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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正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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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才从腰间取下那面旗帜：“看，我这个家伙！”看到对方眼里露出吃惊神气，“他得意了”——一方面沈从文感叹着“乡下人”朴素的义利观不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另一方面，又为“乡下人”主体精神的蒙昧而忧虑。
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沈从文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点的反省。他渴望着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在保留自身长处的同时，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人生竞争。《边城》与《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处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以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
然而，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园之歌。他对乡村生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为参照的。他对乡村世界的叙写，全部都是都市人生思考的反拨。这不仅表现为在他的全部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中，几乎都穿插着对都市文明的批判，而且，他笔下的都市人生，在整体上也与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对立。
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人生图景。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自杀》、《来客》、《烟斗》、《大小阮》等一系列作品中，沈从文以讽刺的笔触，抓住都市上流社会的言与行、表与里的分裂，从不同侧面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自大、庸俗。人的本质的失落，人性违反自然，是贯穿这些作品始终如一的线索。《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和了笑与泪；《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大小阮》中大阮一类人物，“自己活得很幸福”，“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也正是他们，泯灭了天良，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在所有这些场合，人变成非人。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的价值估量，除了带有３０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即从人性角度暴露了都市社会的黑暗，还反映出沈从文独有的特点：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
沈从文也写出了这个沉沦的人生天地里，企图摆脱泥淖的挣扎。《都市一妇人》、《如蕤》、《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集中提出了沈从文的反庸俗要求，表现了都市男女摆脱庸俗人生的努力。然而，她们的挣扎和结局全都是“未了路”。“新的有什么可以把我从泥淖中脱出？”正是这些人物共同面临的人生苦闷。
将沈从文成熟期的全部创作作为一个整体，便不难看出沈从文笔下人生世界的基本结构：（见下页）
在这个人生结构中，积淀了沈从文的哲学思辨。这种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从文化的构成看，是都市“现代文明”（即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的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混合体）与原始民性（原始文化的遗存）的对立；从哲学角度看，则是“人性的扭曲”和“人与自然的契合”的对立——从时空角度看，它又表现为现在与过去、未来的对立。这里的现实，是人性扭曲的都市人生图景与湘西乡村社会在时代巨压下的人性变异；这里的过去，是人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这里的未来，是人性向自然的复归（既保留人性的本来，又具有理性精神的觉醒，加入新的世界竞争）。这种思辨的思想来源，是“五四”以后开始的人的独立与精神解放的思潮（西方文化的积极部分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反拨，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它更多地置根于南方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恰恰在沈从文所属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对儒家文化的惰性部分的反拨，是苗汉文化撞击的产物）相互渗透与融汇的结果。
——沈从文对人类进程提出的哲学解释，触及到历史行进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是以伦理的相对退步为代价的，而人类的理性精神又恰恰要求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梯上的伦理主义复归。“五四”时期，当人们痛感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不能不张扬历史主义，宣告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成为文化思想领域内的伟大旗手。然而，鲁迅很快感到了这种彻底断裂的困难和巨大的精神痛苦，又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积极部分的认同。沈从文的思辨恰恰表现为与鲁迅相反的程序。他的创作更多地从伦理主义角度，强调了都市“现代文明”畸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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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伦理沦丧。但他也同时意识到了传统的伦理与民族的封闭性、保守性不可分。在他对“乡下人”——一个原始民族弱点的反省中，提出了如何组织他们到一种新的竞争中去的问题。无论是从历史主义角度，还是从伦理主义角度感到的精神困扰，都是从不同侧面碰到的贯串了整个２０世纪的“中国问题”。
沈从文传……逃离北平
逃离北平
微雨淅沥，天空一片灰暗。沈从文站在寓所庭院里，仰面凝视天空。头上，日本侵华军队的机群，撕裂着清晨的宁静，穿过北平市区的上空，向南扑去。不一会，南苑方向传来一声声沉闷的爆炸。——日军出动２０多架飞机对北平进行的第一次轰炸。想象着炸弹落地时腾起的黑烟，沈从文心里罩上了一片乌云。
一个月来的局势发展，正把中华民族拖向战争的深渊。在这血与火的冲突中，北平首当其冲。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连日来，沈从文和北平的一些同事、朋友，忙着进行撤离北平的准备。他和杨振声、朱自清等人一起，在编写教科书所在大院的一个火炉边，各各默默无言，将几年来积累的文字资料和成果，一一投入火炉。火光摇曳中，跳动着一个简单而又明晰的字句：战争来了！历经明清两朝６００年的古都即将沦入日本人之手，一切书呆子的理想，年轻人对生活、事业的温馨之梦，连同高官巨商聚敛的财富，顷刻间都将失去原有的依据。这个民族在倏然降临的灾祸中，开始接受一份新的命运。自己一家人的前途，在战争气浪的冲击下，也将被拔离原先的根基，抛向颠簸不定的人生浪涛之中。——此时，沈从文正集国忧家愁于一身。１９３４年底，长子龙朱出生；１９３７年５月，第二个儿子虎雏又来到人世。眼下，龙朱不满三岁，虎雏出生仅仅两个月。北平已不可留，携家出走又困难重重，因为这是逃难。张兆和觉得，与其一家人相互拖累陷入绝境，不如暂时分开。两人终于商定，沈从文先期离开北平，张兆和随后再带孩子南下，到上海聚会。８月１２日清晨，沈从文和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梁宗岱、赵大侔夫妇、谢文炳夫妇等一批清华、北大两校的熟人、朋友，乘坐第一次平津通车向天津出发。行前，以防不测，各人编造了一个假身份：杨振声是卖花边的，朱光潜为香港洋行打字员，沈从文则是洋行的文书。其时，正是暑热时节，出发时，朱光潜随身带了一把折扇，扇面有沈从文的题字和署名。钱端升一见就说：“唉呀，什么时候，还带这个；你老兄不要带走，这可危险！”
车到天津，车站气氛十分紧张。沈从文等人下车后，只见车站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天桥上架着机关枪，几个矮壮日本兵正守在桥头，严厉盘查过往旅客。沈从文一行通过时，日本兵强令他们举起双手，依次逐个进行检查。一出车站，他们便直奔法租界。到租界口，却不准通行。梁宗岱去办交涉，才知法国人乘机要钱。磨蹭到晚上，仍无结果。无奈，只好住进一家大旅馆。待安排好房间住下后，大家才觉出这旅馆的气氛似乎有点不对头。留神一看时，众人紧张得一夜未能安睡，原来日军警备司令部就设在这家旅馆里！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赶紧离开了这家旅馆，设法进入法租界。沈从文和金岳霖、张奚若等人住到了一起。
按原定计划，沈从文一行取道天津，到南京集中，然后再去上海。谁知打开８月１４日报纸一看，日军昨日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消息已赫然在目，于是进退失据。上海去路已断，天津不能久待，大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好成天悬着一颗心坐等机会。在天津呆了将近十天，机会终于来了：一艘英国商船正准备从天津开往烟台。眼下，离开天津为第一要着，至于到烟台后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瞧一步了。于是，大家不计后果，匆匆忙忙上了船。这时，日军大白天也随意开炮，在炮声中，船驶离了天津码头。
船到烟台时，只见海上潜水艇正浮出水面，炮口指向烟台市区。此时，中日双方军队正在烟台对峙，战斗一触即发。下船后，沈从文一行住进两军对峙中间地带一家旅馆里。由于这太危险，杨振声赶紧去找熟人，弄来一大一小两辆汽车，载着众人离开烟台。一路上，因受战争影响，胶东半岛已是满目荒凉。到了土厂圭坊，正好赶上当天从青岛开往济南的最后一次火车。上车后，沈从文去餐车吃饭回来时，一个年轻女人在车厢过道上拦住了他：“沈先生，你可认识我？”
沈从文抬头看时，原来是黎锦晖的女儿黎宪初。她的男朋友是诗人方玮德。两人过去往来的情书，曾交给沈从文保管整理，不想在这里与她见面。——这辆车上，此时正聚集了许多向南方转移的北方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其中，大多是沈从文的熟人，一路虽极狼狈却不寂寞。
火车沿胶济线行驶，不时有日机从列车上空掠过。每当飞机出现时，列车便赶紧停下来，并立时发出警报，车上男男女女便急慌慌跑下车去，在铁路两旁的田头地角隐蔽。望着敌机从头上掠过，远去，在云彩间消失，又立即跑回。如此反复多次，车到济南时，已是半夜时分。
因为人多，旅馆多已客满，各处寻找住处皆无着落。其时，正值月明时节。一轮圆月悬在空中，照得各处朗若白昼。沈从文和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沿街逛去，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旅馆。有人很急，沈从文却不急。——早年在行伍中，一时找不到宿处，几乎算不得一回事。抬头望望空中——月亮好大！
几个人正漫无目的走着，有人跑来告诉他们：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得知他们到了济南，已代他们联系了济南一家最好的旅馆。
在济南等了两天，沈从文一行又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半路上，朱自清的儿子告别众人，和几个青年一道，下车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去了。没有悲壮的告别，没有虚饰的豪言，望着这些年轻人远去的背影，沈从文感到一阵激动。他们勇赴国难的行动，连同他们对民族翻身所抱的坚固的信念，一齐深印在沈从文的脑海里。
到了南京，因战局紧张，南京城正准备疏散，各处找不到一个熟人，大家只好住进沧州饭店。当天半夜，日军出动１００架飞机，轮番轰炸南京北极阁。沈从文随大家一起爬上饭店屋顶，只见北极阁方向一片熊熊大火，耳边不断传来猛烈的爆炸声。面对眼前的战争景观，沈从文心里反倒是一片稀有的平静——没有惊慌，没有害怕，甚至无所思无所想。后来他才得知，胡适、傅斯年和何应钦等人，当时正在英、法驻南京大使馆商谈援华军火物资有关事宜，差点被日军炮弹炸死。
过了两天，各大学来南京的教育界人士开会，并作出决定，转移湖南衡阳组办临时大学。同来的朋友劝沈从文一起同去武汉。
到南京后的第三天，沈从文和一些熟人、朋友来到码头，准备乘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
码头上，人们正纷纷抢着上船，瞩目处一片混乱。沈从文既买不到船票，又无力参加争抢，正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办才好时，亏得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林同济，奋力将沈从文推上跳板。上船后，林同济拉着沈从文，找到船长说：“他就是沈从文，中国最大的作家。没买到船票，请多包涵！”
这船长平时读了点文学作品，对沈从文的名字并不陌生。听了林同济的介绍，非但没有对沈从文无票上船提出责问，反让他免票乘船，还在特等舱给他安排了一个铺位。
四天后，船到武汉。沈从文与准备继续南下的北大、清华、南开等校的熟人朋友分手告别，暂留武汉，借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
又有２０多架日机轰炸汉阳。炸弹不断爆裂的巨响，隔江一片大火……
不久，萧乾、杨振声相继赶到武汉，以３０块钱一月的租金，住进东湖边大革命期间军长耿丹住过的那栋房子。继续《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
转眼又到年底。这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的军队主力从南京退向武汉。战火正沿长江向上延烧，武汉的争夺战已成必然之势。战局的发展使沈从文等人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去向。这期间，沈从文得熟人相告，延安共产党方面，拟邀请１０位作家去延安，愿意提供写作的方便。沈从文被列入邀请者之列。另外还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萧乾等人，沈从文很想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了解一下有关具体情况。加上这时梁思成夫妇、金岳霖正住在长沙圣经学院，沈从文早就想去探望他们。两件事凑在一起，促成了沈从文的长沙之行。
这天，长沙下起了鹅毛大雪。沈从文和曹禺、萧乾、孙伏园几人一道，从圣经学院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拜访徐特立。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小阁楼里，徐特立这位诚朴、宽厚的长者和老资格的革命家，热情地接待了沈从文一行。沈从文等人说明来意，以及去延安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徐特立向他们介绍了延安方面的大略情形后说：“欢迎大家去延安，那里可以自由写作。如果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在后方作团结工作，这也很重要。因为战争不像三两年就能结束，后方团结合作，还值得大大努力。后方得到安定，才能持久抗战。”
正谈着，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一脸严肃地对沈从文等人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你们这些人，却还在顾虑这顾虑那，只想在后方苟且偷安，醉生梦死！”
从八路军办事处出来，萧乾告诉沈从文，这人就是两年前出《大公报》记者身份，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旅行考察，后来在《大公报》上连载发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考察报告的范长江。
这次与徐特立的会面，给沈从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踏雪归来，沈从文深感做为中华民族一份子，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安定后方，团结合作，这是民族抗战的又一条防线！自己虽然已无法重返行伍，在前线与敌人作战，却应该也能运用手中一支笔，为民族的翻身效力！
这次长沙之行，沈从文还见到了临时大学的一批熟人、朋友，他们正准备向西南转移。与大家商量的结果，沈从文作出了去昆明的决定。在返回武汉，对遗留工作略作交待处理后，沈从文等人再次来到长沙。
战局越来越严重，通向各处的水陆线路濒临断绝。各地向大后方转移的学校、机关汇聚到了长沙，满街都是难民。尽管长沙已经人满为患，市面上东西却是烂贱。这次回到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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