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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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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这本小书中所写的，虽然是一百多年前到几十年前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事，但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同写书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它的初稿的一部分曾经交给当时坚持在上海工作的朋友们办的进步刊物，作为政论文章而发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上海，这可能是发表政论文章的唯一形式。
这种情形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的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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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象，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示历史事实中的本质、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因此，这本书虽然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写的，但在全国大陆解放后，它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
从１９５２年７月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直到１９６３年，先后印出过五版。
这本书难免带有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弱点，加以写作的时间比较匆促，所掌握的材料也有限，这本书是有缺点的。至少有些部分、有些方面是论述得不充分和有疏漏的。在全国大陆解放后出的各版中，做过些局部的小的修补和文字的整理。
出版社的同志和其他有些同志认为这本书现在也还有点用处，所以又印了这新的一版。这一次，也只做了一些个别文字的修改，让它基本上保留着３０年前的本来面目。
１９７７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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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
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的一段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１１０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３０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１７世纪中叶清皇朝建立时。
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
这种分期方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这本书是在１９７３年９月开始写的，但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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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
４０年前，１９４０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现实》杂志上。
那是我在２２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
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的单篇以外，１９４７年写了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这本小书在全国大陆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样做；几次再版，只做了些小的修改补充。
１９５３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这所谓“近代”
是指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
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校在当时和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
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
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１８５１—１８６４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１８９８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到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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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
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级的集中反映”。
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做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
到了１９６６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
，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１９７３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
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１８９—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
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
“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
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
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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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
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它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
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
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
，不是“秀才造反”
；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
，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
，不过“秀才”
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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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１８４０—１８６４年）。
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１８６４年，而应该摆在１８７３年，但是１８６４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１８６４—１９０１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应该是１９０５年而不是１９０１年。
但是在我看来，１９０１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１９０５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１８６４年到１８９４年或１８９５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１９１１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１８６４—１８９５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３０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
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１９１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１９０１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２０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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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１９０１—１９１２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１９１３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１９１９年的看法。因为在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１９１２—１９１９年）。
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１９８０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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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胡绳文集
谈《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
问：胡绳同志，最近我们看到了《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这本书收有１７０篇文章，七十多万字。根据时间推算，这些文章是您在１８岁到３０岁时写的。
您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您能在这样年轻时就写出这么多文章？
答：我在３０岁以前写的文章，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我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把收集到的文章选择出大约一半，编在这个集子里面。其他还有些文章已经收集不到，而且大多我也不想去收集了。在那些年代里，我还写过、出版过六七本专题的书。在那时期，我写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主要由于客观的需要。那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客观上确有许多问题、许多现象使人心神不安，使人苦恼，使人激奋，需要思考，需要评论。而且也有些报纸、杂志要我写文章。我当时虽然还有些别的工作，但主要工作就是为报纸杂志写文章。
问：那么胡老，请问您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答：要说开始写作，那么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最初的写作就是在小学、中学的作文课上。但我在学生时已经开始写作文课以外的文章。
记得在初中时候曾和两个同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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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５４６
把个人写的文章誊写出来，订在一起传阅。到了高中，我还和一些同学办壁报。
那一年是１９３３年，正是马克思逝世５０周年，我们为纪念马克思出了一期壁报。至于说把文章用铅字排印出来，除了给学校的校刊和作为中学生投寄到学生杂志上的文章以外，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在１９３４年。
那时我投稿给《中华日报》的一个叫“动向”的副刊。这个副刊是左翼作家聂绀弩编辑的。当时我并不认识聂绀弩，他发表了我这个高中学生投寄去的一些小文章。这些文章现在我都没有再去找寻了。在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中有一篇《汉字和拉丁化》的文章里面提到胡绳，他指出我在《走上实践的路去》一文中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那时鲁迅先生在“动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不过用的是笔名，我并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
虽然我开始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是在１９３４年，但是收在这个文集里的最早一篇文章却是在１９３５年写的。
问：您在集子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呢？
答：我这个文集里按文章性质分了四个部分，也就是四辑。每一辑里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第四辑“杂文”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题目叫《报复》，那是１９３５年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写的（我只在大学读了一年）。
文章的末尾还记明是“３月１６日晚在北平图书馆”
，那就是在北海旁的图书馆。对这篇文章也可以简单说几句话。我本来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６年的《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收入了《报复》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是投寄给上海由曹聚仁主编的《芒种》杂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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