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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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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以后天主教士实行的另一种方法也许更加产生了反效果。这就是对当地的政治和司法广泛进行干涉，以赢得可能的皈依者。通过这种方法入教的中国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而传教士仗恃法国的保护来维护这些人的利益，便普遍激起了官府和非基督教平民两方面的仇恨。
成年的中国人对天主教表示感兴趣以后，要经过一个领受信仰精髓的持久的教诲过程；有时要经过几年才最后给他们施洗礼。对于其父母为天主教徒的孩子们，传教士设立了广泛的学校网。可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在耶稣会士管理的江南（江苏和安徽）教皇代牧区，据报道1878—1879年有345所男学校和6，222名男学生，213所女学校和2，791名女学生；到十九世纪最后几年，江南天主教学生的总数已逾一万六千名。虽然设立了培养本地牧师的神学院，设立了培养献身教会事业的中国传道师和妇女的神学校，但是大多数天主教学校是小学水平。讲课用中文，学校的全部课程和课本的宗旨则几乎都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基督教信仰。很少或根本没有作出努力来介绍西方的非宗教知识。
到1900年，中国有七十余万天主教徒，包括大约四百五十至五百名本地牧师。在入教时，这些人被要求放弃中国生活的许多特征：例如放弃全部“异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不许贩卖和吸食鸦片烟，不参加民间节日（包括戏剧演出）和星期日工作，不纳妾，尤其要放弃祖先崇拜。这样一来，天主教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和自外于中国同胞的团体。如果获悉这些人几乎完全来自最不幸的阶级，即贫苦农民、小店主、 零售商和流浪汉，那也没有理由感到惊怪，因为正是这些人在现存中国社会制度中的命运最不能经受波折。
新教徒
新教传教士在努力宣示基督的教诲时，比他们的天主教对手更加直接地使用宣讲方式，也更加广泛地利用文字语言。新教和天主教的早期传教士早就展开了活动。但两者目的不同。新教徒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组成许多需要外国传教士巡回监管的牧区。同时，新教徒巡回传教的目的通常有二：向广大地区传播福音（讲道和贩卖宗教书刊），以及搜集有关在以后可能开展比较固定工作的那些地区的情报。
虽然有些传教团体如中华内地会和圣经公会继续强调巡回传教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新教徒的活动逐渐具有比较固定的性质。通常建在城市里的布道站，典型的格局是设有一座讲道堂或街道礼拜堂，一座教堂建筑物，一所或几所学校，几处由教士及其中国佣工占用的住宅，一个诊疗所，有时还有一座小医院。这种布道站形成了城市的一个核心单位，其周围也及时地出现较小的农村集会所组成的卫星地区，各有自己的小礼拜堂和一名由外国传教士严密监督的中国牧师。
从典型的布道站的具体结构来看，新教传教士在1860年以后的时期继续致力于教育和医药等非传教性质的事业。他们也越来越积极地从事广泛的慈善事业，如救荒、戒烟、实施盲哑人教育等等。新教徒参加这些活动有时有确定的目标，但往往产生意外的效果。即为广泛地改变中国的生活开辟了道路。但是，参加这类活动的大部分传教士其实是在设想：他们是在帮助训练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到了1900年，虽然新教的传教士团体比天主教的传教士团体庞大得多，但是，受过洗礼的中国新教徒总计只约十万人，而 由不足三百名授予圣职的中国牧师主持着宗教仪式。如果把这些数字和天主教徒的数字作一个比较就应该记住，新、旧教对怎样才能做一个基督徒的看法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例如婴儿洗礼在天主教徒看来非常重要，但大多数新教徒却不接受这一点。有些人也认为，新教传教士对于领受圣餐者的要求倾向于严格，因此，新教徒中间“好教徒”的百分数比天主教徒多。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无论如何事实始终是，不论教徒的质量如何，中国新教徒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与他们的天主教同胞一样，几乎总是很低的。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皈依新教者有百分之三十是武士出身，基督教徒在该国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反之，中国的有教养的教徒的人数却是微不足道的。象日本基督教教育家新岛让（1843—1890年）或“无教会”运动创始人内村鉴三（1861—1930年）那种有才干的宗教领袖，在中国任何地方也是找不到的。①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新教传教士对此问题关心不够。有些传教士，例如李提摩太（1845—1919年）、丁韪良（1827—1916年）和尚贤堂创始人李佳白（1857—1927年）②，都曾特别强调要深入到有教养的名流中去，许多新教徒利用科举赶考的机会散发基督教的宗教书籍。然而，在向举子散发宗教书 籍时，传教士没有挨打受伤便是万幸；他们在上流社会活动时，最终能向中国名流显要宣示的思想，其内容多是世俗之言，而非宗教之言。丁韪良的宗教的讲词在日本的影响远远超过在中国的影响。①很多中国受教育者对基督教反应冷淡，其原因很复杂。它首先必然与旧制度的性质有关，也和与传教活动互相影响的特殊方式有关。
① 关于这次迫害的两个权威性的论述，见威勒克：《1784—1785年清政府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矢泽利彦：《乾隆四十九至五十年对天主教的镇压》，载《崎玉大学纪要》，卷7附刊，第47—98页。
①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196页。关于上文估计的统计数字，见同上书，第129、182—183页。
① 麦吉利夫雷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1807—1907年）纪念会议历史文集》，第653页。
① 麦吉利夫雷编：《新教在华传教一百周年（1807—1907年）纪念会议历史文集》，第646页。
① 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仍然普遍流行。最近一部持修正态度的新著作争辩说，太平天国的宗教“异常忠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新教的原教旨主义。见特雷德戈尔德：《西方在俄国和中国：近代的宗教和世俗思想》，卷2第50页及其他诸页。
① 引自林赛·里德的《传记笔记》，此文介绍了1960年香港出版的《李雅各英译七经》，第1册。
① 大多数作者（包括天主教作者）认为，这个通译即传教士德拉马。尽管中国官员以中文本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但他们至少试图敷敷衍衍地使之生效1865年柏德美协定只是部分地消除了两种文本的差异所产生的摩擦。
① 戴里亚：《中国天主教简史》，第58页。
① 关于明治时代日本的新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据赖德烈说：“到1897年，中国新教基督徒中没有产生重要的著作”，见《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434页。
② 关于李提摩太的策略，见保罗·科恩：《戴德生和李提摩太的传教方法》，载《中国论文集》，第11期（1957年），第43—52页；关于丁韪良，见彼得·杜斯：《丁韪良的生平和工作》，同上，第10期（1956年），第97—127页（此文重载于刘广京编的《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哈佛大学讨论会文集》，第11—41页）；李佳白在《传教士对中国上层阶级的责任感》一文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方法，载《中国记事者和传教士杂志》，第19期（1888年），第358—364、397—402、465—472页。
① 丁韪良的《天道溯原》（三卷）由中村正直译成日文，日译本印行了多版，仍叫《天道溯原》。丁韪良在书中把孔子学说说成基督教的先驱，利用儒家术语来介绍这种西方宗教。日本的许多儒者因读了此书被感悟而接受基督教。见托马斯：《新教在日本的开始》，第194页；沙依内：《明治时代日本的基督教皈依者和社会抗议》，第62页；以及海老泽有道（音）编：《基督教在日本：日文和中文史料目录》，第一部分（1543—1858年）第114—115页。
传教事业和旧制度
一种外国宗教要在任何社会中取得进展，它必须适应该社会成员的需要。它怎样适应（如果它要适应的话）和对谁适应，这是一些异常困难的问题，对它们的解答要看下列因素如何而定：新宗教的教义和习俗相对来说是否格格不入；它出现时的历史环境如何；宣传它的方式如何；是否出现了堪与匹敌的其他新宗教；以及社会上被疏远的分子占多大的优势（新的宗教为这些人提供了摆脱痛苦的道路或使之起来造反的精神心理上的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军叛乱可能是在中国促使人们广泛接受某种形式基督教的一种因素。但是，太平军以失败告终，而在镇压他们的过程中激发起来的正统派热情使得后来西方宗教要在中国深深扎下根来就更加困难了。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是如上所述，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 罪分子和其它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象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象是一种明显的威胁。在各个社会阶级中间，消极的和积极的抵制都大量存在。
过去的遗产：把基督教当作异端
抵制的原因很多。中国学者对本国近代史往往表现得感情激动，他们有一种可理解的倾向，即把责任不是归因于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的差异，或者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态度的传统，而是归因于一个作者称之为“传教加条约”的破坏性。①始终存在的乖戾的仇外心理是这些学者感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客观实际。不过，他们可以轻易地把这种心理视作爱国主义的愤慨情绪（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产物）。因此，中国人敌视基督教的长期传统很容易被忽视、否认，或者被认为无足轻重。②这是不幸的。因为虽然在清朝末年传教士确是主要刺激因素（我也确信如此），但他们遇到的民众中许多人已有了易被激怒的先入之见，这一事实也是不可轻易加以忽视的。反基督教思想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那时这样的著作普遍得很。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接受基督教的“思想”气氛中，它们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①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前很久，中国已经有一套词汇用来称呼那些对思想上一致、道义上纯净和（或）政治上稳定构成威胁的教义和行动。这套词汇最常见的有“异端”，“邪”、“左道”，它们被理解为与“正”之概念针锋相对，这样就形成一个十分类似西方传统中的“异端”和“正统”之间的对立面。中国的异端尽管生来就具有造反的潜在可能性，可是只要它还软弱无力，便还可以得到容忍。但一旦它与任何可疑活动牵扯在一起，或者表现出有取得独立政权的迹象，它便要被国家无情地扑灭。
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国家政权与理学思想体系越来越分不开，被视为异端的信仰和实践越来越成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对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正统观念构成最大威胁的东西。当十六世纪末西方恢复传教活动时，基督教由于来源于外国，它与儒家学说（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形式的儒家学说）大相径庭，它的某些教义的内容又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它还具有进行政治颠覆的可疑动机，所以它有资格被贴上异端的标签。
反对基督教和其他西方文明方面最早的重要著作似乎是《破邪集》。这部著作由浙江的一位文人编辑，它附有1640年写的前言，辑录了明末约四十位佛教和儒家学者写的将近六十篇杂文、奏疏和其它短文。
书中的论点是各式各样的。例如，有一个作者以推理和常识发问道：如果上帝象天主教徒所说确实是好心的和强有力的，那他怎么能让亚当和夏娃犯下一种遗传到后世的污秽的罪孽呢？即使一个软弱无力的人都能在某种程度内防止邪恶，全能的上帝为 什么不能连根铲除这种邪恶呢？
《破邪集》中反对基督教的另一个论点是建立在怀疑论上，不是建立在推理本身上：“＇天主教徒＇责骂佛教徒和道教徒，说……他们关于因果与轮回的教义含糊不清和无法证实。但＇天主教教义＇所谓崇拜上帝的人保证可升入天国、否认上帝的人肯定会进入地狱，……这说法就能得到检验和证实吗？”①把天主教与佛、道二教进行比较以贬抑天主教，这现象反复见于《破邪集》和明、清两代其他反基督教著作之中。这两个朝代的正统知识分子仅仅根据教义的考虑，经常把佛、道贬为异端，或者至少把它们置于次于儒教的地位。但是，每当要保卫整个中国文化时，佛、道两教的传统教义常常被置于正统观念的卵翼之下，试图联合所有能够联合的力量抵抗新的外来侵略者。
见之于《破邪集》的另一种论战形式也值得一提。这就是反映于明律中的法律论点；它主张禁止夜间集会，反对天主教徒的某些可疑的活动，并指出外国宗教以其政治上和教义上的原因应视为异端。
其次一个反对基督教的文学上的轩然大波是清初官吏杨光先（1597—1669年）的著作掀起的。杨光先以性格暴戾出名，有强烈的仇外情绪，对著名的耶稣会士、天文学家汤若望（1591—1666年）在北京掌管的权力心存嫉忌：这一切便使他自封为西方宗教的反对者。他对基督教和汤若望历法的抨击文章，于1665年发表在《不得已》一书中。此书论据是敏锐见解（如果说不是非常冷静的见解）的产物，它也表明杨光先曾用功至少熟悉过早期基督教历史和教义的基本内容。但是他后来之所以有感召力（他成了十九世纪反基督教的英雄，他的著作经常再版）的 主要原因，是他对于西方传教渗透的问题流露出心急如焚的感觉。在他那个时代，这种忧虑是与威胁的程度不相称的。不过降至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种忧虑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杨光先死后约两百年内，《不得已》的内容的渊博和感情的强烈仍是无与匹敌的。不过在整个这一时期内，中国的作者们对基督教的看法仍极模糊，而在鸦片战争的余波里，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其中包括魏源（1794—1856年），夏燮（1799—1875年）、徐继畬（1795—1873年）和梁廷楠（1796—1861年），在他们论述西方的著作中都有对外国宗教的批判性评述。
在确定基督教的异端性质时，任何私人著作不论它流行多么广泛，可能都不能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发生的许多著名事件的影响相比拟。1724年雍正帝对基督教下禁令时便把它作为被禁止的教派而载入清代法典，而同一年颁布的《圣谕》有皇帝的详尽批注，结果基督教在许多人心目中便与最恐怖的秘密会社之一的白莲教联系起来了。雍正以后的一百多年，当某些基督教教义对太平军运动的思想发生深刻影响时，基督教的危险性质似乎终于成为定论。①虽然禁止基督教的条款已从1870年版的大清律中删去，虽然大多数教士也竭力断绝和太平军的关系，但是不能够一朝夕之间根除在数十百年中养成的心理联想。因此，甚至在它合法化以后，基督教仍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异端，即具有此类组织进行政治和社会颠覆的全部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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