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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上七大帝国的没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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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笥忠蚺绿咏醇塘宋晃副ǔ穑诠�124年诬告年仅10岁的太子谋反，逼迫安帝将太子废为济阴王。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安帝死于南巡途中。阎姬与哥哥阎显秘不发丧，以防止京师大臣们拥立在京的刘保，四天后，扶安帝之尸回宫，自己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任命哥哥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掌握军政大权。为了长期把持朝政，拥立年幼不懂事的汉章帝之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史称少帝。
少帝在位仅七个月就死了，阎氏兄帝又秘不发丧，关闭宫门，屯兵自守，准备再从众王子中挑选一个傀儡。中常侍宦官孙程为了从外戚手中夺权，秘密地联络了十八个中黄门，截单衣为誓，发动政变，迎立济阴王刘保为帝。这样，刘保便于公元125年11月丁巳继位称帝，改元“永建”，这就是历史上的汉顺帝。汉顺帝即位后，令羽林军杀死卫尉阎景，逼阎太后交出玉玺，又发兵逮捕阎显、阎耀、阎晏，一一处死，后来阎太后又被软禁于离宫中，于永建元年（公元126年）死去。
孙程等十九个宦官全被封侯，是为“十九侯”，赏赐各有差。从此贵幸莫比。十九名宦官的集体亮相，成为那个世纪当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政治大事，宦官参政已是题中应有之意。
孙程等人既已贵幸，会不会一样功高震主、不得好死呢？
后来，永建元年，孙程等人因为替司隶校尉虞诩辩驳罪状，拿表上殿，呵斥左右，惹怒了皇帝，被免了官，遣送十九侯全部归封国。孙程归国后，怨愤非常，把印绶、符策全部封还给皇上，自己逃归京师，往来山中。顺帝知道后，不但没有怪罪，还恢复了他的官爵和封地，并赐给车马衣物，遣其还国。两年后，皇帝又想起孙程等人的功劳，将十九侯全部征还京师，授予官职。阳嘉元年孙程卒，顺帝派五官中郎将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谥为“刚侯”，可谓善终。
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5）
等到汉帝国到了孙程这一步，宦官已经从皇帝身边的一个配角上升到可以左右历史进程的重要位置，以前是替皇帝出出谋划划策，或是进进谗言，现在则达到权倾一方，可以拥立的地步，宦官这个被人看不起的身份，从此让世人侧目。
独揽大权
汉顺帝虽然深受外戚之害，在他手上也曾成功灭掉过阎氏外戚，但他执政时，还是重新培养了另一个外戚集团，而且是东汉最大的外戚集团———梁氏。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两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秉政二十余年，连立三帝，跋扈无比。
梁冀，字伯卓，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他长相十分凶悍，说话口吃，读书甚少，仅能应付最简单的文字和筹算。他的姊妹中一人是顺帝立的皇后，另一位被立为贵人。公元144年，东汉顺帝去世，太后临朝称制，梁冀专立小孩子当皇帝。他先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冲帝刘炳，只半年就死了。后又立了才八岁的质帝刘缵。质帝自幼聪慧，他见梁冀骄横跋扈，很气愤。有一天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面，指着梁冀说：“真是个跋扈将军！”梁冀听后怀恨在心，立即派人将质帝毒死。又从皇族里挑了一个十五岁的刘志接替皇帝，就是汉桓帝。
汉桓帝即位后，梁皇后成了梁太后，朝政全落在梁冀手里，梁冀更加飞扬跋扈。因有拥戴之功，桓帝允许其佩剑穿履朝见、上谒不须署名；又增其封邑至四县，赏赐丰厚。他为自己盖了不少高楼大厦，把洛阳近郊的民田都霸占下来，作为梁家的私人花园。禁军将领及皇帝的侍臣，也都由梁冀来亲自确定，因而桓帝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他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官员迁转，皆先至梁冀处谢恩，然后才敢去见尚书。地方贡献朝廷的物品，都要先选上等的送往梁冀家中，其次才给桓帝。他还爱养兔子，在河南城西修兔苑，绵延数十里，然后下令各地交纳兔子。他还在兔子皮毛上刻上记号，如有伤害，罪至死刑。有个西域的商人就因不知道这个禁令，打死了一只兔子，结果被转相告发，竟株连致死十多人。
梁冀把几千个良家子女抓来作为奴婢，把这种奴婢称做“自卖人”。言下之意是指他们都“自愿”卖给梁家。他还派食客去登记全国各地富人的家财，然后罗织罪名，叫他拿出钱来赎罪，出钱少的就办死罪或流徙。扶风人孙奋十分有钱，却又相当的吝啬。梁冀送给他一匹马，向他借钱五千万。孙奋舍不得，又不敢，狠狠心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派官府把孙奋抓去，诬说孙奋的母亲是他们家逃出来的守金库的奴婢，偷去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都要追还。孙奋不肯承认，被活活打死，财产一亿七千万落入梁冀手中。
梁冀这样无法无天地掌了将近二十年大权，此时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已经死了。汉桓帝非常喜欢邓贵人。梁冀欲认邓贵人为干女儿以自固，怕邓贵人姐夫邴尊阻挠，就派刺客将其刺死，后又派刺客去杀邓贵人的母亲，惹怒了汉桓帝。于是皇帝也造反，桓帝秘密地跟单超等五个宦官定计，啮单超臂出血为盟，趁梁冀不防备，发动羽林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其宅，收了他的大将军印，逼其喝毒药自杀。梁家的子弟、亲属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爪牙、心腹三百多人被罢免，朝廷为之一空。
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从此之后外戚势力一蹶不振，朝政大权专归宦官。单超等五人仗着跟刘志的咬臂之盟，令其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们除了贪污暴虐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成为中央和地方的蠹害。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而掉头与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这回并不像过去那样，只跟皇帝告告状而已，他们利用所能利用的一切权力，与宦官流血对抗，宦官自然回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个宦官时代。从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189年全体宦官被杀，共31年。
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6）
3。此消彼长———两派斗争
宦官在身体本来已经残缺，受人轻视，当年司马迁不是说过自己的处境：“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吗，如果行为上再贪婪卑劣、乱政扰民，激起公愤、竖起坚敌是迟早的事。那么，面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宦官，谁是他们的劲敌呢？
士人在汉朝政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延及东汉，光武帝本是太学生，在军中夺天下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所任用的一朝功臣也大半通儒，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民间的儒业亦十分发达。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都分别出现了专门研究讲学的著名学者，形成了与后世朱程等人的“宋学”相并称的“汉学”。当时的经学门户壁垒森严，士人崇尚名节，弟子以坚守老师的学派门户为最高荣誉，相互标榜，品评砥砺。都城的博士弟子由武帝时初设的五十人，猛增至一万多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有广泛基础的政治势力。
再加上汉朝官员选拔制度为地方察举制和公府征辟制，士人入仕，需要有关官僚运用察举、征辟的权力进行考核和推荐，从而与这些官员们结成集团，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这样形成党派之争就在所难免，在汉代主要是士人内部小集团之间的小斗争以及士人与宦官之间的大斗争。
清议形成
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除了胡作非为，大肆搜刮外，还把持着官吏的选拔大权。他们滥用亲朋，混淆黑白，让很多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无法入仕。当时民间流传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歌谣。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一方面使失去晋身机会的士人对现实社会不满，另一方面也使一部分有良知的官僚发出打击黑暗势力的呼声，他们联合起来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之风，这种风气直接针对的是宦官势力，遭到其*，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那么，东汉末年的这种清议风气是怎样形成的呢？
本来察举及征辟的标准，主要是儒家的“德”。当时，德行高洁之人是被看作可以辅翼圣教、敦睦民风的政治人才的。然而，“德”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没有一个办法将其量化考核，所以，察举、辟召主要就靠社会舆论，靠人们的口口相传。这样，品核他人就开始为社会所重视，这种人物评论的风气就渐渐流行开来。
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桓、灵之世，士人们的评论就慢慢发生了变化，此时由于宦官专政十分严重，评论就不单单是为了推举与选拔人才，揭露奸邪也成为它的一项职能。清议成为士人在政治、社会上最初始的一种势力表达。桓帝时的太学生达三万人，他们和朝廷中的大臣声气相通，倾动天下，抨击朝政，形成一股十分强大的清议势力。这两部分人的结合，使得东汉清议的影响力已经不限于中下层社会了，而开始“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朝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左右朝政之嫌，这也是党锢之狱兴起的缘由。
东汉时期儒学的兴盛，客观上也使士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儒家对德行修养的强调，很快转变成士人“重德行轻功业、重德行轻利禄”的价值实践。这样，追求功业、利禄被看作是世俗之人，强调德行修养，反而成了大多数人的追求。加上朝政的黑暗也使士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从反面更加让士人们对功业、利禄失去兴趣。社会这样的发展使得汉代的士风从温柔敦厚逐步演变为张扬自我。
士人们的结党使得政府的舆论控制力下降，给了士人清议一个相对于前后时期都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了清议风气的发展。这样清议遭到打击也是迟早的事，一场党锢之狱呼之欲出。
党锢之狱
外戚与宦官的专权擅政，使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纷纷退隐山林。桓帝时，更多的读书人或逃入山林，或躬耕田里，或隐居讲学。表面上是与世无争，实际上是对外戚与宦官的极度不满。太学生数千人因外戚宦官任用私人而无用武之地，他们对宦官当政十分怨恨。于是，形成了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反宦官政治团体，同时，他们又吸收社会上有学识、有名望的学者加入，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从而使太学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
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7）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朱穆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任上，因为宦官赵忠葬父超过规制，将其挖坟剖棺，并逮捕了家属。桓帝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阕请愿，桓帝慑于压力，赦免了朱穆。随后，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宦官徐璜等人向平羌有功的皇甫规索贿不遂，就诬陷其侵没军饷，皇甫规下狱。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皇甫规因此被赦免。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相互呼应，大造声势，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是太尉陈蕃和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家中把其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并绳之以法，这让张让痛失颜面，向桓帝诉冤，李膺据理驳斥，桓帝也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荣称受到他接待为“登龙门”。
士人和宦官的斗争已经趋于激烈，他们最后的一搏眼看就要到来，谁能笑到最后呢？
然而，宦官并没有坐任对手宰割，他们在伺机反扑。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之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儿子杀人。李膺搜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宦官嗾使党徒上书称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遂指李膺等二百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堵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找借口将其罢免。与此同时，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也同情党人，上书劝谏桓帝赦免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在狱中受审时也展开积极的斗争，故意供出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最终迫使桓帝赦免了这二百余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不得为官，但他们的声望却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范滂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乃西部豪杰，竟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一种耻辱。全国各地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公元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书，相互奸姘，秽乱宫廷。窦武与陈蕃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窦武兵败自杀、陈蕃死于狱中。宦官的权力无人限制，达到顶峰，开始有恃无恐，对党人大打出手，导演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的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侯览指使人诬告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结果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唯有张俭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许多冒死掩护张俭的，被官府沿途追查出来，成百人因此而家破人亡。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附：东汉士人与宦官斗争事件表（图略）
（此表来源于柏杨·《中国人史纲》）
4。分崩离析———天下大乱
沧海横流，英雄惊起。这在中国是普通民众朝不保夕、悲苦相续的时代，却同时也是风云际会、豪杰蔚彩的篇章。大汉王朝的落日，迟迟西坠，留下的故事任由后人笑谈。
中国卷 第一编 夹缝中的苟延残喘（8）
党锢事件无疑是宦官对正人直士的屠戮和*。所谓“党人”，其实也并没有结成什么党，只不过是宦官打击异己的一种诬陷不实之词。李膺、陈蕃、刘陶、范滂等人的铮铮铁骨，宁愿丧生屠族而不与黑暗势力妥协合作的精神，彪炳史册，光耀后人。使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在面对黑暗与暴力时挺身而出，扶正黜邪。
可以想得到，正直的官员和士人都被屠杀的屠杀、禁锢的禁锢，大汉王朝的朝廷里还会留些什么人，大汉的天下还能维持多少年。果然从第一次党锢到党锢解除的18年中，宦官为所欲为，以张让和赵忠为首的“十常侍”，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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