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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改变中国 王海涛-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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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幸的是，这项改革生不逢时，处于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也因为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被证明〃不切实际〃。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已经长期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加上这场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在与日本的赛跑过程中，出现体制改革的先天性缺陷。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终究随着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上的沉沦而折戟沉沙。
镜头再闪回1894年的深秋，日军由南向北跨过鸭绿江，从此对中国大陆开始了长达50年的侵略。50年中，中国历史风云变化，大清倒掉，洪宪复辟，军阀纷争，政党政治，共和萌芽，同时纠结着内忧外患。当然，这些纠结中，更是无法摆脱日本这样一个恶邻带来的梦魇。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二、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日俄战争，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国际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还大。中国的精英们不愿意再给政府时间。一切改革，都为时已晚
改革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伴随改革又常常会产生新的问题。任何一场改革一旦出现危机和宣告失败，必然会引发反思。清末曾经有过两次看似自上而下，实则为形势所逼的被动式政治改革，被历史定义为〃清末新政〃。
政治改革一旦启动，就难以再走回头路。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旧体制勇敢的否定。尽管自上而下，但这不是一场能够游刃有余的改革。姗姗来迟的政治改革，因为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注定艰难。当一场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国际战争〃爆发，让中国的精英们彻底发现中国无能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再给政府时间。一切改革，都为时已晚。
这场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还大。
清末的两次新政，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光绪皇帝主导的、昙花一现般的百日维新；第二次是慈禧太后主导的〃清末新政〃。刺激〃保守派头子〃慈禧太后大搞清末新政的一个动力，就是〃立宪的日本打败帝制的俄国〃。这本是一个积极的促进，怎奈，对于已经在财政上几近崩溃的大清，已经难以支付政治改革的成本。
慈禧太后是〃昏庸〃还是〃聪明〃先搁至一边，单就她开始搞政治改革，已经错过了10年前甲午战争后的改革机遇。
甲午战争之后，反思主导了舆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维新派的〃崛起〃，并试图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以雪对日战争失败之耻。戊戌变法虽然因为清政府的内部矛盾而夭折，持续了百日便宣告失败，但它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成为当权者的必然选择，并由此发生了旨在政治改良的〃清末新政〃。
要解析清末新政，还要从甲午战争之前说起，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康有为说起。
康有为，说起这个传奇人物，我们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他所〃发起〃的〃公车上书〃，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至今仍遭到一些人的怀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
这个看着洋务运动长大，看着甲午战争失败成长起来的旧式文人，因为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启蒙者的角色，按照历史课本上的说法，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它的一个重要〃遗产〃——民族资本主义却在动荡的大时代中获得初步发展，并酝酿产生了自己的〃代言人〃。所谓的戊戌变法，推动力量首先来自〃体制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言者〃。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21岁时康有为曾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政治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遂大倡西学，走上了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最先影响康有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发生在1883年12月…1885年4月的中法战争。20多岁的康有为，目睹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起寻求救国道路的想法。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乡试。公开的说法是，康有为趁机第一次上书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认为光绪帝应该〃屈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
人微言轻。以中国的政治体制，一个考生无论如何无法影响朝政。〃日理万机〃的皇帝，恐怕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举子的言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根本不可能上达最高层。
拥有〃异端〃思想的康有为，显然难以在科举考试中有好的成绩。京城居不易，他不得不离开帝都，重回南方。
外患频仍的政府，并不介意这个年轻人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1891年春，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传播其政治思想，延揽了梁启超等弟子。
189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这个时候，中国经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军事力量大大提升，日本经历明治维新跃跃欲试。中国民间的知识精英们，为国家的前途而思考而苦闷彷徨。
就在康有为远在江湖，冀望为国分忧的时候，庙堂之上，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忧愁。这个时候，在诸如李鸿章这样的有识之士看来，中日必将有一战，但他也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会很快到来，更不会想到其毁灭性的后果。
将光绪帝玩弄于掌股间的慈禧太后，这个时候正醉心于动用海军军费修建的颐和园。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个最高统治者似乎很不厚道。但她将个人爱好凌驾于国家安危之上，确实堪称国贼。
在后人，甚至在当时旁观者看来，这个国家的财政几近破产、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已经危及政权存在的时候，她却动用巨额的军费供自己〃颐养〃享乐。
当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若悬河讲述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时候，李鸿章正在为向朝廷要钱发愁。李鸿章正在修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关东铁路。但在向海军衙门催要关东铁路拨款的信中，他先是详尽地报告托人在德国为颐和园购买电灯的情况，详细地介绍这批电灯为西洋最新产品，在中国前所未有。他在信中提到，专门从德国请来安装电灯的人在讲完这些替老佛爷办的〃私事〃之后，李鸿章才〃捎带着〃提到关东铁路的修路费问题。
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碰了一鼻子灰。慈禧太后私事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连海军费用都挪来修建园林，朝廷哪里有钱用于修路。不仅如此，关东铁路的经费还被〃商借〃走200万两白银。这条已经修到山海关的重要铁路，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被迫停建。
颐和园的修建持续了8年，从1886年到1894年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向这个皇家园林。据考证，这一工程用银在2000万两以上。在此期间，已经在实力上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的北洋海军，从1888到甲午战争开始的6年中，由于没钱，没有再购买一艘战舰、没有更新一门火炮。同样在这6年中，东洋的明仁天皇节衣缩食，调拨内帑，作为造船费用。1890年以后，日本将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备扩张。首相伊藤博文以天皇捐款为榜样，号召民众为海军捐款，一年之间募捐20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日本为何如此大规模的扩军？还是缘于其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敏锐的忧患意识，中国洋务运动导致军力上升，日本对此一直不敢懈怠。而发生在1885年春的中法战争，法国远东舰队把中国舰队打得溃不成军的一幕，更是刺激了日本的危机感。
这些，远在广东的康有为并不知道。1891年春，当他开始自己的讲学生涯的时候，并不知道北洋海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户部在这年的4月不仅要求不准再为海军购买大炮，而且为了节省军费要求裁减海军人员，而军舰的正常维修费用也不能保证。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像康有为一样不知道活跃在庙堂上的那些人们都在忙些什么。但至少康有为知道，这个国家处在危机之中。而这场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为他登上历史舞台，铺就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1895年春，康有为携弟子梁启超一同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应试举子群情激愤，奔走相告。
热心政治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关心个人的科举之路。史载，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我们从历史教材中读到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公车，就是应试举子的代称。但事实上，公车上书到底是否真的发生了，是值得存疑的。有论者认为，这是康有为后来的虚构。据考证，无论是当时的权臣还是朝廷的文字记录中，均无公车上书的记载。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也没有进入核心权力层的视野。
事实上，不管上书事件是否发生了，有一点可以断定，上书内容根本没有机会递交到当权者手中，上书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举子议政〃的事情肯定是发生了，并在事实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标志着在体制之外，一个叫〃维新派〃的力量，正在形成，并开始要求进入政治舞台。这开创了200多年大清政治的先例，没有功名的学生，开始对朝廷指手画脚。
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创办刊物，营造舆论，这一行为更是历史上所未有，为中国政治文明中前所未有之事。
难怪，李鸿章说，这个时代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
尽管维新派仍然难以接近权力中心，但维新变法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已经传播开来。
1896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
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列强效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历史上的康有为更适合被叫做维新派，因为甲午战争后的康有为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还是在若干年后才为中国人所知道。
但康有为当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确实在客观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他的主张就是通过变法，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改革，以挽救民族，使国家臻于富强。
康有为确实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通过制造舆论，最后得到光绪帝的欣赏。于是上演了激动人心的一幕——直接被光绪皇帝引为改革的设计师。
二人相见恨晚，内外联手，推行改革的事迹，在历史课本上已经记载，不必赘述。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主张获得光绪的认同，并发起了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
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
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短暂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保守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回头来看，这项政治改革的本质其实是要求放权，尤其是〃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直接触及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也正由此，这项改革遭到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的反对，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不足百日宣告破产。
当1898年，光绪皇帝做出改革的努力时，日本已经凭借甲午战争的胜利，成为列强的一员。由于为中国的近邻，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地缘优势，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因为兵力最多而成为急先锋。
列强横行中国并掀起的瓜分狂潮，必然地直接与中国下层人民产生冲突，并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战乱与王权更迭，更多是阶级矛盾或利益集团冲突所致。即使在清军入关，铁蹄蹂躏中原的时候，矛盾还是更多表现为朱明政权与清廷力量的对立。此后，反抗清政府的口号，也是〃反清复明〃，还没有上升到民族矛盾的层面。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所以，我们所说的19世纪末的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历史层面的总结。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幕府统治末期的日本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颇为类似。这种类似，表现为盲目排外，以驱逐外国人为目标。双方的口号也类似，在日本是〃尊王攘夷〃，在中国是〃扶清灭洋〃。这两种民族主义情绪在中日两国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开始被统治者利用，最后被抛弃。
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为当权者所利用，也为侵略者——日本所利用。
1889年，发起于山东的义和拳首举排外旗帜，与基督教传教士、教民展开斗争。所谓斗争，主要表现为屠杀。
这种盲目的屠杀行为被日本看作其在中国扩大权利的绝好机会。日本政府认为，义和团运动必然激起列强的报复，并需要军事力量，这就不得不依靠调兵最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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