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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汀画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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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几句话,沙汀的决心全面崩溃。

  读者是看见过磁石的吧?我是仿佛铁末一样,被他的豪迈和热情吸引住了。纵是一个怎样持重的人,假使他真要劝诱你到天涯海角去,我当你也是不会有半点迟疑的。我不能拒绝他,于是我改变了我的全部计划。①是贺龙的性格力量造成沙汀“背叛”了黄玉颀。世界由此多了一部描写人的性格的发光的书:《随军散记》。给玉颀发了信,去安慰一下。走吧,12月22日,又是大雪纷飞的一天,留下五位“鲁艺”学员,其余的都跟着沙汀、何其芳出发去冀中。两名教师与司令部同行,配了马匹。学员与政治部在一起,三人一匹马。在静乐宿营后,发现山上松树多起来,衬托出北方的荒寒,石头似乎都冻透了。夜行军奔跑着通过同蒲铁路,离据点有五里远,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一个,但大家劳累得连走路都能睡着,像梦游病患者一样。

  经过盂县境内的瑶子坪,到牛郎院渡过了滹沱河,进入河北。黑枣、花椒、核桃这些树多起来,山水秀美得让人想起四川的景色。这里是晋察冀边区,老百姓开朗、整洁,有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的组织。行军途中过了1939年的新年,经平山县境,部队在灵寿县的七祖院停留了七天。起先以为在这里住定了,后来才知道是做通过平汉铁路的准备工作。其芳发现了邮政代办所就要寄信,沙汀在这里发现了一片漂亮的白杨树林。他邀了其芳在白杨林子里走了很久,看到大明川的落日。其芳感到诗意,说他想念北京夏日的槐花与蝉声,沙汀联想到四川的山和树。

  这几天,贺龙主动约他们谈了几次。谈了边区,谈了聂荣臻、彭真、朱德、毛泽东和张学良。沙汀、其芳向贺龙叙述了自己的烦恼,行军中只是杂乱无章地跟着吃、睡、走路,不了解敌我情况,不能访问,不能工作,变成了部队的负担。私下里沙汀开玩笑说:“我们是一二○师喂养的两匹牲口!”贺龙好言劝慰他们:“行军当中只好这样,你看我还不是和大家一样!”

  随后,部队进入行唐县境,1月15日夜通过敌入重兵封锁的平汉铁路。队伍过了一大半,突然一列日军的巡路车驶来。沙汀正艰难地走在铁路的路基上,觉得碎石叫人恼火,一道强光射来,人们有些慌乱地往远处高坎上跑。沙汀只想躲开那束光芒,好像这样就能躲开幻想中机车射出的子弹。他和其芳掉了队。其芳的牲口连鞍子都落了,沙汀的行李丢失了三次。

  沙汀的胆子成年以后比童年小。第二天,日本飞机不断追逐这支队伍,平原上只有找坟堆、土堆躲藏,他感到旷地的可怕:“战争的恐怖把自己简单化了,对于生命和死亡特别敏感”。①这时,他再打量贺龙和他的战士们,有了一种与平时异样的感觉。

  1月25日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附近的河间惠伯口。他们遇上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局面:周围的雄县、霸县、安国、深泽、河间、肃宁相继失守,日军用两个师团的兵力来围攻这个平原根据地。1月27日,贺龙让副官处通知沙汀、其芳,文艺工作团的雷加、宣传厅的干事张兆麟,一起到十里外的李村集中。沙汀紧张地赶去,才知道原来是参加一二○师和冀中军区(第三纵队)的联欢大会。

  沙汀进入会场,见贺龙正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子,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恰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老兵。他将他们一一介绍给身材瘦长的吕正操。这个使敌人闻风胆寒的原东北军将领,穿着整洁,举止利落。会餐的菜,全部装在搪瓷洗脸盆里,吃得够豪放的。晚会主要是看一二○师战斗剧社的演出。在这个文化水准较高的冀中,话剧这个道地的新文艺形式居然能受到群众普遍的欢迎,使沙汀很感意外。(我们忙中偷闲说一句,冀中战争环境下老乡对话剧给予的理解。是否更坚定了你一向坚持的民族化并非单纯拾取旧传统的认识?)

  演戏前,贺龙讲演。他被大行军的胜利所兴奋,讲话热情、坚决。只轻描淡写地说到敌人离此只有三十里。散戏时,沙汀听到有人来向吕正操报告,二十里外,发现日军汽车二十多辆。贺龙的神色安详,依然微笑着,全不理会旁人略带焦急的短促的商议,仿佛这个紧急消息完全与他无干。他向头顶掀了一下帽子,关照沙汀他们骑马回去睡觉,说话时眼角浮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暗笑。

  半夜一点钟,沙汀被喊醒开始转移。自此,马不停蹄,开始日夜行军,与敌人周旋。其芳在联欢当晚归途中从马上跌下,右臂脱臼。后来他们去看望也不幸跌伤的贺龙,听他抱怨三天没有跨出门槛之苦。很快,传来一二○师在大曹村战斗得胜的消息。情势没有减缓,敌人扬言要把贺龙的“老八路”赶出平原,一二○师的七一五团也奉命冲过平汉路到达冀中。在这样紧张的战斗间隙,贺龙照旧找沙汀去从容谈话。但究竟不能如岚县答应的那么多。沙汀考虑到新的情况,意识到写贺龙的传记困难太大,随即改变方针,决定主要记录他的日常生活,以及足以表现他的性格、风格的各个侧面,采用谈话、观察的方法,当场摘录一些要点,回来后立即根据提要如实记录下自己热腾腾的印象,以备将来写长篇报告文学所用。

  过平汉路那个夜里,沙汀损失巨大,他丢失了一本笔记。当时一个同志前后奔跑,嚷着要白纸头做路标。看看谁都没有,他挤出行列,把一册写了小半本的日记簿递过去,叮嘱他到了目的地一定要归还,但就此没了下落。司令部里刚从苏联回来的周同,帮他四处寻访过,终无结果。为了这本饱含他心血的笔记,他心疼了许久。后来贺龙听说了,苦笑道:“同志,那些武棒棒他们哪管你材料不材料呀!”之后,他仍用这种方法,建立了新的笔记,记贺龙的,记其他将领的,记自己的,共记了六册二十万多字。沧海桑田,五十年过去,现在仅余下一本日记,即1983年出版的《敌后七十五天》。就按这本断残的日记查对,李村联欢之后,戎马倥偬中,从1月31日到3月6日,贺龙与沙汀的谈话便有十次之多。

  贺龙谈了自己的家庭和过去当旧军官时的婚姻关系,是那样坦白。他的弟弟和两个老婆为了他被关在上海。弟弟死了。女人放出后,去年他给她们写信,让她们自己去找人,“找年轻的、漂亮的、革命的”。他大姐贺英的儿子、么妹贺满姑的儿子现都在他的队伍里打仗。他谈起一个姓罗的干部队队长,说起贺炳炎这个断臂团长,充满了赞美和自豪。沙汀的观察笔记不断地记下贺龙的新细节。他喜欢孩子,描住一个小女孩彩云让她叫爸爸,并露出慈父一样的柔和眼光。因为看到白求恩大夫动手术的地方堆满截下来的战士肢体,少有的忧郁使贺龙一整夜没合眼,自己叹息道:“人一过四十岁心就慈起来了!”他对于马的喜爱,甚至充满孩子气。一个抗联主任夸口他那匹小红马是冀中第一好马,贺龙用一种绝对行家的口气问道:“跑的是野鸡柳子吗,蝉头?”把这个主任问得莫名其妙。于是他用手势和声响区别着马的种种步法,有声有色地讲起来。

  沙汀感到他渐渐接近了这个有着光彩性格的人的心灵,感受到他的坦荡的襟怀,他对人的爱,对战友、亲人、孩童,对一切与人和谐共存的生物的爱。

  沙汀的笔记里还记录了贺龙周围优秀的一群。2月,政委关向应从路西赶来冀中,与沙汀有机会单独谈过许多次。话题从贺龙、萧克、彭德怀、朱德一直到街头诗,他很少谈自己。

  那个萧克,有健康的身子和轮廓显著的倔强的嘴唇,今年才三十岁。在行军路上,他与沙汀谈过他的家庭,中国革命中各阶层的剧烈变动(知识分子比大革命时期坚定得多了),以至苏联小说《铁流》。萧克理智、精细,知识广博,是个军中的秀才,准备用小说来写贺龙与王震的会师,拟想中的长篇的名字叫《罗霄军的激流》。①还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与他说过老百姓对一二○师制造的种种“神话”。笔记里记下最能说明甘泗淇与贺龙两人性格的一件事:在静乐,因为大家的住处久久不能安排妥帖,贺龙发了火。偏巧屋里一只倒霉的黑色小狗挥之不去。贺龙默默取下墙上的一根马鞭,甘从炕上坐起,装出不以然的神气说:“你这个人太残忍了。”贺嘴上说着,“怎么样,你心痛吗”,怒气却一下子消失了,随即宣布明天他自己去打电话,与地方上交涉宿营的事。

  参谋长周士弟,平时少言寡语,是个结实的海南岛人。他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就一副一目了然的坦白沉毅的面孔。最著名的青年将领是被贺龙誉为“越打越硬”的贺炳炎。这个小铁匠投奔红军的时候仅只十四、五岁。他的勇敢行为有时近于孩子气。他带着一批“抗大”学生在沙汀部队的后面也过同蒲路,为了让学生听听闻所未闻的炮声,亲自领了警卫员去向碉堡扔手榴弹,消耗了敌人的不少弹药。这件事记入了沙汀1939年2月28日的日记,写散文《通过封锁线》时,又详详细细地作了描述。

  像贺炳炎这样的勇士,对贺龙谈起刚到冀中前线的怪老头白求恩来,也语露钦佩之意,说,“开起刀来可蛮呢”。沙汀被他们鼓动着,几次到卫生处所在的东湾里村探望白求恩大夫,亲眼看见他工作起来不知休息,伤员从担架直接抬上他的手术台,锯下的腿、臂堆了一地。诗人见不得血迹,何其芳就始终不敢去看他动手术的情景。

  一次,董越千陪沙汀去白求恩的住处拜访。一进院子,见他身穿八路军的灰制服,外面套一件污旧的黄呢睡衣,足踏草鞋,驼起宽大的脊背,正在用一支有柄的小锅煎菜。他见到客人,扬一扬手中的铁锅铲,笑了,说:“你看,我不只是个医生,还是个厨师!”

  谈起来,白求恩说他也有写贺龙的计划,但没有多少时间交谈。即使能谈,也是支离破碎的,只好放弃了。这是沙汀第一次听说白求恩也是个作家。贺龙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创立着功绩,并且强烈地吸引了一切有可能靠近他们的人:沙汀和白求恩大夫。

  可是“鲁艺”的人在这个军人的世界里并不总感到很好。他们常有某种苦闷,随着军事行动的加剧,他们日益增强了“局外人”的意识。日日夜夜兜着圈子打仗,使文化人感到自己的软弱和无用。部队里营以上的干部才有马骑,而为了这群知识分子就需专门配备一支马队。当马案的战士,往往与他们的关系很僵,认为他们是特殊阶级。

  其芳苦闷时,回忆他早期的诗作。沙汀寂寞时便喝上一台酒,吼几句京戏,或者干脆读其芳的手抄诗稿。2月初,何其芳为摆脱没有具体工作的难堪处境,与沙汀商量后,两人分开,其芳搬到政治部与“鲁艺”学员一块协助宣传部门编印《战斗报》和战士教材去了。

  文学系的同学终于联合提出回延安的请求。有的特别激烈,认为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已无法从事写作,但是部队将这些一律看成是害怕艰苦的表现。

  (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矛盾,原来在这样短暂的军旅生活中,你就碰到了!怕不怕艰苦是最表面的纠纷,我们“鲁艺”师生内部之间,“鲁艺”与部队之间,关于作品应在前方写,写成宣传型的,还是应当在取得体验后回后方写,写成艺术型的,这个争论才是针锋相对,弄得难解难分的)

  沙汀站在夹缝当中。做为一个带队的人,他要和一二○师的党组织站在一道。实际上他陷入更深的矛盾中。他不仅渴望创作的条件,还有与黄玉颀的感情牵制。玉颀几次托人带信催他回去,信里的词儿喷发热力,大胆、任性。她住在延安心里很苦,想念老母、儿子,现在又加上想念远行的丈夫。过去她生起气来,沙汀让着她,或轻声轻语安慰她,现在只有对着沙汀离开岚县时照的一张八人合照,在日记里发狠写上:

  “青与其说是爱我,还不如说是更爱他的事业。”①沙汀1月份刚到冀中时,给玉颀写过信,还说要尽快回去。2月初,听说延安遭了严重的轰炸,贺炳炎讲,炸死的女学生都是结过婚的,沙汀虽然怀疑这位“断臂团长”是有意开自己玩笑,却仍然心烦意乱。玉颀早已从“抗大”转到“鲁艺”读音乐系,这能不让人挂心吗?他马上拟了电文请贺龙代为拍发,之后,还是禁不住胡思乱想。他表面上拼命说服学生,在学生眼里,他的态度比其芳“严厉”,几个党员学生甚至与他吵起来,但是他凭的只是理性,并没有感情的支持。

  有一种纠缠不清的麻烦,他也处理不了。就是“鲁艺”的女学员在部队里受军事干部的公开包围。比如一位负责同志就想把一个女学生介绍给周士弟,遭到拒绝。这引起部队的不满,说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男学员出于气愤大发牢骚。

  这却激化了矛盾,使得双方的关系变得复杂了。

  关向应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愿意留在前方的,像戏剧系的一些同学,就留下。大部分文学系的同学不愿留下,那就送回延安。贺龙他们本希望沙汀能留下,还替他设想,看能不能把玉颀接到冀中根据地安全的地方来。但是曾经那样努力地劝说过学员的他,还是委婉辞谢了。辞谢的话使他心里好不安静,一旦说出口,便觉得轻松许多。他是以不相信妻子会来为理由的。一直到离开冀中,他还不敢正视自己,不敢把留恋故乡的人物,乡土中存在着他的创作生命,做为一个正当的理由提出来。这在当时几乎完全不可能。妻子长期被他,也被别人当作一个理由,来掩盖了潜在的真正的原因。

冀中归来

  1939年4月在他们动身回延安的头天晚上,贺龙肩头挂着电筒来看他。贺从身上取下一支日本自来水钢笔,说是滑石片战斗得来的战利品,送他当作纪念。谈话少有的不起劲。后来贺龙懒懒地仿佛自语一样说:“没等到白洋淀螃蟹上市就走了。”刚说了一句,又落在沉默里面。只有谈起将来的局势,才使气氛稍显活跃。

  这时贺龙说:“最好把家里的事情弄清楚。”(女人与革命的矛盾,贺龙也是这么想)“你一定来,我们还要捅到关外去呢!”

  第二日黄昏,响了一整天的大团丁村争夺战的大炮声和机关枪声刚刚沉寂,沙汀他们得到通知,可以出发了。他赶到司令部去辞行。贺龙手执一段红蓝铅笔,绕过擎着蜡烛、展着地图的参谋们,走到房门边与他握手作别,随即又匆匆退回去察看地图。

  “路上当心些呀,老沙!”五个月来紧紧吸引了他的一个人,从地图上抬起身,大声加上这么一句。

  附近的几个村子燃着大火,火光冲天,景色是分外庄严。沙汀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离开了他。

  这支回延安的队伍,比起来时要小得多。沙汀,其芳,与“鲁艺”七八个学员,冀中军区政治部一些去延安受训的同志,总共四、五十人,由一连武装人员护送。队伍的总领队姓李,当过教师,是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的负责人,是个很有经验的知识型干部。还有一位以骁勇出名的曹大队长,一位姓姚的行伍出身的参谋。沙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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