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特反谍奇战写真-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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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列的改革、权力的行使、　布建方式的改变等，均做了重大的调整，从此奠定“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模式。

陈大庆任内，适逢台湾度过了危险的十年，政治、经济局面均面临起步　的阶段，台湾一切尚属承平，　　50　年代大整肃甫告结束，政治分歧分子于雷　震案后个个噤若寒蝉；因此，陈大庆在其任内的工作重点，即是大肆修缮“牢　房”、整顿职训总队的管理，并加强对内的钳制，将“警总”权力的触须广　泛地伸入校园、学术界、文化界、娱乐界。

陈大庆为“隔绝中共对台的渗透”，他非常重视出入境管制的工作，他　曾多次“上山下海”，到台湾各地海防、山防检查哨巡视，对于机场、港口　的管制作业，均有详细的规划。

他藉行使职权之便，对校园、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娱乐界展开史　无前例的“严厉控制”，使台湾的学术界从此进入了黑暗年代，使一般知识　分子对政治视为可怕的“黑箱”。这期间，对徐复观的监视，对许倬云的管　束，对“中研院”的钳制、对彭明敏看管等，均由陈大庆一手制造。尤其在　“彭明敏事件”发生后，所受株连的学者不计其数。

在他“刀剑之下”的手段下，先后威迫殷海光、徐复观、许倬云、郭廷　以、李万居等人的手段，至今仍令人难忘。尤其是在他默许下，“警总”的　政战势力，涉足了民间政治和文人的活动，造成社会与台湾当局的怨隙逐渐　加深，使台湾的外在形象与学术发展蒙受许多不利的伤害。追本溯源，这些　怨隙的存在，固然国民党需要负责，但陈大庆也难辞其咎。

当陈大庆一手挑起“彭明敏事件”后，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故陈大庆　为表示对“彭案”的负责，不得不去职，转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结束他　长达　20　多年的情治生涯。随后，他又接替黄杰先后出任台湾省主席、“国防　部长”、并晋升“一级上将”，就任台湾“国防部长”未及一年溘然长逝。第四任“总司令”刘玉章：“警总”萧规曹随时代　陈大庆之后，蒋介石拔擢忠贞战将刘玉章接掌“警总”。刘玉章，号称“刘光头”，出身黄埔四期，征战南北。他出任“总司令”，出乎许多将领的预料。一般认为，刘玉章所训练出来的　52　军，虽称“情治军”，但刘玉章　本人井非是“警备总司令”的适当人选。故而，刘玉章上台后，一切秉承陈　大庆时代的“旧制”，使“警总”进入了“萧规曹随”的时代。

刘五章虽秉承旧制行使职权，但“警总”依据“意识形态，，处理问题的心态，颇有欲罢不能的趋势。在刘玉章任内因文学而入狱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民主台湾联盟事件”、1969　年的“柏杨案”、　　1970　年的“彭明敏潜逃　事件”等，均在此时期发生。

以“柏杨事件”而言，柏杨翻译《大力水手》，行诸报刊后，“警总”

竟以“影射方式、攻讦政策、侮辱元首、动摇国本”等莫须有罪名将柏杨系　狱，关了　9　年多。　　1970　年　1　月，彭明敏在“有心人士”的协助下潜逃出台；2　月台东“泰源监狱”又发生暴动；刘玉章为这些事，曾向蒋介石“自请处分”，但为当局不予议处，并加官晋爵，直升“陆军一级上将”，成为国民　党的第一位“四星上将”的“总司令”。然刘玉章为对彭案负责，一再重申　“前议”，终为蒋介石接受，结束他的戎马一生。

刘玉章之后，台陆军将领皆认为陆战队司令罗友伦将是“警备总司令”　的最佳人选。不料，命令发布后，竟是“陆军副总司令”尹俊接掌“警总”。　据了解：蒋介石之所以舍罗友伦而就尹俊，与罗友伦做事独断的个性有关。第五任“总司令”尹俊：“警总”胡混保守时代　尹俊出身黄埔六期，是所谓“古宁头战役”的英雄。　　1957　年“五·二四事件”后，接替刘炜出任“宪兵司令”，尔后调任“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他与蒋氏父子都有交情，也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军人。

尹俊在　1970　年担任“警备总司令”，上任后，正逢国民党外交局势逆境，　进而影响内部的稳定。同时，蒋介石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所有的“军国”　大计，均交由蒋经国处理。蒋经国主政锐意革新，以图改善外在的形象；尹　俊在此时期，对“警总”权势的行使亦谨守分际，不敢有所逾矩，所以，“警　总”在尹俊任内，可称得上是“胡混保守时代”。

虽说承平无事，可是，从“保钓”运动、台湾被逐联合国、《大学杂志》　事件亦相继而来，情治人员严密注视台湾社会动态及学术界的言行也“与时　俱进”。据一位吴姓教授说：“从参加《大学杂志》后，我的生活即受有关单位　的注意。甚至连写学术论文，只要涉及中国现代史的问题，必须事先送审，　我不了解，以他们（按：指“总警”）的学术素养，有什么资格审查我的著　作。北洋军阀作风不论如何的霸道，可是还容许北大教授有著作的自由。以　当局锐意革新的意志，他们该给予学者若干的尊重吧！”这位吴姓教授因发　表的《西山会议与中国》一文，语涉蒋介石，竟难逃“警总”拘押，幸赖沈　刚伯、黄季陆、傅乐成等人力保，始判交付感化　3　年，以“保护管束”为由　开释。因吴教授无法忍受台湾的政治气氛，终至远走国外。尹俊重用政战势力的后果，其结果不同可知。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病逝时，执掌“京畿”卫戍安全重任的尹俊，竟未随侍在侧，深为当局不满，　终于尴尬下台。第六任“总司令”郑为元：“警总”政治纷扰时代　尹俊下台后，接任者是郑为元。郑为元出身黄埔八期，历任驻意大利“使馆武官”、师长、“陆战队司令”、“副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　　1975年　4　月　8　日出任“警总”第六任“总司令。”

郑为元任内，正逢　70　年代中期，台湾整个政治剧烈的变化、政治争攘不　断，党内外的冲突，也日益升高。故郑为元上台后，为防范事故的发生，将　“警总”的权限做了大幅度的调整。

郑为元虽在国民党多方协助下，彻底整顿了“警总”，但他在　3　年多的任期中，所发生的事故都十分棘手，也饱受外界不少的抨击。尤其是“中场　事件”发生后，他与前“调查局局长”沈之岳两人，受到党内元老的责难，　因此，不得不黯然去职。

郑为元这一任“总司令”做得十分辛苦，对内，他须受制于政战势力，　尤其王升做了“总政战部”主任后，政战系统气焰更形嚣张，而出身军统的　“警总”老干部，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退役，转入“警总”“文职部门”，与　政战系统分庭抗礼，因此，“警总”内部职权的纷争，耗费了郑为元不少的　心血。第七任“总司令”汪敬煦：“警总”多事之秋时代　汪敬照出身黄埔十四期，是何应钦的侄女婿，早年靠搞“情治”发迹，却没有一般情治人员“强烈保守”的心态。由于他本人有文才，能力也比较强，故此一度职权甚大。

汪敬煦担任过台湾“驻外武官”、“宪兵司令”、“情报局长”，　　1978年　6　月，他一上台，就制定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组织规程”，以明定“警　总”的权责和“法定”地位。其次，他要求“警备研究委员会”将“警总”　适用的“法律”，提出完整的报告，以确定“警总”执法的“法定”职掌。　据悉：汪敬煦布建在各阶层的线民比郑为元任内要多出一倍，它的触须　可延伸至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影剧界，甚至连党外“主要人物”身边的朋友，都是他亲自布的线。　可是他也是历任麻烦最多的“总司令”。因为，从他上任后，党内外的冲突，就不断的发生。从“中山堂事件”、“余登发案”、“许信良事件”　到“美丽岛事件”都是在他任内发生。汪敬煦做事勤快，搜集“情报”十分积极，他广泛布建，几乎无孔不入，　令人心惊。可惜的是，他能控制事件的发展。却无法阻止事件的发生。从林　宅灭门血案、陈文成命案至今悬而未破的过程看来，汪敬煦作为最高负责人，　实在难辞其咎。

第八任“总司令”陈守山：合籍将领出掌“警总”时代

1981　年　11　月　25　日，由于陈文成命案等影响，蒋经国为改善“警总”的　形象，特意拔擢台籍将领陈守山出任“警备总司令”。所以，陈守山上台后，　喊出“大家的警总”的口号，可是，时间证明“大家的警总”，却成为“查　禁的警总”，这是陈守山“力不从心”还是有违诺言呢？陈守山的女儿，嫁给台湾大富豪王永庆的儿子，因而与王家归姻亲，但陈守山的儿子因倒闭而卷进债务丑闻。陈守山能有今天的地位，他心知肚明。　所以，他上任后，只能无为而治——“对上负责、对下服务”，造成“政战　势力”与“科员政治”再度崛起，而当局有意剥夺“警总”的权势，将原先　“警总”承办的业务，尽予分割给其他单位，使陈守山难以插手过问。事实上，从陈守山上任后，“警总”成员多半是听命于“副司令”刘弋仑指令行事；或一切以政战部主任马首是瞻。如　1932　年　3　月，陈守山上任不　久频频与外界的沟通之际，“警总”政六处却邀集部分右翼人士及线民，发　动围剿陶百川的计划，此事件经王宠钧披露后，舆论大哗；事后陈守山查办　有关人员，并向陶百川道歉了事。从这事件可看出，陈守山在“警总”内部　的地位是相当的脆弱。

陈守山　5　年的任期，可谓是“警总”挑战不断的时代。在他任内，“小案”不断，如查禁杂志风波，取缔结社风波，拘捕党外人士等问题时常波折　迭起，当局心目中，虽能肯定他在军方的”地位”，却无法让他放手一搏，　尤其在李亚苹事件处置不当，又被美国“将军”后，他似乎从公开场合中消　失了，有人说他善于“明哲保身”，也有人说他在“韬光养晦”以待晋升，　可是以陈守山所处地位而言，“有职无权”，正是具体写照。

附录二

神秘的“军事情报局”

据台湾有关资料披露，现制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是个新机构，它是　1985　年　7　月　1　日成立——由原来的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及“国防部特　种情报室”合并而成。这两个机构合并时的“情报局”局长是汪希苓，中将　衔，而“国防部特情室”主任是张健人少将。合并后，第一任的“国防部军　事情报局”局长由汪希苓担任，张健人为副局长。不久，汪希苓因“江南案”　受囚，张健人则退休，继任局长是黄世忠中将。

“国防部情报局”乃是由“军统”系统演变面来，它的前身为“军统局”　和“保密局”，至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则是赖名汤当“参谋总长”时　所成立。据说，曾任“警备总司令”、“参军长”的汪敬熙是第一任“国防　部特情室”主任。“情报局”与“特情室”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内容完全相同，　都是“敌后情报作战”，分为两个机构的原因乃是以往情报特务“双轨制”　的传统所致，俾使其内部竞争，达到内部的制衡。但自两者合并之后，“军　事情报局”的权力已开始集中于“参谋总长”手上。

作战单位分为　9　处　目前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所在地仍是芝山岩老“国防部情报局”的旧址，其内部组织架构如下：（一）作战单位：主管均为少将衔。

（1）一处：政策规划以及总体情报作战计划。

（2）　处：情报研整与指导：研整之情报资料分别发送及呈阅“总统”、　“总长”、各军种。（3）三处：主管海外地区基地的发展、人事、作为、指导等。

（4）四处：“敌后”情报人员的发展与派遣。

（5）五处：主管“敌后武力”组织之发展。

（6）六处：主管心战策反及谋略。

（7）电子作战处：主管电波侦测、通讯截听、防制“匪波”、破解密码　等。“电子作战处”在台湾许多地方都设有军事情报专门电台。（8）交通中心：主管与“敌后”及海外基地的联络事项，包括联络办法的制定、通讯材料的送达、情报人员的进出等。

（9）情报研究室：主管专门作战计划之研究、情报资料之研整与汇编等。（二）行政支援单位：主管亦均为少将衔。

①人事室。

②军法处。

③后勤处。

④主计室。

⑤军事情报学校：由原“情报局干部训练班”扩大而成，校址在阳明山　碧湖农场附近。“军事情报局”的局长为中将衔，有两名副局长，分管政战及后勤支援。　除此之外，从　1988　开始，各军种强化作战业务，所有情治系统（包括安全、情报、治安警政）均纳入政战范围，因而各机构原来的“督察室”相继改隶，　“军事情报局”的督察室也改名为“政战部”，其人员由“国防部总政战部”　统一调派，亦为少将衔。

在“国军”的军种分科里，有所谓“步”、“炮”、“装甲”、“政战”！　等兵科，但“军事情报”却没有专科，而是纳入“通讯”兵科，因此，“军　事情报局”的人如果穿军服，佩戴的军科徽章均为“通讯”。专业的军事情　报人员来源则有下列几类：①“情报局”时代的各期“干部训练班”，招考高中毕业生，受训期间　为一年半至两年半不等。②“国防部特情室”时代的“基干班”。

③“情报局”时代以迄目前的“军事情报学校”，为大学毕业生所办的　“文职班”、“军官班”、“特别班”等。④“情报学校”成立后所办的各种班次，基本干部受训两年，有专科毕　业学历。军事情报工作，由于接近权力核心，加以传统深远，各种班次种类杂多，　这个系统多年来一直有几个特色：①内部斗争剧烈，历任局长几乎都是干到局长之后即仕途结束，主因即　是被斗垮台。②军事情报工作由于机密度甚高，因而父子相承、夫妻相随等情况特别明显，据称，“军事情报局”内的“父子档”、“夫妻档”、“兄弟档”为　国民党一切机构之冠。③“军事情报局”在台湾的“权力等级”上排名极高，因而蒋介石和蒋经国对这个机构都甚为重视，局长任命均由他们自行选择，除此之外，他们　更是经常巡视这个单位。与美情报合作极多　六、七十年代初期，是“情报局”的黄金时代，当时仍是冷战时代，“敌我对峙”严重，台湾军队突袭活动亦经常进行，这些活动并非正面的军事作战，而是试探对方防务并藉机从事情报支援的情报作战的一部分，因此，这　些突袭，差不多都由情报局策划兼执行；除此之外，当时美国与中国关系尚　未解冻，美国的“中情局”、“国家情报局”等军事情报机构也都需要以台　湾作为军事情报搜集的重心，因而情报局与美国的情报合作极多，除了　U—2　高空侦察机的合作之外，尚有广泛的情报合作、人员代训、情报交换等。台　湾当局也曾意欲在大陆发展所谓的“敌后武力”。根据原则自行布建　不过，由于中国本身的稳定，以及后来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解冻，上述的许多工作都逐渐有了改变。据透露，　　80　年代以来，“军事情报局”的工作，主要的内容已变为：（1）由于两岸关系已趋向缓和，台湾军方已奉命不得挑起紧张，因而“军　事情报局”几乎已不再派遣自己的专业人员进入大陆，以免这种被称为“基　本同志”的自己人失风被捕，造成两岸关系重现紧张。

（2）由于“直遣”停止，对大陆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依赖电子作战，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