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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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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革命推动婚姻美满与多样化 首先，性革命并未引起婚外性交的巨大增加。在美国，1948年的《金西报告》表明：36—40岁的男性有婚外性交的占28％，同龄女性占17％；直到1977年，男性仍不过30％，女性占39％。在举世公认的性最开放之国瑞典，1967年时在过去一年内有婚外性交的人只占男性的6％和女性的4％；即使算上过去5年内有婚外性交的人，男性也只占30％，女性占24％。如果把美国和瑞典相比较，结果十分有趣：美国1976年有84％的人坚决反对任何婚外性交，但其实际发生率为男女平均34％左右；瑞典1967年有25％以上的人宽容偶然的婚外性交，有 12％的人宽容任何婚外性交，然而实际发生率却仅为男女平均15％左右。性学家分别研究了1973年时的9种不同文化，发现对婚外性交持最宽容态度的是丹麦，其次是瑞典，但它们的婚外性交实际发生率却远低于那些不宽容的文化。
其次，性革命广泛传播了性学成果，使人们更加重视婚内性生活的质量，重视协调的性生活对婚姻美满的巨大积极作用。婚内的性满足一直为基督教所不齿，也是其禁欲主义的表现之一。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霭理士、罗素、林西等人才把夫妻生活的概念扩大，把性的亲近与满足包括进去。女权运动又摧毁了男性对婚内性生活的主宰，促使他们尊重妻子的性权利与性要求，也解脱了一大批性冷淡的女姓。试婚、不婚同居、离婚自由等，使人们普遍接受了性生活是一种相互服务和共同享受的观念。结果，以性生活是否和谐来判断婚姻是否成功的思想，30年代即已在瑞典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已很普及，50年代前半期已被整个西欧所接受。此后，各国婚姻法实际上都承认：无性交能力者不得结婚，性生活严重不和可以成为离婚理由。在普遍的民意调查中，60年代之后各国夫妻都把性生活和谐美满列在婚姻目标与评价标准的前几位，绝大多数青年都视为仅次于爱情的最重要事物。进入80年代以来，美英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性革命似乎在退潮，但实际上是多数人认为，性革命不应过多地在性关系方面做文章，而应努力提高性生活质量。对人的幸福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与多少人性交或何时以何种形式开始性交，而是能否从中获得美好的体验，能否促进身心健康。因此，尽管人人都恐惧随意性关系会带来艾滋病，但提高性技巧和性感受的研究比以往更加深入，其成果的传播更为广泛。总结性的数据则是：80年代美国人婚内性生活的频率，比60年代初期增加20％以上。
第三，性革命否定了传统婚姻对性的绝对垄断，使性成为自然的和独立的现象，也就为婚姻形式的多样化开辟了道路。由离婚率高再婚率也高形成的“连续多配偶”现象、不婚同居现象、男女独身现象、多男女共同家庭、同性恋婚姻等，都是建立在不禁欲以及性与法定婚姻相分离的基础之上。即使那些不存在性关系的无婚家庭，例如孤寡老人与不相识青年共同生活的无亲组合，甚至青年男女的无性同居，也都必须建立于性与婚姻相分离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性革命所促进的多样化婚姻的当事者，在控制自己的性活动方面既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不必受制于传统婚姻，又具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深刻的人权意识，不会借婚姻之名或共同生活之形式，来谋取性满足。多样与可变的婚姻形式当然是更广泛的性选择的自由，但这自由同时也包括着不选择或拒绝被选择的自由。许多人无法理解和相信这种自由中所包含的更高的道德水准，用逛妓院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多样化和性革命，难免误认为是群交或放纵。西方学者则从切身实践与考察出发，预测未来的婚姻将只剩下两大功能：性感与性的交流。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王小波
（19521997），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王小波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1992年，我和李银河合作完成了对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之后，出版了一本专著（编者按：指与妻子李银河教授夫妻合著的《他们的世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男同性爱人群的性社会学专著。），写了一些文章。此后，我们仍同研究中结识的朋友保持了一些联系。除此之外，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更深的研究，但始终关注着这一社会问题。
从1992年到现在，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人已经多起来。有不少关于同性恋的研究发表，还有一些人出来做同性恋者的社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当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就能有人来关注同性恋问题，那就更好一些。据我所知，因为艾滋病流行才来关注这个问题，是件很使同性恋者反感的事情。我们的研究是出于社会学方面的兴趣，这种研究角度，调查对象接受起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些。
做科学研究时应该价值中立，但是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价值判断。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回避同性恋道德不道德这类问题，但作为一个一般人就不能回避。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曾经使我相当困惑，但是现在我就不再困惑。假定有个人爱一个同性，那个人又爱他；那么此二人之间发生性关系，简直就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又不伤害别人的事，谈不上不道德。有些同性恋伴侣也会有很深、很长久的关系。假如他们想要做爱的话，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们。我总觉得长期、固定、有感情的性关系应该得到尊重。这和尊重婚姻是一个道理。
这几年，我们听到过各种对同性恋的价值判断，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同性恋不道德，等等。因为我有不少同性恋者朋友，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些话曾经使我相当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这种难过已经变成了一种泛泛的感觉：在我们这里，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暴、太不讲道理。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态度过于原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将来情况会变得好些。
我对同性恋者的处境是同情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有自己的终生恋人，渴望能终生厮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让人更加同情。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人总是让人敬重。但是同性恋圈子里有些事我不喜欢，那就是有些人中间存在的性乱。和不了解的人发生性关系，地点也不考究；不安全、不卫生，又容易冒犯他人。国外有些同性恋者认为，从一而终，是异性恋社会里的陈腐观念，他们就喜欢时常更换性伴。对此我倒无话可说。但一般来说，性乱是社会里的负面现象；是一种既不安定又危险的生活方式。一个有理性的人总能相信，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可取。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关注，是和对艾滋病的关注紧密相连的。但艾滋病和男同性恋的关联，应该说是有很大偶然性的。国外近几年的情况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恋，它和其它性传播疾病一样，主要在社会的下层流传。这是因为人们知道了这种病是怎么回事，素质较高的人就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预防它。剩下一些素质不高的人，才会患上这种病。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文化，人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倒以为，假如想要防止艾滋病在中国流行，对于我国的流浪人口，不可掉以轻心。
艾滋病发现之初，有些人说：这种病是上帝对男同性恋者的惩罚，现在他们该失望了──不少静脉吸毒者也得了艾滋病。我觉得人应该希望有个仁慈的上帝，指望上帝和他们自己一样坏是不对的。我知道有些人生活的乐趣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后盼着人家倒霉。谢天谢地，我不是这样的人。
鉴于本文将在医学杂志上发表，“医者父母心”，一种人文的立场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共鸣。我个人认为，享受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性可以带来种种美好的感受，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源。而同性恋是同性恋者在这方面所有的一切。就我所知，医学没有办法把同性恋者改造成异性恋者──我猜这是因为性倾向和人的整个意识混为一体──所谓矫治，无非是剥夺他的性能力。假如此说属实，矫治就没什么道理。有的人渴慕异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是没有道理的。历史上迫害同性恋者最力者，或则不明事理，或则十分偏执──我指的是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纳粹分子──中国历史上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例子，这可能说明我们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执，这种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同性恋者一种保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举例来说，假如有一对同性恋者要结婚，我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至于同性恋者，我希望他们对生活能取一种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我认识的一些同性恋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很好的工作能力。我总以为，像这样一些朋友，应该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个样子。我是个异性恋者，我的狭隘经验是：能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体面地出去吃饭，在自己家里不受干扰地做爱比较好；至于在街头巷尾勾个性伴，然后在个肮脏的地方瞎弄几下是不好的。当然，现在同性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但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全文完）
编者旁白
面对婚姻，也许很难圆满界定它对人类的意义，正如人类对人性的争论也往往没有定论。婚姻仅仅是人的一种生存形式，而人的灵魂与生命的复杂性则暗示着人类婚姻很可能不以惟一形态而存在——这是每一个现代人必须正视的。
爱以激情为血液，生离死别或刻骨相思都会使爱惊心动魄或超凡脱俗，而婚姻则不免在日常层面显出它的琐碎乃至平庸；爱是自由女神，婚姻则为自由设置一道门槛。于是在爱的诗意中，婚姻常常显出它捉襟见肘的尴尬：时光会在日复一日的相似中剥蚀着爱的激情，无间的亲密会让生命失却鲜活，最后，幸运的婚姻留下了深厚的亲情，不幸的婚姻则将情义冻成冰凌。
这是人生的一个误区。婚姻作为人生的一个信号，它仅仅意味着相恋者共同生活的开始，而绝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的丧失。有人在饱经沧桑后才顿悟：相爱的双方必须忠诚，融为一体，否则便是亵渎了神圣的婚姻，这种观念未免幼稚。当爱侣之间丧失了独立与距离，随之丧失的往往是美感、自由、彼此的尊重与宽容，最后爱情也难幸免。这就是说，若要为婚姻创造一片安宁的天空，就必须为爱情留一点独自呼吸的空间，这种宽松姿态大概是维系婚姻生命力的奥秘。一种健全的婚姻的前提是平等的感情、互相尊重的理念、互不干涉对方自由的默契和相对接近的价值评判。这种平等和尊重一方面是基于爱和信任，另一方面则基于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婚姻生产人类，爱情生产欢乐，当欢乐消失，婚姻也许依旧存在，而且会诞生比男女结合更可宝贵的价值——那种宽恕人性弱点的高贵情感。
人有许多的弱点，但人性还有更深邃的一面，那就是理性。一个人不会永远年轻，也许有一天他会发现，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仍是那种历尽沧桑而不渝的伴侣之情。这是一份无价的财富，你和谁共享这份财富，你也就和谁拥有了今生今世的幸运。与之相比，最浪漫的风流韵事也成了过眼烟云。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他完全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婚姻形式，正因为如此，人类婚姻才显得多姿多彩。惟其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能以一种同情的眼光去解读不同的婚姻：同性恋在开放社会已不再作为罪过，独身也给人类生活方式的自由打开了另一窗口，甚至婚外情在承受道德审视的同时，也有着它申诉的理由。我们可以因为生活远不如想像的那么完美和崇高而感到遗憾，却不必过分痛心疾首，因为所有人的活法无不受制于本能和文明的双重约束。
从爱与婚姻走向家庭，也许是天经地义。
如果人生是一次漫长的漂泊，那么家庭就是你生命的港湾。这种毫无新意的言说却带着浓郁的隐喻。家庭大概是世上公认隐藏人性隐私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爱。那种痛感世态炎凉与命运无常的郁闷感叹、怀才不遇的失意与壮志未酬的悲凉，或许你只能在家中才得以无顾忌地宣泄；同样，一种松弛随意、自由自在、家人团聚、尽享天伦的温馨，也只能弥漫在家庭的空气中。差不多每个家庭都蕴蓄着这两种力量——血缘相连的亲情与平凡单调的苦闷。
人其实是一种害怕孤独的动物，人性中深藏着对被抛弃的恐惧与无人对话的绝望。尽管人类对家庭的体认早已超越了物质层面而上升到精神高度，但人还是难以摆脱无人喝彩的困境与知音难觅的惆怅，哪怕是在家庭。于是人更渴望在家中营造自己灵肉合一的自足城堡，让身体与灵魂皆得以安宁。
而反抗家庭的理由却在于不满家庭把一切都平庸化，家庭生活的日常操作之单调委实让理想主义者黯然神伤。当你认为家庭的束缚超越了亲情的伟大时，逃离家庭便势在必行了。诚然，家庭生活的质量在于它生生不息的凝聚力，一旦凝聚力枯竭，家庭不免解体；但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又是对人类的必要约束——如果仅仅从纯粹个体角度来衡量家庭的利弊，道德或法律可能会举起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家庭的另一功能，是它能使人体本能生发社会性情操。如果人类的家庭生活真如莫罗阿所说的那样，那么，你的忠诚、热望、同情以及你生命中整个高贵的东西，都会被发扬光大，这样，你才回归成一个真正的人。
家庭中难以弥合的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当你对父母的崇拜与信赖随年龄的增长而渐渐消失时，实际上意味着你反叛父母的开始。因为你尝试用自己的眼睛审视世界了。这对父母而言，无疑是一种痛苦与无奈。每一代人由于时代、环境、生存条件的差异，在价值尺度、生活目标或心理趋向上都可能迥然相异，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你确认自我的过程。因此，代际摩擦乃至冲突是自然的事。值得忧虑的倒是，父母总是惯于用自己的人生模式苛求乃至苛责孩子，却忘了任何人的情操、思想除与时俱进外，本是伴随人生时段的演化而演化。
务必谨防代沟造成不流血的战争。那种背叛甚至仇恨的空气销蚀家庭的温情与安宁，从而颠覆作为人至高无上的品性，酿成冷漠与冷酷的悲剧。卡夫卡和他父亲的故事便是一个佐证。完全不必要生硬地去弥合两代人的代沟。最值得做的仅仅是，以爱、同情、宽容与尽可能的理解，去面对两代人之间的一切。
（富华）
第七章 我是女性但不主义
实用人类学
B．论性别的特性
论性别的特性
康德
（17241804），德国哲学家。本文选自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在可以用较小气力取得如同用别的方式花更大气力所取得的同样效果的一切器械里，都必定是放进了技艺，仅从这点就可以预先断定：大自然的远见也会把比男子更多的技艺放进女人的机体中，因为它赋予了男人比女人以更大的气力，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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