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反谍奇战写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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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不少的公安干部则有　送法院即了事的错误想法，对于结案与判决缺乏坚持与负责到底的态度，我　们亦有督促检查不严之责。

（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　放明日作案，形成大批人犯积压，加上干部产生轻敌麻痹思想，看管不严，　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以西北最为严重。

镇压反革命工作取得了成就

根据当时的匪特情况，1950　年　12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　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　命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消灭。

1951　年　8　月　3　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　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　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　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　对于反革命残余的警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　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曾因此造成国家　和人民的严重损失。仅就我们有　4　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　反革命分子杀害这一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革　命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广大人民不　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　在毛主席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　逮捕、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　在全国各地已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一半；　恶霸占三分之一以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　一部分有恶霸行为）占不足百分之十；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几。此外有大批反革命分子已被判处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按：从　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5　月），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的没有发　生偏差和错误。”“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主要　是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　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　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亦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　向。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不应重复发生的。　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仅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因此并　不影响镇压反革命的总的成绩。”

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镇反运动，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遇然不同的看法。占　中国人口　80％以上的平民大众是拥护的。说三道四的主要是国内的右翼势力　和国际上的人权主义者。但他们也是有自己立场的。当杨虎城和宋绔云两家6　口被军统特务杨进兴等在中美合作所杀害的时候，当蒋介石成千上万地屠　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们并不说话，并不出来保护杨虎城等的人权；当杨进　兴被人民政府抓获以后，与像杨进兴那样的手上沾满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　血的特务、土匪、恶霸被镇压的时候，他们出来说话，保护杨进兴们的人权　了，这些先生的立场能说是公正的吗？！

第六节　　周恩来万隆之行历险纪实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印度尼西亚瓜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　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1955　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但、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　卡）5　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　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　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　5　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　外，还有束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　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　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　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央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　来为首、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　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　5000　吨，一只　3000　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　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　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　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　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　月　11　日我代表团乘　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　包机，于　1　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　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　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　可行性部署。4　月　3　日，公安部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　代表的安全。两天后，即　4　月　5　日晚上　12　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　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　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　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　号’。代表团出席亚　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　3　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　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凌晨　4　时，公安部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　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公安部特派员在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　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　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　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　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　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　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　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　4　月　7　日　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　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　4　月　11　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　多变，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4　月　7　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　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　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　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　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　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　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　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　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

4　月　8　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　抵达昆明，此时在北　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　表团成员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　了。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过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　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网周恩　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　月　9　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　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　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　功的当天晚上　9　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　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　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　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　代表团的同志们。据成元功回忆：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支　部那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　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　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支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　9　时　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　思：中国记者等　11　人，将于明天（11　日）上午由香港搭柬印航“克什米尔　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　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　局。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　1　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　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　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　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　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　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　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12　时到达香港，下午　1　时即起飞，　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　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申就有人和　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　程师时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　11　日上午　10　时，再次派人　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　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　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究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　月　11　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　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　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　6　点左右，北京打来　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　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曹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　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顿　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　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这进行救援，寻　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　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　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　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　事前，曾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　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　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　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　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　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　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　光参加亚非凡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　飞机。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　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　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　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　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　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