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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也想不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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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也可以写一写嘛。”我对他说。
岳志明立刻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说：“我写了一首诗，你能不能改一改？算咱们合作！”
“可以。”我说。当我在宿舍里看岳志明的作品里，不禁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诗，简直是些胡说八道！
但没有办法，我只得给他改写。说是改写，实际上等于重写。一开始，我还想保留他的某几个句了，但不行。后来又看能不能起码保留他的几个字，可是最后竟然连一个字也用不上。诗“改”完后，我发愁了：我这样对待他的“作品”，他的自尊心怎能受得了呢？正在我发愁的时候。岳志明迫不及待地跑来催问我改写得怎样。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我重新写的诗给他看。
他看了看，竟然说：“行！你改好了！”
我的脸红了，志明却若无其事地在标题下面署上了我们两个人的笔名——不过，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的后边。他兴致勃勃地拿着诗去了省报——他说他认识省报管方艺的副总编。就这样，我们俩“合作”的诗在省报发表了。
志明一下子对我更亲热了，他说他还准备和我合写小说，叫我过两天到他家去商量提纲，完了顺便再一块去省教育局找找他妈，谈一谈我的奶朋友毕业分配的事……
到这时，我才想起，我要赶紧和小芳把这个问题谈明白……
四（薛峰）
我和小芳在我们相会的老地方分手后，没回学校，径直向岳志明家赶去。我现在要马不停蹄地为我和小芳留在这座城市而奔波。忙碌，紧张，快速，在混乱中盯住目标大踏步前进，这就是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以前我极不适应这种生活，现在可以说基本上适应了。记得刚开始上大街，我从来不敢骑自行车。就是步行，不是撞了别人，就是让别人把自己的鞋后跟踩掉了。过十字路口的斑马线，紧张得就像贼娃子一样。
现在我骑自行车奔驰在大街右行道的人流里，轻松而自在，就像组成这条生活长河里的一个自然的波浪那样运行。在通过诸如东门滩这样的自由市场的人海时，我的自行车也能像鱼在水里那般穿行。来到通向省委的那条宽阔的大道上后，行人稀少了，只有中心道上穿梭着一些拉起窗帘的小汽车，像箭一般地飞驰而过。两边的法国梧桐辐射出浓密的枝叶，给街面铺下了很宽的阴凉；头顶上赤日炎炎的蓝天只留了带了般的一条。
我在车上凑合着点着一支烟，一只手扶把，一只手抽烟，并把车速放慢了一些，以便在脑子里思索一些事。
我当然首先想起了刚才我和小芳的会面。
是的，可爱的小鸟！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她仍然在做着她的那些沙漠的梦。
当然，她是无可指责的。在不远的以前，我不是也和她一样坚持要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吗？我承认，从精神上业说，这种追求永远具有崇高的性质。凡是崇高的东西，都会引起人一种敬畏的情感，以致在背叛它的时候，使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一种灵魂的颤栗。我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使我心里极不愉快。
但我也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我留在这城市，并不是干坏事。我在这里也许要比在沙漠里更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同时不也就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吗？再说，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敏才智，也是现代我们国家所提倡的政策。这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卑下呢？我在内心已经不知这样为自己辩解了多少次。当然，我也承认，城市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但人们活着，不是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吗？世界上有谁反对这一点呢？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我怎么能一下子就改变得这样快呢？我又感到惊讶的是，小芳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一点也没有改变呢？我相信她也会改变的。只要留下来，城市生活的巨浪会慢慢冲刷掉她思想中那些沉积已久的沙丘——这句话简直是一行绝妙的诗！已经到省委家属院的大门口了。我把自行车在对面马路上的存车处存好，就向那个已经进去过几回的非凡的大门口走去。站岗的军人立刻用警惕的目光盯住了我。我虽然跟岳志明来过几回，但军人不会记住我。我的脚步有些慌乱，心怦怦直跳，几乎像一个作案的歹徒一样。
“干什么？”军人威严地喝问了一声，就向我走来。
我站住了。哨兵走到我面前，再一次问：“干什么？”
我回答：“我找一下岳志明同志。”
“有证件吗？”我赶忙在口袋里摸学生证。糟糕！学生证丢在宿舍里了。我只好说：“忘记带了。我是省师范大学的，岳志明的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薛峰。”“你先等一下。”军人说完便向哨楼走去。
我听见哨楼里传来拨自动电话的声音，接着便听见军人说：“喂，岳部长吗？……噢，志明，有个你的同学说他叫薛峰，现在在大门口。让进来吧？噢。”
军人出来，给我打了个让进去的手势，然后又笔挺地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我赶忙往里面走去。进大门不远，我就看见岳志明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走出来迎接我。我们一同走进了他们家的会客厅。
保姆给我们端过来两杯饮料。我一看，杯子里黑糊糊的，不知是何物。志明说：“你喝咖啡。这很不错，巴西的，速溶，不用煮。”
噢，这是咖啡。我以前只在外国小说里不断看过喝咖啡。我今天也喝了这种高贵的饮料。不过，我喝不惯，觉得有一种奇怪的苦味。不一会，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这大概是志明他父亲回来了。是的，果真是岳部长。当他走进客厅里，志明马上给他介绍了我。志明父亲是个和蔼的老头，一听说是儿子的同学，便热情地和我握手，问我是哪里人，父母亲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非常抱歉地回答他的问话。我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大的官交谈过，因此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组织部长索性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说我们家乡是老区，他解放战争就在那些地方打过仗，并且说出了我们那一带许多地方的名字。这一切使我心里深受感动。志明又告诉父亲，我就是和他合写作品的那个人。老头更高兴了，并且从刚才放在旁边的公文包里拿出那了张省报，说：“你们的诗写得很不错嘛！志明基础差，你要好好帮助他。文革中我和他妈关了牛棚，他没人管，耽搁了。他哥哥就好一些，去年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老头看来很爱他的这个小儿子，甚至像对待同志一样称他“志明”，而不呼小名。他看来对儿子能发表作品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个好老头面前，我刹那间涌上了一种羞愧感。我同时也为志明感到羞愧。我知道老头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儿子。是的，他爱他，但并不了解他。而更令我难受的是，志明竟然能毫不害臊地瞒哄他父亲，以致使这位组织部长竟然相信自己的儿子真能写出什么作品来。他可能是一个明察秋毫的组织部长，但也许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父亲。
他父亲要休息，志明便把我带到他的宿舍。
他的宿舍并不和他家的房子套在一起，而是在另外的一排的一个单间。这个房子的布置也是另外一套。新式的沙发床，小酒柜，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和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墙上贴着电影演员刘晓庆和陈冲的大幅彩色照片。
我们开始商量小说提纲。
原来我们准备写一篇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小说。但志明说，他听了一个故事很不错，可以说是现成的小说。“什么故事？”我问他。
他说：“我听的是社会上传说的一个笑话。噢，是这样的：某年某月，在某一列客车上，两个彼此都陌生的男人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坐在同一节车厢的同一张椅子上。那个女人正好坐在两个男人中间。结果，这两个男人都看上了这个女人。临下火车前，这两个男人都把自己地址写好——当然都还写了一些热烈的求爱话，把这个女人从头到脚赞美了一番。他们把纸条偷偷地往那个女人的口袋里塞去。结果两个人由于慌乱，把纸条分别塞在了对方的口袋里。以后，这两个男人就在两地互相通信，热烈地谈起了恋爱。谈到一定的时候，两个人都想很快和对方相会。他们于是就有信中约定，某月某日某时在某车站某个地方见面。结果一见才发现对方是男的。这两个男人就互相臭骂了一通，然后又各自在心里臭骂了自己一通，就各回各家去了……你看这妙不妙？纯粹是一个契诃夫式的短篇！”他叫道。
我听后忍不住皱皱眉，说：“我好像看见一个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一篇小说，就是这个故事。”
“是吗？太遗憾了！这么好个题材叫别人抢走了！”他丧气地说。我说：“咱还是按咱原来说的构思。”
志明说：“我今天脑子有点乱，咱改天再说吧……哎，你不是说你有个女朋友在林业学院想留校吗？咱干脆现在找我妈去。这事宜早不宜迟！你到《北方》去的事我已经给我妈说了。本来你两口子的事当时可以一块说，但我妈对这些事已经烦透顶了，只好先把你的说了……咱现在去呢！”
我很高兴志明的提议。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正是为了我和小芳的前途，我才耐着心和我的这个浅薄的朋友胡扯了这么许多。我们于是一同骑着自行车去省教育局。
到了教育局大门口，我要下车，志明说别麻烦了，下来还要登记，闯进去就行了。
我们刚进了大门口，就被门房老头在后面喝住了。他有点恼怒地喊：“年轻人连个规矩都不懂！怎么一闯就进去了？你们找谁？”我们尴尬地下了车，志明说：“我找我妈！”
老头气呼呼问：“你妈是谁？”
“高建芳！”“不管找谁都要登记！”老头不客气地说。
我们只好又退回去在门房登记完，才被允许进了院内的办公大楼。志明母亲是个大个子女人，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穿着一身普通的干部服，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领导。
当志明把我介绍给她时，她从椅子上欠起身和我握了握手。那手是生硬的，带着一种勉强，就像握住的是一个扫帚把。大概找她的人太多了，正如志明所说的：“烦透顶了。”
志明给他母亲说明了来意。我在志明说话的过程中，又及时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
分配办主任眼睛厌烦地瞪着志明，听他说完。
她然后转向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态度平静地说：“类似的要求很多。大学生分配中谁去哪里，除个别特殊情况以外，权限都在各院校。我们没有权力直接干涉各院校的分配，因此我很难帮助你……”
我脑子“嗡”地响了一声：这下全完了！
我看了看志明，他若无其事坐在那里翻一本《中国妇女》杂志。我低下头，坐在那里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像专门被传来受审的犯人一样。我在心里抱怨志明：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见这位铁面无私的法官呢？
那位法官又继续宣判道：“我这里不能搞这些不正之风。全省几十万大学生，如果这样一搞，岂不乱了套？再说，就是可以照顾个别人，但这传出去也会影响许多人的分配，到时不是给报纸写信揭发，就是到省纪委去告状，甚至结伙来我们这里闹……”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门子上已经冒出了汗水。我真想一拧身就走。这时候，我听见志明说：“妈，算了别说这些话了，都快下班了，我们还要回学校去……”
我听见这话，赶快站起来准备走。
志明母亲却拿起笔，从桌子上翻开一个笔记本，问我：“你的女朋友是哪个大学的？学什么专业？叫什么名字？”
希望之光一瞬间便像闪电一般照亮了我的眼睛。我赶忙一一回答了她的提问。我看见她把这些都写在了那个笔记本上。我她不容易才逃出了这个折磨人的地方。
路上，我对志明说：“根据你母亲的态度，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志明却大笑了，说：“我妈那些话已在她心中录成了磁带，对来的任何人都要放一遍的。可怜的人！你竟然被这位牧师神圣的布道词快吓昏了！你放心，她该办的事会办，否则她为什么要记在笔记本上？”
我脑子里又“嗡”地一声，几乎把自行车都骑到了人行道上……生活啊，你又给我上了一堂课！
五（郑小芳）
我怎么也想不到，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这么些变化——或者说，我的薛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变化无疑直接影响到了我。我怎么办？如果在我们小时候，要是薛峰坚持要干什么事，我就是心里不情愿，也会毫不犹豫跟着他去干的。可是现在不行。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二十三岁，并且即奖大学毕业。更何况，这是一些多么重大的事，能随随便便附和他吗？我想，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年龄还缺乏主见，还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说不定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可怜虫。
我不能同意薛峰的意见留在这个城市，并不是我对这城市抱有成见。不，在学习、生活以至其它许多方面，这里的条件无疑要好得多。我坚持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无法和这里比较的。我之所以坚持要去北方的沙漠，不仅仅是那里更需要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观点所决定的。我内心强烈要求我这样做。说句笑话，如果我已经是个老太婆，说不定我会愿意留在这里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我现在正年轻，我愿意自己的青春在一种激荡的生活中度过；我愿意过一种充满创造乐趣、更为纯洁的生活。我知道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要牺牲许多世俗的享乐。这一切对于在这个城市生活惯了的某些青年也许是可怕的。
可是，我的薛峰为什么也惧怕了，退缩了？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现在会这样。
记得小时候上学时，我们在大热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上山去砍柴，又饿又渴不算，连个歇凉的地方都没有，一架山上不长一棵树。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们望着那些光秃秃的山梁，说过我们长大后要在这里栽许多树，而且是果树；不光人能歇荫凉，还要叫树上结满果子。
到高中时，这个愿望仍然纠缠着我们。我们商量好考大学时都报林业学院。薛峰后来改变志愿报考师大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那年，我们在小学时的一个同学由于没能进入县立中学，在社办中学读完初中后就回去当农民了——没有考上高中。
他十八岁就结婚了。结婚那天，他请我们在小学同过学的人去“过事情”。
十几个小时候一块玩大的青年聚在一起，其间除过我和薛峰上高中，他们现在全都当了农民。严格说来，我们当时还都是孩子，却为我们其中的一个举行婚礼了。大家聚在一起，百感交集。有一个同学说，如果农村教育条件好一些，大家说不定现在还都在读书，可是……他说着便哭了，结果惹得所有的人都哭了，使得这场喜事办得像丧事一样。办喜事的那个同学的父亲把我们臭骂了一通。
回校以后，我和薛峰谈起这件事，都很伤心。薛峰当时说：“小芳，你将来还是上林业学院，让我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咱们回来，你给咱栽树，我要为改变咱们山区落后的教育出一把力。我要当中学教师，将来最好能当个中学校长。我要鼓励我的所有学生都报考师范大学，让他们回来发展咱山区的教育事业……你将来当个林业站长什么的……”
我当时心里在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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