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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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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６０年代的情况来说，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但是从历史全局来看，正确的趋向终于战胜了错误的趋向，在１９７８年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像这样的分析是不是正确，有待理论界来评论。也许至少这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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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如同民主革命的道路一样，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正确和错误的实践的考验，自己探索出来。
不但对这十年，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这本书也用这个主题贯穿起来。解放以后最初的七年，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延伸下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问题，接着就是上述曲折探索的十年，以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发生了严重偏差，走入歧途的结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也取得了许多经验。真理夸大一步就成为谬误。我们也需要评论这种不适当的夸大，才能保护其中某些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总结了以往的正面和反面经验的结果。以往这些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对于今后也仍然是有益的。
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就简单地说这么一些。
最后我还要再说一下，编写者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作为简明的读本，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像胡乔木同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在材料的取舍详略上可能有不当之处，知人论世也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不但如此，就是在文字上也还有不精确、不妥当的；事实材料虽然几经核对，也还可能有失误。我们准备按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在适当的时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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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以便更好地完成它在９０年代作为一本好的党史读本的使命。当然也希望听到对《党史上卷》的各种批评意见。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部分大家提的意见，对我们以后写好《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一定会有很大的益处。
１９１年１０月８日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１年第６期，１１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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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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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会，我认为是开得很好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组织了这次特别国际学术讨论会，既有不少中国的学者，又有许多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这表明，研究中国近代现代的历史，固然首先是中国学者的职责，同时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中国学学者的注意。
对于辛亥革命，正如对其他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一样，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引据各种不同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并且在总体或在某些细节上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但是我们既不能只看到片段的事实材料就作出全面的结论，也不能满足于罗列一切个别的材料。如何从多方面的甚至内容互相矛盾的事实材料中，看出哪些是最重要的，最足以表明历史真象的事实材料，从而对历史作出正确的记载和说明，这是历史学家所要努力做的事。
正因此，对辛亥革命这样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持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互相交流资料，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读到的论文中，既有相互接近的观点，又有可以互相补充的材料，也有见解不同而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问题，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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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现象。
讲到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到孙中山。他是辛亥革命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而且是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的伟大革命家。
从１９世纪末期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年，是中国发生剧烈的动荡和变化的３０年。
孙中山生活和战斗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具有复杂的内容，并且经历了改变和发展。如果只看到他一生的某一段落，他的思想的某一部分，是不足以说明他的全部思想的。例如的确如有的论文所指出，他发表过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话。他并不完全了解和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晚年又愿意并实行了同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和政党的合作。
对此就需要有全面的认识。
在这次会议上有些很使人感到兴趣的论文，例如提到美国的１９世纪末年所谓“进步主义”
和孙中山思想的关系的论文，提供了一些可供进一步思考的资料。亨利。乔治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思想显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孙中山一生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则不能完全用这种影响来说明。
“耕者有其田”
的观点就是和亨利。乔治不相干的。如果就孙中山具有某些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这一方面说，他同亨利。乔治和其他美国的“进步主义者”有相同处，那么他们之间的不同处是更值得注意的。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中，亨利。乔治等人并不具有重要地位，而孙中山则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伟大人物。
这就因为孙中山一生坚持革命，先是对清朝政府，然后是对袁世凯，对北洋军阀，同时又对站在这些本国的反动势力后面的帝国主义者。在考察孙中山一生的实践和思想时，据我看来，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是一个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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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进步，跟着时代前进而进步的革命家。他的主导思想是符合于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革命思想。这种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人民所十分珍视的历史遗产。
本文是１９８２年４月２日在美国亚洲研究会第３４届年会时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台湾的学者参加，是两岸的社会科学学者共同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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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自学经验及其他
一些青年朋友要我谈谈自学、读书和写作的经验。我说不出什么系统的东西，只好来一次漫谈。
正规教育与自学
既然是讲经验，不能不说到我的学习经历。
我在１９２５年七岁半时开始上小学。由于在上学以前，曾读过师范学校的父亲已经教会了我和比我长两岁的姐姐识字，并且教我们读了唐诗的一些绝句和《论语》，也教了一点新的语文和算术课本，所以我一进小学就读五年级。初中时因为功课赶不上和生病，多读了一年。
高中先后进了两个学校，读满了三年。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在大学里只学了一年就离开了。所以我先后共受了十年正规学校的教育，这以后就靠自学了。在大学的一年中，我不满足于学校里的几门课程，用很多时间在图书馆里看书。这时我已经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之所以自动离开大学，是因为感到那时大学里上的课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回顾起来，这种想法含有幼稚的成分。旧社会的大学哲学系，教师讲的自然是唯心论，其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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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类课程还是有用的，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基本知识。
比如，在那一年我听了郑昕教授讲的《逻辑》，学到了些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形式逻辑要求使用的概念必须前后一致，进行推理应当有必要的严密性。形式逻辑的有些内容看起来好像繁琐，但对锻炼正确的思维能力还是有益处的。那时我也听了汤用彤教授讲的《哲学概论》，选修了张颐教授讲的《西洋哲学史》，这使我多少懂得了唯心论哲学的基本概念，对我后来进一步自学哲学有不少好处。总之，在从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５年的十年的正规学校教育中，我学了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包括语文、史地以及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在中学里的几位语文教员（那时叫国文教员）应该说是很优秀的教员，我现在还能记得在初中三年级时一位姓诸的教员充满感情地向孩子们讲《离骚》的情景。这段学校教育为我后来自学打下了基础。正规的基本的文化知识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党要求干部必须具备专业知识，但是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是很难学好专业知识的。所以，青年朋友们应该继续努力学习语文、数学、史地、理化、哲学、外语等等，把基础打好。
１９３５年，我离开北大到上海后，一边学写文章，以维持生活，一边自己继续学习。当时我主要是自学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学起，尽可能地把当时我能找到的各家著作的译本都读一下。在两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地从古希腊哲学读到１７世纪培根、霍布斯的著作。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我中断了这种比较系统的学习。我除自学哲学外，也看历史、经济学等方面的各种书籍。小说是从小就看的，看的第一本小说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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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义》。十岁以前家里可看的书不多，《水浒》反复看了好几遍。到中学时可以从图书馆借书了，从读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礼拜六派文人用文言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逐渐地过渡到读新文学，先看冰心和郭沫若的作品，然后接触到鲁迅的著作，接触到１９世纪俄国和法国的小说。
一本《欧洲文艺思潮概论》使我知道了文学原来有这么多流派。
漆树芬著、郭沫若作序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也许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理论书，这本书使我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种种不同的解释。
关于读书
人们常说，专和博要结合，这话是对的。在比较集中地攻一门知识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广泛地把各种门类的各种书都读一些。我对有些方面的书没有读过，没有能力读，至今引为憾事。
最近胡耀邦同志向中青年干部提出了一个要求，即需要阅读２亿字的书。有的同志估算了一下，认为一个人要用５０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要求。
这就是说，每年读４００万字，每天读一万多字。我认为，年轻的同志应该努力在１５年到２０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可以做到的。
２亿字的书当然包括小说，包括可以使人增长见闻、丰富知识的人物传记、旅游记、记述历史史实的著作等等，这些并不都是需要正襟危坐，逐句细读的。我认为，应该养成快读的能力和习惯。有许多小说，一小时可以看四五万字。读理论著作当然不能像看小说那样快，但我认为平均一小时读两万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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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够做到的。
即使是马恩全集里的文章，有的需要精读，但有的可以较快地浏览。在２亿字的书中，四分之一的书要精读，四分之三的书可以浏览。那么，每天抽出两小时来读书，在１５年到２０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个任务是可能的。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席卷到苏州这个城市。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的上海战争，对于苏州的学生更是起了强烈的影响。这时我开始阅读马列主义的书。最早对我影响较大的是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这最后一本书是被严禁的书，一个旧书店老板悄悄地从书堆中取出来卖给我的。我也开始读当时已有译本的《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等等。那时我才十四五岁，这些马列著作不能全读懂，只能有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不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读书生活》杂志发表了，这时我已上了大学。这本书是很受欢迎的。艾思奇比我大不了几岁，但是他的《大众哲学》给我的印象较深，它使我从那些艰深的译著中得到的模糊印象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早期的译本往往很难懂，要一字一句去抠是很难办到的。
所以，我读马列著作养成了一种习惯，观其大意，不去抠其中个别词句。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不从总体上、基本精神上去了解，而死死地抓住一两句话甚至几个字，好像到处是微言大义，恐怕也不是好办法。
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１年我住在重庆，认真地通读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这比以前的几种不完全的译本好读多了。我读《资本论》比较仔细，但当时也不能完全读懂。对马列主义著作，要反复学习。有好些书，不能只读一遍，需要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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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遍。但不是说读完一遍后很快又再读第二遍，而是说隔若干年后再来重新学习。
在１９５６年左右，我把许多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重新读了一遍，收获很不一样。正像有人所说，年轻人也可以欣赏一句格言，但他对格言的理解和一个年纪大一点、有了一些经历的人的理解大不相同。所以，马列主义的一些著作必须反复学习，要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有计划地反复阅读。
关于写文章
下面再谈一谈写文章。在中学时代，我开始写一些小文章。
１９３５年以后，我以写作为主要工作。我的一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经验是，写文章不要写自己所不了解的东西，总要尽力使自己所了解的东西比写出来的东西多一些，不过不能说我总是这样做的。
我的第一本书是１９３６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写这本书虽然超过了自己的力量，但我还是读了不少有关的书和收集了一些有关材料以后才着手写的。
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间，我在《新华日报》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
在１９４６年出版了《二千年间》。这本书不是从横剖面按朝代写的，而是从纵剖面写两千年封建时代的一些问题，比如官僚制度、军队制度的变迁，等等。
这是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把笔记整理出来以后才写成的。
写文章，特别是写批判性的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
我最初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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