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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4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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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获的日本武器开始在北方获取地盘和军事利益。
而且。就在日军投降的那一天，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代表政府，在同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进行了数周秘密会谈之后，在莫斯科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条约。双方在条约中保证相互尊重主权相互不干涉内政。在有关海军问题上，条约规定中国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和船运开放。”双方—致同意港口由中国人来管理。但是，中国同意将一半港口设施租借给苏联。此外，中国还同意双方共同使用旅顾港，并扩大那一地区的界线，而且其扩大的范围超出美国的预料，条约签订后9天，苏联军队便占领了这两个港口，并开始向这个地区内的机场派运输机和“雅克”式战斗机。
到1945年末，日益加紧对付北方的解放军的进攻。因此，美国海军意识到它正在卷入一场中国的内战中去，军队需要向北部战线进行海运，而当时活动于中国领海内的美国舰艇则是唯一可用的力量。
白宫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指示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将 军开始为美国第七舰队的以下主要行动拟订计划：
1。美国第七舰队将立即前去控制黄海和勃海湾。
2。第七舰队将担负由中国南方向山东和辽东半岛运送几个军的海运任务。
3．第七舰队将由冲绳运送陆战队第3两栖部队前往大沽、天津、秦皇岛、烟台和青岛登陆。
然而，美国在下达的上述指示中还冠冕堂皇地说：“以上各条在执行时必须遵守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即美国不支持中国的****政府进行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
海上游击战
白宫的这一指示只是虎头蛇尾，因为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人看到的地位在急剧下降。马歇尔曾试图建立一个和的联合政府，但未获成功。1947年1月当他离开中国时，北方爆发了大战。解放军很快占了上风。随着他们的统治的巩固，解放军在勃海湾与黄海北部开始展开一系列的海上补给活动，几个星期之内，这一地区内的大部分帆船和小型机动船只都被解放军掌提了。
随着内地的压力在增长，海军更加忙碌，力图封锁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线。他们定期在这一海域巡逻，检查大连、旅顺至山东北部沿海各港之间所有船只。不久，海军巡逻舰艇捕获到一些运送解放军部队和枪炮弹药的帆船。但是解放军的运输船只主要在夜间航行，白天却锚泊在他们控制下的位于渤海湾口上的长山群岛。军没有足够的舰艇对这一地区实施全面封锁。1947年，解放军的海上运输在继续加强。
由于苏联人拒绝让民用船只和海军舰艇进入大连港，封锁解放军海上运输的企图受到很大阻碍，结果，美国对于苏联长期封锁大连港向苏方提出抗议，而苏联则指出，中苏协议规定，战时大连港由掌管旅顺港海军基地的军事当局控制。苏联还指出，由于对日战争没有结束，尚未签订和平协定，大连港仍不能开放，并将继续由苏联政府管理。
除外交文件中所提到的一些特殊理由之外苏联封闭大连港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据美国海军情报人员说，在老政治家李立三的挂名领导下，1946年在大连建立一所解放军的海军学校。在抗日战争中，李立三有大部分时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于1945年8月回到东北，充任林彪的政治顾问。实际上，解放军的海校分为两个部分，军官训练在大连，士兵训练是在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市。解放军指示，只从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国青年中挑选优秀者组成他们的海军骨干力量，这些人都必须是员。海校的课程全部由苏联海军顾问任教，学制为2至3年，重点是学习谍报。谍报课程设置的目的是训练人员潜入海军内部进行颠覆活动。
1947年秋，李立三由海军的叛逆者张连瑞所接任。张连瑞是一位海军指挥官，原任“中建”号舰长，他因贪污海军军饷于1947年4月被青岛警备司令部逮捕。张连瑞显然是收藏了钱财，买通青岛的宪兵，逃了出来。张连瑞逃到解放军统治区后，林彪看中了他的海军经验，让他接替了李立三的职务。
一年之后，有300名学员从海军学校毕业，其中许多人到了驻旅顺港的苏联潜艇上受训。中国的这些海军军官在苏联潜艇上航行可以观察到海军水面舰艇的巡逻，从而详细地掌握了这些巡逻舰艇的活动规律。解放军拿握了这些情报，帆船的运输补给活动就不易被发现。当时驻南京的美国海军武官估计苏联海军在辽东半岛附近海域活动的潜艇多达18艘。
随着解放军加强了在北方的活动，甚至连青岛的海军基地也开始感到了上述海上的威胁。1948年7月15日，60艘解放军的帆船在青岛沧口机场东南隐蔽地靠了岸，游击队成功地炸毁了水库，使这一地区受到很大破坏。在驻大连和旅顺港的苏军的庇护下，解放军还建造了机帆船，这些机帆船每日通过海峡往返于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他们靠着这些机帆船运送粮食、弹药和其他补给品。到1948年夏，解放军的船只已不再隐蔽了，它们公开地进行活动。
海军的改组和领导集团的更迭
随着内战向海上扩展，海军迅速发展，到1947年已拥有29000名官兵。这一发展使得海军改组与领导成员更迭更有必要。这个改组再次触痛了老的海军领导集团的伤疤。
编制
在1946年至1947年，海军经历了两次重大改组。在1946年初开始的第一次改组中，成立了海军署（DNA），海军署是由陆军控制的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部门，因此它几乎没有什么实权，舰艇的战术指挥权掌握在陆军参谋长手中。而实际上，舰队仍保持战前的组织体制。海军拥有两个远洋舰队，即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还有一个长江舰队。此外，还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广东舰队，其司令部设在广州。
1947年，南京的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建立的确帮助中国海军争得了一些自主权。那时，美因海军顾问在将海军部改为海军司令部的问题上起了作用，而海军司令部则是当时美国海军司令部机构的翻版。舰队的体制除增设了运输舰队外基本保持不变。新建的运输舰队负责为其他舰艇部队运送补给品。
领导集团与派系之争
《中国海军》是蒋介石用来发表意见与讨论问题的具有影响的刊物。因此，当杂志上出现了批评海军过去的教育体制的文章时，这表明总司令要清除老海军派了。文章中曾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状态，海军的教育系统不尽一致，海军军官受地方主义影响太深。比如，战前由青岛、黄埔和福建军官学校培训的海军军官不能合作，互不协调。磨擦与冲突经常发生，而海军本身的利益却被忽视了。”
蒋介石的主要矛头总的来说是指向福建派、具体说就是指向陈绍宽将军。蒋介百决心打破福建派对海军的控制，将忠于他自己的人安插到海军的重要职位上。于是，他在1945年末将陈绍宽排挤出海军，以其亲信陈诚将军取而代之。当陈诚将军开始以其他省籍的军官取代福建籍的军官时，海军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陈诚很快就意识到他在统帅着一支濒于哗变的海军。到1946年，陈将军说服蒋介石将这一令人兢手的差使交给另一位陆军将领，即前面提到的驻伦敦的武官桂永清中将。桂永清是一名精干而又勤奋的陆军将领，他决心为海军制定一条新的路线。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效仿美国海军，建立一套经改革的军官晋升制度。在美国海军中，军官的晋升是根据本人日常表现和健康状况。
桂永清的作法直接受到福建派的反对。他的参谋长周宪章海军少将极力给他制造麻烦。譬如，桂决定向海军司令部所属的全体军人发放海军制服，可周宪章却出来反对，他说只有经过4年严格训练的真正的海军军官才配穿着海军制服。对桂永清这样一位陆军出身的将领的公开藐视只能是加剧海军的分裂。桂永清的反应是，自己穿着陆军制服，保持其参谋人员的陆军军衔。而且他还继续用青岛海校毕业的学员取代福建派。
贪污腐败
桂永清将军还面临着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海军官兵的军饷被克扣，而且还受到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黑市上的实际兑换率达到了40万中国元换一块美元。所以，到1947年春，一个三等水兵每月实际收入大约只有60美分。
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贪污活动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绝对必要的。在中国南方，的活动尚未造成严重威胁。在这里，广东海军贪污腐败的行为是中国海军参与走私和海上抢劫活动明显的例证。
1946年7月，由刘永可海军少将领导的国防部广东海军特派员办事处，是由1000名士兵和30名军官组成的。刘将军负责对缴获的日本舰船进行维修，然后投入使用。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江河防御舰队，在广州周围的一些内河上维持治安。在和这个地区的美国海军代表的谈话中，他毫不隐讳地说，除最近派往青岛训练的200名水兵外，他部下的其他人已有三个月没有发放军饷。刘将军继续说：“我们已作好挨饿的准备，但我们的舰艇需要用油，这是决不可断的。他还补充说，按目前的指挥系统，他们归属军阀、第二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刘永可说，他的舰艇的行动要听张发奎的命令，舰队燃油的唯一来源是靠张发奎。
刘永可之所以在指挥系统上如此直言不讳，是因为他可能已经知道他遇到军事当局的非难，几个月之后，他被指控滥用权力和渎职罪以及非法使用舰艇走私而被捕。
假如图民党军事当局以为刘永可的例子能够制止住其他海军军官参与走私和抢劫活动的话，那他们就会感到失望。到1947年中期，抢劫与走私活动已取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以至广州地区成立起一些保障走私活动的商行。在三浦地区，一个走私者协会公开做广告说，它为赚钱而走私，它每天能偷运一万斤粮食。人们纷纷谣传，三个最大的走私集团的头子就是广东地区军政界头面人物的夫人。
海军企图纠正广东海军内的违法行为的作法，结果只是加深了各派之间的嫌隙。蒋介石派邹宜上校取代刘永可。邹宜出生在江西，尽管他是南方人，但却是陈诚的私交。所以，刘永可手下的军官们对他很不任信。在邹宜将他的一个表弟调到广州在他手下工作后，他便更不得人心，后来邹宜将刘永可原来手下的大多数军官抓起来．任用了一些忠于他的人。
与此同时，在南京，据发现刚从迈阿密开来的8艘舰艇上都装有相当多的走私物品。上海有二家报纸报道说，舰艇带来了4辆林肯牌小汽车，还有金表、钢笔、化妆品以及香烟等物品。桂永清立即撤去该舰队司令林遵将军和2名舰长的职务，另派上海海军基地指挥官魏启民上校接替林遵的职务。后来据一位被迫退休的舰长许衡向驻广州的美国海军武官助理透露。整个这一事件是由魏启民一手策划制造的，他以此方法夺得了该舰队的指挥权。
正因为这种怨恨和反诉的气氛，很难说海军的哪一派能忠实地执行海军计划。两名在美国受训后随迈阿密舰队一同返回中国的下级军官的评论，恐怕最为实在可信。这两名下级军官对一位美国海军顾问说，舰上的情况极不和谐，“将我们派往美国是一大错误，我们在那里每月有200美元的收入，但一回来我们只有30元了。而又重要的是，在美国我们明白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真正含意，而现在回到中国，却是一场梦。”他们还对美国人说，“返航途中，中国高级军官将几辆小汽车运回中国倒卖谋利。另外，还有的军方侵占士兵伙食费。因此，除一、两艘舰上的士兵伙食还象样之外，其他舰上的士兵吃的简直如同苦力。”
这位美国人默默地聆听这两名中国下级军官的评述。他们说，中国海军中大部分下级军官不信任他们的上司是廉洁奉公很有才能的人，他们把这些人统称为旧官僚。他们说，“敌人不是，而是这些旧官僚。”他们解释说，旧官僚是和普通贪污和渎职现象相联系的，大部分海军高级军官都属于这类人。他们还说，由于缺少零件，这些新得到的舰艇不可能得到妥善保养。“不管称们给我们什么东西，都将无休止地使用，直到用坏为止；所剩下的东西就让它支离破碎，任何能使用的东西都没有用在正当的地方”。
中国海军内部的管理混乱很快影响了海上行动。1947年3月19日，海军发生了一起悲惨事件，“伏波”号在福建沿海沉没了。该舰夜间在商船活动频繁的航线上航行时同—艘中国商船相撞。军舰几乎立即沉没了。舰上130名官兵中只有一名军官幸存。调查结果判定，虽然两艘船的船长都有疏忽。但是“伏波”号的军官因航行不熟练而有主要责任。
桂永清被蒋介石提升为海军中将。当时，中国海军中的贪污问题仍继续困扰着他。在1948年的前6个月，他常常不得不纠缠在调查一些贪污案件上，1948年3月，原青岛的中国海军训练中心司令林样光上校因贪污受贿而被捕。桂永清革去林样光的职务，并判处他一年徒刑。但是，林祥光并非毫无影响的人，他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又是陈诚的好友。林样光提出上诉，后放宣布无罪释放。
海军中的走私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尽管广州新建的第四战区海军基地司令就是因被指控走私而被捕。他利用登陆舰往返于榆林和广州之间，运输非法物品。
水上警察
中国南方海军的腐败现象迫使蒋介石建立一个地方机构，企图对付走私和抢劫活动，他授权给他的大舅子宋子文于1948年在广州建立一个独立的水上警察部队。当时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省****的宋子文，以传统的海军赞助者自居，开始购买船只，将他的税务官们作为水上警察骨干。但是，宋子文和海军之间立即发生了冲突，因为拟将成立的水上警察要承担起原来指派给海军的任务。这也正是宋子文的主意。此外，宋子文还揽走了海关的缉私任务。宋子文的想法明显反映出警察组织据有比任何其他执法机构更大的权力。
1948年5月，宋子文的水上警察组织在省警察保安署的名义下建立了起来，此机构负有广泛的任务。但是，政府高级官员和海军军官们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的政敌宣称：“建立省水上警察正是宋子文企图牺牲政府利益而加强他自己在南方的权力的一个借口而已。”结果，宋子文的水上警察计划刚执行不久便搁置起来了。到1948年秋，广州的第四战区海军基地实际上掌握了水上警察，尽管在名义上它们仍然是省警察保安署下属的一个组织。
海军内部的复杂化
在海军司令部中，陆军的统治仍旧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黄埔派的陆军军官们控制着人事、补给和采购部门，而福建派的海军将领则掌握着海运、作战与计划、组织训练以及技术这四个部门。福建派的力量实际上已经减弱，因为大部分下属机构的领导是由陆军或海军其他派系的人所掌握。以海运部门为例，欧阳宝准将是福建人，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而他领导下的情报组却有3名黄埔派的陆军军官和一名新的海军青岛派的海军少校。
海上的领导权问题更加复杂，1948年11月，海军司令部建立了一个司令部中队。该中队由两艘大型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和一些原配属给运输舰队的登陆舰艇所组成。所有这些舰艇由海军司令部直接指挥，这些舰艇是一支机动兵力，它们将根据紧急情况或桂永清中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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