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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说宋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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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写“颓废”
我们不必说喜欢不喜欢这样的美学，我们只是说当文学已经创造出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后，文学要往哪里走？你要写豪迈，大概写不过李白；你要写沉重，写不过杜甫；你要写叙事的磅礴，大概写不过白居易。可是有一个文学的东西还没有被开发，那就是内心的某一种“颓废”的经验。
我现在已经把“颓废”加上了引号，就是说它是我特指的从西方文字的“颓废”字面翻译过来的一个内心经验的反省性。它跟我们汉字里讲的世俗意义上的颓废不太一样，所以“日日花前常病酒”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新的画面，这个画面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五代文人面对宋代的境况。这个“病”可能是在讲身体的病，也可能是在讲心里没有被治愈的创痛，或者一种无力感。
我们提到南唐是当时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在五代十国当中它最富有，可是面对着北方逐渐强大起来的宋，它其实是感觉到没有希望的，我们知道李后主最后被宋太宗南伐，打到南京被抓的那个过程。他所写的“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样一首词，其实可以把南唐词当中的颓废经验一下总结出来，就是说在政治安定和经济富有当中，另外有一种不可知的宿命感，以及对不可知的无力感。因为从现实来讲，南唐当然感受到面对北方强敌压境的这种无力，它不知道要怎么办，做什么，怎样跟北方相处。在这样的状况下，南唐词在文学形式上的颓废，当然也就不是毫无根据的。所以我们讲“日日花前常病酒”，是一个文人的写照。
我在讲中国美术史时曾讲过这个时代，提到过《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也是“日日花前常病酒”，作为一个朝廷的忠臣，他会每个月把领来的薪水发到各个妓院去，然后到没有钱的时候，化装成乞丐，到各个妓院去讨饭。这种形式就是我刚才要讲的“颓废”，它是感觉到生命的某种无助性和无告性。所以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背景去了解我们今天介绍的冯延巳，这些背景对北宋开国时期文学的影响非常大。
北宋对南唐来讲是一个强敌，所以等到宋太宗南伐打下来，打到南京，抓走李后主的时候，是一个弱势政权被收拾的感觉。可是不要忘记宋本身开国也是一个弱势，因为它的北方有更强大的辽、金。所以宋后来为什么又接受了南唐五代文学的颓废经验，因为宋本身也在一个政治的压迫感之下。所以这个部分我很想在谈北宋词时跟大家说一下，宋跟唐开边的经验是非常不一样的，唐代开国的时候是不断开边，在唐太宗时代有六七十个向它朝贡的国家。可是我们看到宋代一开国就是向西夏、辽、金称臣纳贡，经验完全是不一样的。经验的不同使得文人士大夫去追求另外一种美学，这个美学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生命里的颓废感。所以我想“日日花前常病酒”这样的句子，其实是今天我们在座所有人进入五代跟北宋词的最大的挑战。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的句子，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必须接受这个挑战。
美学是不能勉强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五代词，从《花间集》一路进入到北宋词之后，很大的矛盾就在这里。我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抗拒这个东西，因为你曾经喜欢过李白，喜欢过白居易，所以你不愿意进入这个世界。各位注意一下，很多人认为“日日花前常病酒”的经验，是跟李商隐的晚唐诗的经验有关，可是我觉得不同，今天也很想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前面讲过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表现出一种极大的热情，而“日日花前常病酒”呢，热情开始冷淡下来了。所以五代词里面的东西，是一个很炙热的火烧过以后那个冷灰的感觉。“日日花前常病酒”就是那个冷灰，它把热烈的情感拿走了。
大家可以再做一点比较。一个诗人写出“春蚕到死丝方尽”，说明他还是有热情的，他要把自己包裹起来，他要自己不断地去吐那个丝；“蜡炬成灰泪始干”，说明他还要去追求，哪怕不断地流泪，为这个生命去流泪。可是到“日日花前常病酒”的时候，大概就真的心已成灰了。这是五代词非常特殊的一个经验。当然大家可以决定，在我们讲完五代词和北宋词之后，你是不是喜欢五代词，是不是还要回到唐代，我想这当然是个人美学上的选择。
我刚才讲过，我自己也抗拒过五代词，一直觉得那个颓废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自己接受的教育一直排斥这个东西。但是忽然有一天对“南朝”有了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什么叫做南朝？南朝成为了文学传统和美术传统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说，所有没有定都在北方的朝代，它有一个独自把经济繁荣稳定下来的自我期望，可它的无力感又那么深。这个对南朝的认识慢慢引导我进入到五代词和北宋词，我忽然发现五代词跟北宋词其实可能是更贴近我自己生命经验的状况。如果我刻意要去造成一个“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其实有一点作假，因为根本没有汉家陵阙在身边了。所以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在文学的创作中，作假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会感觉到从一九三零年代、一九四零年代，以及之后台湾很多的文学，并没有产生很感人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内在的实力。反而那个时候描写颓废经验的诗人，因为他讲出了自己的无力感，他讲出自己的荒谬经验，这个时候他的东西留下来了。
我从小学开始，所有看的戏、看的文学都跟“田单复国”有关，可现在很奇怪，我跟下一代人讲“田单复国”，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所以，美学是一个不能勉强的东西，它必然跟着你自己时代的真实经验去阐述。我们讲孤独、落寞、惆怅、茫然、迷失这样的感觉，这种经验其实在五代词中非常非常深，而它提供给以后人类文学里面重要的经验也是这个迷失的经验。我们看到像海明威他们在二战时期的作品被称为“迷失的一代”，并不见得没有意义，因为他们写出了在一个巨大的信仰崩溃之后，人在寻找自我当中出现的迷失感。有点像我们看到北宋词人秦观写的“月迷津渡”，连月亮、月光都迷惑在一个渡头，“月迷津渡”中那个“迷”字，变成了非常特殊的一个状态，一个从五代到北宋的这种状态。
我希望冯延巳能够成为大家进入五代词的一个入口，通过他的作品，大家可以感觉到文人的形貌这么不同了，这么消瘦、这么颓废、这么自恋。
我们继续看他下面出现的自恋的文字：“不辞镜里朱颜瘦。”我想这个句子大概最能够解释我刚才讲的自恋经验，一个诗人，一个男性的诗人在镜子里不断看到自己容貌的消瘦，看到自己青春容貌的衰老。在镜里对自己凝视，有这么强的耽溺性在里面，他不只是在看，同时还有一点沉醉在里面。所以我希望这两个句子——“日日花前常病酒”，它是一个生活形态的描述，“不辞镜里朱颜瘦”，是对自己容貌在镜子里面长久的凝视——它们可以来解释我刚才讲的所谓颓废跟自恋的混合。
这个东西放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各位如果读兰波的诗，多得不得了，可是远不如冯延巳。我常常想跟法国朋友说，要讲颓废经验我们比你们还早得很呢。我想这个在南唐创造出来的颓废经验非常奇特，可是当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西方到今天为止，十九世纪末的所谓世纪末风，那个颓废的美学，在他们的艺术上还时常被讨论，可是我们的南唐经验，其实还是在被回避？我想这里其实是政治考量，因为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史从来没有自主性，包括对于北宋的文化，一直都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谈论的。
非常奇特的内省经验
我跟很多朋友提过，今天你去台北故宫看看，宋代有那么精彩的文物精华。我记得从小学开始读到的所有写中国历史的书中，宋朝都是一个积弱不振的时代，我们对于宋朝很简单的认识就是每打必输、称臣纳贡。所以它在我们心里是一个不喜欢的朝代。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朝代这么积弱，可是却延续了三百年，而且这么懂谈判，这么懂签约，在西夏、辽、金这么强的敌人面前，它存在了三百年，最后让所有的人佩服它的文化之高。我曾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战败以后，辽国说，你可不可以这一次不要赔款，给我们几部十三经。辽国非常希望得到书，因为他们没有书。宋朝说，不行，我加倍给你钱，我不给你书。那种语言上的自负、文化上的自负，其实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注意的，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注意的是政治上谁是强势，我们从来没有歌颂文化上的强势。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在读历史的过程中，忽然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让你发现每一个朝代其实有它不同的贡献跟特征。
如果我们站在政治史的角度去评价，说唐是“大唐”，而宋不过是一个积弱不振的朝代的时候，其实只是把政治作为考量朝代唯一的指标，而忽略了宋朝做出了全世界最好的瓷器，做出了全世界到今天也织不出来的丝织品，它们都是全世界工艺水准最高的东西。今天一个汝窑的小小的罐子，在伦敦拍卖市场要卖到几千万英镑，全世界只有七十件汝窑。为什么它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文化水准，为什么这个文化水准反而是不被看重的，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再来看“不辞镜里朱颜瘦”，这个在镜子里对自己的凝视，有没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呢？就是它不是一种向外扩张征服的愿望，而是一个对内在生命存在价值的反省。今天如果我们一直强调文化是要向外扩张，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能兼容并蓄呢，为什么一个文化的提高，就需要去不断征服呢？
我们歌颂唐太宗，是因为唐太宗打败了突厥，因为唐太宗去亲征高丽。当然唐朝也产生了李白，可是我们今天同样也可以说，北宋出现的像柳永和苏东坡这样的人，有另外一种生命的豁达和从容。我觉得宋朝是开始第一次思考所谓的平等性的问题，因为汉族一直站在一个优势的位置，可这个时候它受伤了。我觉得一个民族的受伤经验不见得不好，如果没有受伤过，就不会知道可能有一个少数民族，它曾经被你欺负过，你就不会想到被你伤害的那个人的感觉，可是今天你弱势了，你才知道伤害别人是应该反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宋朝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它开始有了一个内省经验，非常奇特的内省经验，而这个经验是因为汉族在政治上、政权上的第一次受伤，因为这个受伤使它开始反省很多多重的关系。
全世界最会谈判的政权
宋代大概是全世界最会谈判的政权。谈判真是一个智慧，可以谈判三百年，可以把辽都谈完了，金都谈完了，而它还在。辽灭亡了，金灭亡了，西夏也亡掉了，谈判当中亡了三个朝代，用谈判把它们拖垮掉，这是一个大智慧。可是以往的历史书当中，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宋朝多么会谈判，等到有一天我们要谈判，我们却不知道怎么去谈判。其实这是另外一种能力，就是它不以武力作为自己的政权基础的时候，它用非常精彩的一批文人来主政。所以我们看到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范仲淹这些人，绝对不是所谓的粗鲁的政客或者军人。他们真的是文人，这一批人都是治国的。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范仲淹，你可以看到范仲淹是守在陕西去对抗西夏和辽的大将，可他是那么好的诗人。这种生命里的平衡感，大概也只有在宋代出现。我们在唐的时候看到，唐代写出最好的边塞诗的毕竟不是大将，而是跟着大将出去的文人。可是到宋代的时候，范仲淹真的就是一个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相当于今天的边防司令，可是我们看到他可以写“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你不太能够想到今天一个司令能写出这样的诗。
这里面的经验让我特别觉得，宋朝其实有一个角度，可能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就是它的某一种柔和性的东西。经过唐之后，汉族文化跟周边民族之间究竟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唐朝从来没有以平等对待它的周边民族。我们讲过《步辇图》，我们看到那个来到长安城晋见天可汗李世民的吐蕃大使是多么卑微，被阎立本画成那么卑微的一个形态。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宋的受伤，使它重新去思考跟周边民族之间怎么去建立平等关系。而这样一个经验对于汉族是陌生的，因为汉族过去一直处于居大的形势，天下之中。所以把所谓的“四夷”，都叫做夷狄，没有把对方放在对等位置上。
我想这个部分不知道能不能帮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对冯延巳作品有偏见的朋友，有一个看法的调整。我的意思是生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经验，能够感受到春天花的绽放的人，大概必然要在某些时候看到花的凋零的哀伤。那个部分不去看，还是不圆满的。看到春天的灿烂，而不能看到秋天的肃杀和萧条的，他的生命经验也是不完美的。
所以如果我们太眷恋唐了，眷恋唐的开国的气度跟豪迈，那种旺盛的向外征服的生命力，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忍受宋的安静，那种收回来的一个内省的力量。我常常觉得，向内的征服所要花费的工夫，恐怕比向外的征服还要大。向外的征服可能是养兵千日，去征伐所有的人，可是向内的征服是自己静下来去做内在呼吸的调整，我想宋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时候它的很多文学创作产生的气质非常不同。各位会发现，宋代有更多个人的体验跑出来，比如在冯延巳的词当中，“日日花前常病酒”就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体验，“不辞镜里朱颜瘦”，在镜子里观察自己的容貌，也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体验。好像你会发现，这个几千年的文明，过去一直没有好好在镜里看一看自己，而现在它开始有了在镜子中对自己凝视的心情。
生命中的忧愁
读《鹊踏枝》后面的部分，我很希望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宋代册页画的感觉，因为它好多的形容几乎都是画面。“河畔青芜堤上柳”，我们现在去西湖还有苏堤上的柳树和河边青色的一些水草。“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大家已经注意到闲情、惆怅、新愁，一进入五代，所有的这种内在不可排解的落寞之感，全部都浮现出来了。
你可能会说为什么在唐代没有？唐代有，唐代有这个东西，可是它会用一种大的声音把它掩盖掉。李白有很大的愁，可是“与尔同销万古愁”，他在喝酒和歌唱当中把它挥霍掉了，他不把那个愁作为镜里的凝视对象。五代不是这样，五代变成在一个极大的孤独里去凝视这个愁。其实我们在读李白的“花间一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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