相安无事，其乐融融。
1。 保全了自己和曾国藩的性命。曾左失和，虽然从形式上削弱了双方的势力，但却打消了慈禧太后的顾忌，解除了自己对于朝廷的威胁，最终两人都能够功成身退。
2。 保证了慈禧太后的强权。完成不世之功后，曾国藩功高震主，左宗棠其实也是不遑多让，汉人势力在这一段时间里空前膨胀，而与之相对的是，满洲贵族日益衰落且苟延残喘。因此慈禧太后觉察出自己手中权力的流失，面对这些新兴崛起的汉人势力，她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然而，左宗棠这一招“不与人合”却成功地打击了慈禧太后最为担忧的曾国藩，从形式上保证了慈禧太后的独裁并得到了她的赏识。
3。 凸显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最关键的时刻，左宗棠敢于和曾国藩唱对台戏，这在讨好慈禧太后的同时，也大大地提升了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在曾国藩最为得意的时刻，能站出来说“不”的，也就只有左宗棠了。而这给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开始注意这个楚地才子的一举一动，继而不断地提拔他，刻意将左宗棠的势力放到了与曾国藩一样的水平线上，也可以说这是慈禧太后为了牵制曾国藩而所做的必然选择。
可以说，左宗棠用两个人的“失败”，换取了三方面的胜利，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大家各取所需，完美地达成了一个共赢的局面。
、上谋伐心，不战而胜
身在官场，就会时刻面对一些同僚倾轧，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而只有想方设法把站在自己头上的人扳倒，自己才能成功上位。在官场博弈中，最为致命的便是攻心战。简单来说，打心理战成本低、效果好，并且还不伤面子，所以在文人中十分流行。
究其一生，左宗棠在朝中结下的对头还真是不少，大到曾国藩、李鸿章，小到宫中不入流的太监，他都为图口舌之快，得罪了一通。也有很多人想要整倒他，但是一方面，慈禧太后说过“三十年不准参左”，另一方面，左宗棠自己也是善于和人打心理战的。他打心理战时总是喜欢揭人短，这样就会让那些跃跃欲试的人羞愧难当，直到黯然退场了。
左宗棠脾气火爆，个性憨直且容易较真。巡查广东的时候，左宗棠还弹劾了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说起来，郭嵩焘原本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两家还有姻亲关系，但是左宗棠的一纸状书将郭嵩焘直接从巡抚的位子上拽了下来，从此两人势同水火，不相往来。
后来，左宗棠得知消息说，郭嵩焘打算要上书参他，当时左宗棠已经是老病缠身了，他也不想再和自己的亲家斗个没完没了，于是就想找郭嵩焘好好聊聊，把这个事“私了”。他知道郭嵩焘有着传统文人的倔脾气，只要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因此左宗棠知道要想避免这风波，就需要从心理上瓦解对方。如果硬碰硬，上去再痛骂郭嵩焘一顿或者直接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弹劾自己，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于是左宗棠决定请郭嵩焘到自己家里做客，大家联络感情。
其实，左宗棠使用的计策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使用的第一个计策显得非常不择手段，是将郭嵩焘在任广东巡抚时，因刻意讨好洋人被人们骂为汉奸的事提出，直指隐处和痛处，直说得郭嵩焘灰头灰脑，低首不语。
二是拿双方的家庭说事。因为左宗棠和郭嵩焘原本就是儿女亲家，左宗棠没有发迹之前，郭嵩焘对他十分照顾，往日恩情加上血亲关系，直说得郭嵩焘默然深思。随后左宗棠又摆了一桌酒菜，席间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间也不知道两人说了哪些话，到了最后，郭嵩焘的状也没有告，折子当天夜里就被他扔到火炉里去了。
左宗棠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弹劾之时，很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他先是极力地贬低对方，用“汉奸”这个词来刺激郭嵩焘的心理防线。虽然郭嵩焘本人确实没有当汉奸，但是人言可畏，郭嵩焘对于自己这个名号，还是很忌讳的。这算是左宗棠压低对方心理防线的第一步，算是打了人一巴掌。
而左宗棠第二步就是联络感情，发动感情攻势。他对郭嵩焘大谈旧日情，最后还请人喝酒吃饭，算是给了人一颗红枣。再加上左宗棠本身的政治地位是远远高于郭嵩焘的，所以左宗棠的胡萝卜加大棒，顺利地化解了这次危机。其实说到底，以左宗棠的行事作风，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被人指责的，更何况慈禧太后还有“三十年不许参左”的命令。所以从本质上说，左宗棠是不怕郭嵩焘弹劾的，他只是希望在年老的时候，尽量化解自己和郭嵩焘的矛盾，也算是表达一番歉意了。
正所谓官场相争，上谋伐心，这才是最理想的一个境界。大家不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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