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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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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这个人才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帮助自己缔造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他很快等到了这个人才——商鞅。
对于秦国这个有着特殊成功条件的国家来说，商鞅，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商鞅原名公孙鞅，是卫国贵族的后人，在西奔秦国之前，他曾经在魏国相国公叔座身边做谋士，那时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为相国的公叔座，许多重要的谋略，其实都来自作为他高参的商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商鞅真正接触到了当时战国最强大国家的核心行政机构，他的施政经验和视野，都来自于这段时光。从师承上说，商鞅承袭自李悝的法家学说，对李悝的《法经》非常推崇，并且精心研究，在漫长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这样一个有深厚理论积淀和丰富施政经验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选。
商鞅来秦国之前，有两个偶然因素，让他差点来不了秦国，一是长期欣赏商鞅才华的公叔座，临终前将商鞅推荐给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够认可公叔座的推荐，那么恐怕就没有强大的大秦帝国了，但魏惠王却认为公叔座老糊涂了，对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个意外，是老谋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将来势必成为魏国大敌，因此劝说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杀了他。商鞅知道后只是冷笑，他既然不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来杀我。事实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没拿商鞅当盘菜。不用也不杀，任他自谋生路去了。
这两个偶然，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经过在公叔座身边数年的锤炼，商鞅已经锻造出了深不可测的心机，对于他人心术的揣测，早已做到料事如神，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才能承担起那场惊天动地的变法。第二，魏惠王并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听了公叔座的话重用商鞅，也不会长期地信任商鞅，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给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所以这时期的商鞅，将希望寄托在秦国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当时的六国里，赵国和韩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变法，齐国是宗族当道，商鞅更不具备邹忌那般讽谏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于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国，吴起的例子也摆着呢。所以，秦国，是胸怀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远的秦国仅有的选择。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了秦国，见到了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经过3天的攀谈，商鞅以其学说打动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颁布了变法令，任命商鞅为左庶长。这场改变战国历史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二】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荆棘密布。在变法令颁布以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讨论，结果引来了旧贵族们的集体反对，大臣甘龙等人极力阻挠商鞅变法，而商鞅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当场与甘龙等人展开了辩论，一番唇枪舌剑将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明火执仗的反对，就此变成了暗流，无数的明枪暗箭，在商鞅变法的路途上等着。
但商鞅不惧，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长年的沉浮，让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变法要成功，必须采取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斩乱麻。所以商鞅采取的第一个政策，就是要变法，先变人。所谓变人，就是要树立改革者的绝对威望，让他获得大多数人的足够的信任。完成这个目标谈何容易，你商鞅是谁？秦国有几个人认识你？难道还要一个接一个苦口婆心地劝说，或者是上大街上作报告？
商鞅的办法简单，不用作报告，不用劝说，立一块木头就行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南门立木”事件。商鞅在乐阳城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挂出布告：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口，就给他10两黄金。这事在当时，就好比今天突然接到“恭喜你中奖了”的手机短信一样，很难让人相信。木头不重，路又不远，凭什么奖10两黄金？立了一上午后，奖金已经翻了好几倍，涨到了50两黄金，这时候来了个傻小子，壮着胆吭哧吭哧地把木头抬走了。结果商鞅二话不说，当然兑现奖励。南门立木的典故就这样不胫而走，所有秦国人都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个商鞅，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的威望就这样树立起来了，然后他趁热打铁，出台了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事实证明，商鞅不但口号很响，胆子很大，做事更是现实。他第一阶段的变法内容，都是最初级的改革，包括废除传统奴隶制的世袭制度，设立军功授爵制，奖励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实行编户制，建立封建制的基层农村制度，奖励耕作；鼓励小农经济发展，规定家庭里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家另过，这样就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国家的税源也扩大了。
商鞅的这几条政策，是吴起、李悝等人施行过的，大多没有什么新意，其中的一些，还是对秦献公时期变法内容的补充，比如实行编户制、奖励耕种。但这样做却是很现实的，像秦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生产水平低的国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必须要立竿见影提升经济水平，才能真正收拢人心。另一个原因是商鞅坚持要变法先变人，变人的第一步，是要树立个人的威权，第二步，就要把国家大多数的老百姓，牢牢地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这样旧贵族对变法的反对，才能成为空谈。变法就这样推行开来，作用也立竿见影，秦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高。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大量引进，秦国的农业、畜牧业都迅速地发展起来，小农经济群体的扩大，更造成了大量贵族的破产和财产的萎缩，世袭制度的取消，让国家节约了开支，有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能立竿见影，另一个原因就是商鞅够狠，他在建立编户制的同时，规定了保甲连坐制度，即一人犯罪，多人受株连，用残暴的国家机器，来打压一切反对变法的力量。这是之前所有的改革家在变法过程中，都未曾使用的方式。一是他们不会得到这样强有力地支持，二是他们本人也不够狠。
商鞅却够狠，比如有一次在渭水河畔，他一次就杀掉了700多个破坏变法的旧贵族，这其中真正有破坏变法行为的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被株连的亲族，甚至还有邻居，整个渭水清澈的水面，刹那间被滚滚鲜血染红。连秦孝公的儿子，商鞅也绝不姑息。当时太子的两个老师鼓动太子反对变法，诽谤商鞅，商鞅得知后，做主把两个老师处以酷刑，一个割鼻子，一个脸上刺字，如此一来，整个秦国都吓得打哆嗦了。他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给，自然谁的面子也不会给了。没办法，老老实实跟着他混吧。
【三】
商鞅第一阶段的变法持续了7年，到了公元前352年，变法的成果已经非常显著，秦国上下出现了仓储丰厚的景象，老百姓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甚至出现了披星戴月劳动的情景。在国家税收方面，大量自耕农的出现，使政府的收入大为增加，国库财大气粗，旧贵族势力遭到了残酷镇压，一时很难对变法形成威胁。变法带来的巨大实惠，已经在秦国上下深入人心。
内政顺利的时候，秦国军队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奖励军功制度的出台，使原本彪悍尚武的秦国人，作战的积极性更加高涨，打仗不用动员。从商鞅变法的第三年开始，秦国就陆续的在河西地区发动攻势，多次击败魏军，原先秦国对魏国战争一边倒的惨败局面，这时候开始攻守易行。原本对秦国采取攻势的魏国，也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强大起来的秦国以防守为主，转而把注意力转向东边的中原诸侯国。对于正在上升期的秦国来说，这一事件尤其重要，它使得正在蜕变的秦国，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获得了充足的成长空间，秦国收复西河失地，东进中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
商鞅变法的第二阶段，从这时期开始。公元前305年，商鞅再次颁布了变法令，因为变法的卓越成果，此时的商鞅已经成为手握秦国大权的大良造。在秦国国内，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原本明枪暗箭的反对派们，现在已经无人敢掣肘。
商鞅第二阶段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废除井田，开阡陌，这就彻底断绝了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命脉，打碎了奴隶主贵族对庄田的垄断，勤力垦荒的自耕农们，只要足够勤劳，就可以把原来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划到自己名下，国家法律会为他们提供绝对的保护。第二个方面，就是正式确立秦国的地方行政体系，即郡县制度，全国划分成41个县，县的长官县令，由中央直接任免，这样对地方的控制权，也牢牢地抓在了国君的手里，原本画地为牢的旧贵族们，从此彻底成了死老虎。第三个方面，是统一度量衡，整合国民经济，建立国家对商业贸易的绝对管理权。度量衡的统一，使国家有了统一的税收标准，商业税的征收也更加制度化。第四个方面，是编订《秦律》，这是继《法经》之后，中国又一部封建社会法律，《秦律》参考《法经》制定，内容比《法经》更细致，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的各个方面，目的是建立一个严格的官员督查体系，六国后来所羡慕的秦国官员之严谨、认真、高效，正是由此而奠基。
在这四项改革内容中，也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目的，第一阶段的改革，是树立新法的影响力，建立新法的绝对权威；第二阶段，是要把新法的内容制度化，成为秦帝国牢不可动的国体，深深渗透进秦帝国的血液中去。即使商鞅会有粉身碎骨的一天，但是商鞅的变法，也会为秦帝国从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时候的秦帝国，还享受着商鞅变法的成果，国民经济效率大大提升，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政府扩大了税源，增加了税收，国库储备充裕，足够支持大型的战争。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步增强，这时期的秦国，已经迁都咸阳，定下了东进中原的国策，秦国的理想，也比中原诸国更加远大，他们不再谋求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霸主地位，他们的理想是把整个天下统一在自己的囊中。这是秦国国君的愿望，他们太盼望君临天下的辉煌了。这也是商鞅的愿望，他期待自己一生的呕心沥血，能成为中国未来的典章制度。
这期间的秦国，东进的脚步已经不可遏制。在秦国迁都之前，秦军已经陆续收复了安邑、元里等西河失地，称霸中原的魏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到了公元前343年，秦国已经成为诸侯眼中不能小觑的力量，连挂名的周天子都来向秦孝公朝贺，授予他霸主的身份。公元前340年，商鞅亲自率军击败魏国10万大军，俘虏魏国公子，魏国无奈之下，只得向秦国归还了所有的西河领土，几十年的国耻，就此一朝得雪。
仅仅洗雪耻辱，在秦孝公君臣眼里远远不够。收复失地不够，获得霸主的身份也不够，最重要的是要平定中原六国，一统天下。商鞅变法第二阶段的12年，正是秦国勃兴时期的关键12年。这12年里，秦国和齐国两面夹攻，使魏国实力彻底萎靡，秦国打通东进道路的愿望从此彻底实现了。此后，彪悍的秦人第一次跨出了函谷关。雪亮的马刀，直指向富饶的中原大地，关东六国的灾难，中国的统一大业，脚步日益近了。
【四】
商鞅人生的再次转折，发生在公元前338年。这一年，一直不遗余力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了。即位的秦国国君，就是当年曾经和商鞅结下梁子的太子驷，这就是秦惠王。秦惠王上台后不久，对商鞅的清算就开始了，大批失去权力的旧贵族四处造谣，诬陷商鞅谋反，秦惠王派出军队，去商鞅的封地缉拿商鞅。商鞅闻讯后立刻逃跑，逃到边境时，却没有客栈主人肯收留他。因为根据商鞅自己订下的律法，客栈如果收留没有“身份证”的客人，是要遭连坐大罪的。走投无路的商鞅，最终被秦国的追兵逮捕，处以车裂的刑罚。
商鞅的结局悲惨，原因有很多。一是因为商鞅变法中的污点。商鞅变法的最大错处，就是矫枉过正，手段过于酷烈，在秦国建立了严刑峻法的统治，在街上吐一口痰都要治罪，至于连坐之罪，多年以来更是株连甚广。后来秦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的“暴政”，其根由也是商鞅变法开始后秦国日益严苛的法家思想。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秦惠王自己的帝王心术，像商鞅这样一个功高震主的人，对王权的威胁是巨大的，不除掉是不可能的。战国历史上秦国的历代权臣，如果不知功成身退的道理，下场都很悲惨。比如李斯，比如吕不韦，能得善终的范睢等人，原因也在于见好就收。而以商鞅的性格，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商鞅走进函谷关的第一天起，他被车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注定要成为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殉道者。
第十九章 胡服骑射第一人——赵奢
在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中，大部分的变法运动，侧重点都在于经济制度和军事管理制度，即通过大张旗鼓的改革，以提高国家的税收，提升军事的战斗力。惟独有一个国家，将变法的重点，放在了军事作战思想的改革上。这场改革的意义同样是划时代的，甚至比其他各国改革拥有更强的生命力。当中原的战国时代成为历史，甚至秦王朝都昙花一现之后，这场纯粹的军事改革，却依然深远地影响着冷兵器时代的中原民族，使中原民族的军事理念出现了划时代的飞跃——这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
【一】
作为“三晋”之一的赵国，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战国初期就开始了。赵国的封建化过程，大约是和魏国同步的，但发展的水准却远远不如魏国。因为赵国的地理位置实在太过特殊，它位于山西北部地区，北方面临游牧民族的骚扰，不只是中山、楼烦这些游牧部落，强大的匈奴民族已经染指中原汉区，而地处北方要冲的赵国、燕国都受害最深。北方的农业生产，每年都要遭到很大的破坏。所以，有样学样的经济政治变法，根本不能解决赵国的致命问题。在国土面积狭小，生存环境恶劣，人口稀少的情况下，赵国的改革重点必须有的放矢，要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打造一支强大军队上来。这支军队的数量也许无法成为六国里最多的，但是作战素质和军事理念，必须成为六国最强的。在当时，中原汉地的主要作战方式，还是战车配合步兵。战车的作用虽然日益缩小，却仍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迅猛的骑兵面前，传统的战车加步兵的作战方式，很容易成为敌人射杀的活靶子。赵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就长期陷入两面作战中，对南方，要抵御中原诸国的军事打击，对北方，要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两线作战下，拥有一支强大先进的军队格外重要，最先进的军队，自然就是当时新兴起的骑兵，所以学习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建立一支“胡服骑射”的精锐骑兵，就成了赵国的必然选择。
“胡服骑射”的倡导者，是公元前325年起在位的赵武灵王，他是赵国的第六任国王。在即位的最初20年里，他曾3次率军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屡屡遭到惨败。北方游牧民族迅烈的作战方式，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经过数年精心的研究后，身为军事家的赵武灵王，果断抛出了“胡服骑射”的主张。公元前302年，胡服骑射行动正式推行，主要内容就是赵武灵王带头穿胡服，全国上下的老百姓都穿胡服，然后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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