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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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野史称郑和死后明朝闭关锁国，明宪宗（朱见深）有意重启大航海工程，但车驾郎中（兵部主管装备的司长）刘大夏便持下西洋得不偿失的观点，所以将郑和下西洋的资料都烧毁了！明宪宗也就只好作罢，从此闭关锁国。这同时也就是郑和下西洋这么重大的事件，最擅长记史的中国人却没有留下完善资料，现在的很多事情还得靠猜的原因吧。

这里可能需要比较直接地指出这个笑话的笑点在哪儿：

第一，区区一个郎中有权烧毁这么重要的资料？我可以负责地告诉您，这些资料涉及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核心技术，刘大夏连看一眼的资格都不一定有。

第二，没资料就不能出海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时候也没资料啊，人家是怎么出去的？

第三，现在给您一条木船——给您艘柴油艇吧——但您不能查阅任何官方天文、水文、气候资料，国家也不给沿线国家照会，请您就用个人力量把船从中国开到伊朗去。您觉得有可能吗？那请问连GPS和全球通都没有的明代，那么多民间商船是如何航行于大洋的？这只能说明最迟到明末，明初开拓印度洋航线的资料都还保存得很完善，否则从技术上就无法支撑直至明末还非常繁荣的海上贸易。

那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为何没有保存到现代，以及后来中国怎么就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的内陆国，我想这里已经给出很明确的时间节点了，您就稍微动动脑筋吧！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集大成者

大明，这个在蒙古旋风的废墟上重建的王朝，其历史几乎是汉（含秦）、唐（含隋）、宋三个主流朝代历程的浓缩再现。事实上，明太祖并没有选择这个主流方向，而是倒行逆施。明太宗则扭转了这种趋势，带领大明重归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主流，有力地维护了正确的历史前进方向。尽管他是太宗系列中最恶劣的一个篡位者，但他的历史功绩又相当之大。

所谓集大成，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全社会阶层隔阂被打破，流动性充分

这一条其实宋朝就已经基本做到，明太祖却建立了一套世袭职业户役制，企图大开历史倒车。不过他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尽管他规定户籍世袭，但正如他规定不准再设宰相、宦官不得干政等，他死了没几年别人就当是放屁了。同理，尽管明朝从未在法律层面用正式公文宣布明太祖的户籍制度是放屁，但在具体行政行为中不阻止脱籍，这条禁令也就化作一缕青烟。

所谓全社会阶层流动性，重点在于政府高官。只要高层不是始终被世家把持，而不断有底层人民进入高层，流动性就很好了。唐朝比之汉朝、宋朝比之唐朝，世袭荫举一直在变少，但明朝似乎又比宋朝多，这应该说确实有退步。可明朝的科举取士又比前代更严格，宋朝还有不少人荫举入仕，宰相中更不乏吕夷简、吕公著父子，范仲淹、范纯仁父子，史浩、史弥远父子这样的宰执世家，而明朝便再无一对父子两代为相的例子。

当然，宋朝那些宰执世家也并非全靠父辈余荫挺进高层，他们也只是生在宰执之家，仍要考中进士才能获得认同。宋朝读书人虽多，但宰相家庭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孩子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明朝随着公共教育的发达，这种优势也不明显了。整个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宰相之子考取一甲进士的只有杨廷和之子杨慎、张居正之子张懋修极少特例，高中者绝大多数来自底层。宋朝尚有吕公著、范纯仁这种兼具世家和进士身份的中间阶层，明朝的杨慎、张懋修显然不成其为一个阶层，何况他们也只是中了状元，远没当到宰相。在科举人才的主导下，明朝官场渐渐形成了“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规矩。

纵观明朝一百六十三名大学士的履历，其中有一百五十七名进士出身，占总数的98％（另六名也有举人等较低功名，而且全部集中在明朝建立前六十二年）。而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这前三名）更多达四十一名，占总数的四分之一！整个明朝共产生了八十八名状元，其中便有十七名入阁为相，比例高达五分之一。除了成绩最优异的一甲进士可直接入翰林外，二三甲进士登科后还可以进行选馆考试，考出兼具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才，称为庶吉士，可在各部门实习三年后任实职。明朝共有八十七位宰相为庶吉士出身，超过总数的二分之一。

我们很容易从这个层次明显的结构看出，明朝政治最大的特征便是由考试成绩决定仕途，而不是出身门第或者其他，这激励了无数人捧起书本，形成了全社会的文化大繁荣。全社会考取功名的机会也相对公平，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何炳棣教授（Ping…Ti　Ho）研究了明朝所有进士的家庭出身，其中祖上三代从无人获得任何功名和官职的A类进士占总数的47。5％。更重要的是，这个数据在漫长的二百七十六年中，除明初从峰值降为均值外，自明孝宗朝起便稳定在均值。也就是说，完全平民出身的进士始终能占到一半左右，社会并未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这表明这个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反马太效应机制，这或许归功于明朝发达的公共教育体系。尽管大多数人无法投胎在官宦之家，只能接受政府提供的普通公共教育，但教育条件和学习氛围也并不比富贵家庭差太多，纯平民和富贵家庭的孩子成绩旗鼓相当。

稍微意外的是，宋朝的对应数据是53％，这和产生了大量宰执父子的印象似乎并不相符。这或许和明朝人排斥官宦出身的心态有关——同等条件下，明朝人更愿意提拔贫苦出身的寒士。而宋朝官宦子弟中进士的虽比明朝略少，但只要能中，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提拔起来也很快。所以宋朝的官宦出身进士数量更少，但走到后来并不输给寒士。那宋明两种用人倾向哪个更好呢？尽管优先照顾寒士看起来似乎更公平，但出身宰执之家本身也是一种难得的教育经历，非常有助于人格塑造。宰执之子只要不是靠父辈的关系上进，而确是通过公平考试获取功名的仍是栋梁之才，确应重用而不应逆向歧视。事实上，宋朝的官宦世家和寒门子弟相处得非常融洽，宋朝公认最优秀的几位宰相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便都是宰执之子继续为相的杰出代表。

良好的人才选拔机制带给了社会良好的活力，除了有志于官场的文士，所有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择业。尤其是大航海运动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无数人怀揣着梦想踏上了下西洋的海船，也有无数人被世界各地的科技成果所震惊，投入到科学的海洋。

当然，这样活力十足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又缺乏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就更需要构建完善的政府组织结构来提供公共管理服务。

二、政府组织结构完善，行政权力关系理顺

除了宰相，明朝的军制和地方政府设置也同样重要。

明朝觉得宋朝的募兵制太费钱，采用了类似于隋唐府兵制的卫所制度，但卫所制也必须建立在军户制的基础上，明太祖的户籍制很快就消散了，卫所的征兵职能后来也被募兵制所取代，仅仅作为军队的一种组织结构。

明军的指挥体系大体仿宋制，京师三大营相当于宋军三衙司，由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直辖。地方上设约二十个都指挥使司，每司下辖数十个营卫或直属千户所，每卫下辖数个千户所，千户所下辖数个百户所，全国共有近四百个营卫。平时各卫所在都司带领下训练、屯田，遇战事由兵部下令集结，但军事上由五军都督府指挥。这样便将军权分割，避免了拥兵自重的局面出现。整个明朝历史上，并未出现过军官拥兵自立的情况，说明军队公有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成功实践。

顺便说一下，有一个驻京的卫所可谓名震天下——锦衣卫。这本是御前十七禁卫之一，和比较有名的羽林卫性质一样，但明太宗为其赋予了特务部队的职能，据说还参与到了一些政治斗争中，后来就越传越神，甚至成了明代特务政治的代名词。再加上武侠小说、国统区白色恐怖文学、武打片的不断渲染，很多现代人便将中统、军统、中情局、克格勃、军情n处的印象统统加到锦衣卫身上，简直成了恐怖深渊。其实锦衣卫也就是个普通的亲军卫，偶尔会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但比起真正的特务部队中情局、克格勃乃至五军营、神机营里的侦察兵都还要差得远呢。

在地方管理体系上，可能很多人对明朝巡抚印象较深，认为是各省省长，但事实上仅是临时差遣，并非常设职务。明朝更没有省这个说法，只是前面的元朝和后面的清朝都有，很多人便想当然的认为明朝也有。明朝仿宋朝在各地设四司的制度，在各地设三司：

1。都指挥使司：即前文所说的地方军区。

2。承宣布政使司：相当于宋朝的都转运使司，主管一方的财政经济。因为经济工作比较重要，所以设左右两位布政使共同主持工作。

3。提刑按察使司：相当于宋朝的提点刑狱司，主管地方司法。

这三司互不隶属，各自负责当地的相关工作，有时遇到重要情况，比如治理河道或打仗，朝廷会派出一名要员（一般本官是副都御史或侍郎）巡抚该地区，协调三司工作。但也只是协调而并无直接管辖权，因为这三司都直接隶属于中央的三个部门，为此中央部门的机构设置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尚书六部，每部四司，唐宋有时会微调二十四司的具体设置，但这个框架从未改变。明朝为加强中央和地方的直辖关系，非常有创意地打破了这种框架，不妨以户部为例来说明这种公共管理创新。

明朝户部内设十三司，分别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清吏司。这就是一些省份的名称，明朝虽没有省的说法，但这种区划显然是后来各省的框架。

这十三司显然各自对口一个地区，比如浙江布政司就直接对口户部浙江司，而巡抚可管不了户部的内设司所。

同理，刑部也设了这样的十三司，对口各按察司。都察院也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派各地监察地方官员。但兵部的情况比较复杂，并未分十三司直接对口各都司。

有些人据此说明朝的疆域很小，只有区区十三省而已，什么东三省、新疆、西藏都不在辖内。这真是相当无知也很无理的一种说法。户部只管十三省，中央各部门都不用钱了？您看户部十三司也没有北京、南京啊，难道也不在疆域内？更可怕的是这十三司没有五军都督府啊！是明军全体叛逃了还是都不领工资了？郑公公那么大的舰队经费从何而来？最愉快的是刑部也只管这十三省，所以中央百官可以随便犯罪玩儿——反正没人管。搞半天“刑不上士大夫”是这样实现的！

但这显然是很荒谬的。

事实上，十三司（道）也只是一种机构设置方式而已，内设十三个司已经够多，不能再增加了。所以十三司托名某处，并非真的只管这一地之事，还要兼管很多业务。比如中央机关的经费就由户部陕西司管，两京及其附近地区的税费由福建司管，各营卫分到各司管等。十三司（道）没有出现的地名其实仍有明确的司（道）在管，并非不在辖内。

这样设置，明朝中央部门对地方的直辖能力更强，藩镇独立的可能性比前代更小。当然，这种进步体现在公共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只是一种表象，根本仍在于社会进步，尽管明朝倒退性地恢复了世袭爵位乃至世袭职务，但社会已尽力将这种影响降至最低，尽管不得不承认比宋朝略有退步，但总体而言一个平行化公民社会还算成功。明朝的中央集权体系也趋于成熟，地方独立的趋势基本被消灭，务实的地方政府设置方式奠定了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框架，使中华民族历代扩展出的生存空间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汉区、羁縻区、军事占领区、藩属国的简单拼凑，统一的中国概念彻底深入人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当然，一个伟大的王朝，最重要的遗产不是金银，也不是疆域，甚至不是优秀的组织结构，乃是万世相承的文明血脉。汉唐宋都为后人留下了伟大的文明遗产，明朝的问题就稍有点复杂。

三、中华文明的高阶传承

说到文化，明太宗或许有点不好意思。明帝文化都很高，明太宗的子孙们每人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诗词书画均有作品传世，水平较高。更恐怖的是有些人还是非常优秀的土木工程师或机械设计师，完全达到工学博士的学术水平。但这些人都是在翰林学士的包围中长大的皇子，学习条件比祖上好多了，真正让朱老四脸上挂不住的是：他那讨饭出身的老爸文化素养也比他高得多（有传世作品可证）。总之，朱老四就是板上钉钉的明朝最没文化皇帝。

不过所幸当中华帝国推进至宋明这样的高级阶段，皇帝个人的文化素养对全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大。

明朝作为汉唐宋之后又一个主要王朝，并且是全球化的中心，其文化塑型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那明朝到底是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明的文明帝国，还是一个思想禁锢、万马齐喑的黑暗王朝？这个问题争议极大，而且不同的答案往往还非常极端。

一个国家的文化塑型主要还是取决于官场风气。明朝作为科举制度全面成熟的时代，再加上合理的官制，社会思想也进步到了一个高峰，提升了整个官场风气。大量出身平民的寒士通过自身努力考取进士，官员晋升有明确的考试成绩为据，而不靠当权者随意评价，所以投机钻营、溜须拍马在主流官场上就很难有市场，形成了一种正直敢言的共同审美观。汉有张释之，唐有魏征，宋有寇准、包拯，而明朝更有海瑞、夏言、范景文、杨涟、左光斗等数不清的诤臣。而且前代的诤臣往往本身也要有一定地位才有底气向大佬叫板，而到明朝，七八品的小官乃至平民百姓公开叫骂皇帝、宰相却司空见惯。

明朝言官（御史、翰林学士、太学生）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每天没有太多事干，但所有往来公文都要抄送给他们看，他们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挑漏。挑到了把皇帝、宰相一顿痛骂，大出风头之余，对仕途也非常有帮助，许多名臣都出身言官。当然，开骂也并非言官的专利，既然有利于升官，谁都会来抢着骂。比如著名的海瑞，只考取举人而没中进士，被分配到县府工作。按理说这种学历混个知州、知县这辈子就打发了，但海瑞从基层骂起，骂得总督、巡抚狗血淋头，博得一身骂名，因此从县府小官提拔为户部主事（正六品）。进了中枢机关他自然要提高开骂的层次，以骂皇帝为主，尤以一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被誉为骂坛经典，据说气得明世宗把奏本扔在地上猛踩。但海处长从此官运亨通，最后当到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让无数进士、庶吉士艳羡不已。那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大家也就纷纷拿起笔，向皇帝、宰相、尚书、将军们开炮吧！

无端辱骂他人肯定是不好的，但身居高位者接受更多公共监督也不是坏事。像明太宗这样没文化的武夫，尚有无数忠臣义士秉笔直谏，整个明朝的风气可想而知。尽管到明末很多坏风气也开始露头，但由于当权者始终处于舆论监督之下，不敢突破底线，没有放纵胡为，全民族道德体系就没有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