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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边文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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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穆天子传》晋代从战国时魏襄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之一,共六卷。原本是竹简,后因竹简文字剥落,从竹简古文改写楷书时有难辩之处,用C号代替缺文,*允橹卸郈,如卷二:“仍献白玉C只角之一C三,可以C沐,乃进食C酒姑劓九C。玻丁场翱谏福*口戕口”《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的句子。清代周元亮、钱尔埃妓嫡饧父觥翱凇弊郑骸澳斯欧娇杖Γ侨蔽囊玻唤褡骺谧纸猓笪蟆!焙罄赐跤煌庹庵炙捣ǎ凇读纤姹省肪硪恢兴担骸敖杓伟濉洞蟠骼瘛罚饲鼐鞍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鞍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浴分谐浦9鄞耍蛑堋⑶焦源且病!�
论重译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2)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3)。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4),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5)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6),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7)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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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2)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记之类》。
(3)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4)伊本涅支(V.Blasco-Iba′n~ez,1867—1928)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5)西万提司(M.de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吉诃德先生》)等。
(6)诺威挪威。
(7)改造社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一九一九年。该社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村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骂杀与捧杀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2)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3)。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4),右有徐志摩(5),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漫骂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2),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3)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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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2)批评家好“漫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3)孔融(153—208)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女人未必多说谎
侍桁(2)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3)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4),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5),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6)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今年是“妇女国货年”(7),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8)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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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2)侍桁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3)叔本华(A.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4)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指华宁该尔(O.Weininger,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5)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719—756),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6)“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7)“妇女国货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8)“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偶感
公汗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2)。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3)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4),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5)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6)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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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2)“碟仙”当时出现的一种迷信扶乩活动,如上海曾流传“香港科学游艺社”制造发售的“科学灵乩图”,图上印有“留德白同经多年研究所发明,纯用科学方法构就,丝毫不带迷信作用”等字句。(3)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辟“灵学”》一文,对当时上海出现的以“灵学”为招牌的设坛扶乩迷信活动,进行了揭露批判。
(4)当时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上,班禅喇嘛诵经作法时,有摄影师在佛殿内使用镁光灯照明。
(5)《狸猫换太子》据小说《三侠五义》有关李宸妃的情节改编的京剧,参看本卷第344页注(4)。《玉堂春》,据《警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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