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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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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初八，年仅三十一岁的元武宗病逝，在隐忍中熬了近四年的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仁宗、“普颜笃汗”。
武宗军人出身，做事雷厉风行，而仁宗则是文人出身，那是不是该凡事缓办？
这时只有二十七岁的仁宗用自己的行动回答：非也，朕继位时和哥哥年岁一样，也是会用雷霆手段的。
武宗正月初八去世，三天后的正月十一，仁宗便下令罢废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 ，并立即逮捕武宗旧臣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右丞保八，左丞忙哥帖木儿，参政王罴等六人。四天后的正月十五，仁宗便下令将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五人诛杀，忙哥帖木儿杖流海南。
又过了五天，仁宗下诏“罢城中都”，已经颇具规模的中都城停止一切营建工程，从此永远失去了作为首都的身份。
在诛杀武宗旧臣，罢废中都的同时，仁宗下诏召世祖朝谙知政务素有声望的老臣程鹏飞、董士选、李谦、张驴、陈天祥、尚文、刘正、郝天挺、董士珍、萧姡Ф贰⒘趺糁小⑼跛剂⒑右妗⒄跃拧⒊填曳颉⒑下淼热私盟撬媸躺砼裕槭瘛�
三月，仁宗正式即位，改年号为“皇庆”，以明年为皇庆元年。下诏“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韧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四月，下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发行和使用。
也就是三个月的时间，武宗的所有施政全部被推翻，无论人事、机构、经济政策一律来了个大翻盘。武宗、仁宗这对兄弟虽然性格迥异，施政理念殊途，但在迅速扫除前朝影响，建立自己的政治架构上，却是都喜欢快刀斩乱麻。
【正文】
在宰相制度废除之前，皇帝的施政纲领往往都要由宰相贯彻实施。仁宗既立，把武宗旧臣杀、流一空，自然要有自己的宰辅班子。于是，仁宗身边出现了三位宰辅，其一是李孟，官拜中书平章政事；其二是完泽（不不是成宗朝的宰相完泽，只是同名），官拜中书平章政事；其三是铁木迭儿，官拜中书右丞相。
笔者是按照仁宗自己的信任程度来排列，但细心地读者应该已经看出来，要说官位高低，铁木迭儿是中书右丞相，是货真价实的首辅宰相，李孟和完泽则只能算是副宰相和助理宰相。
李孟是仁宗的老师、首席谋臣，还是两次定策功臣，完泽是仁宗藩邸旧臣，当皇太子时的太子詹事，他们当不上宰相才是奇怪的事。可他们都没能当上首辅，却让铁木迭儿当上了，岂不奇怪？铁木迭儿何许人也？
其人虽是蒙古人，但家族并不显赫，世祖朝只是个普通怯薛，成宗朝授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是管理宫廷宴饮、祭祀和驿站的官员。武宗时任宣徽院使，后外调云南行省左丞相，可没当多久，便嫌云南艰苦而逃回大都。
没担任过朝中要职，出任外官又擅离职守，这样的人怎么就在思大有为的仁宗刚一即位便当上了宰相？
历史上总有一些能力平庸而又没有背景的人却爬上了高位——因为他们平庸甚至无能，但运气总是出奇的好，比如汉朝的邓通、董贤便是绝好的例子。
如是换了别人，担任同知宣徽院事和宣徽院使的职务，成天和吃喝打交道，一定会觉得没多大出息，要么借着职务之便捞点外快，预备退休时享用，要么就要想办法调到实权部门。可铁木迭儿却并不这样做，而是借着久任此职，有进出内宫的便利，趁机和一个皇室贵妇有了私情。
这个贵妇便是武宗和仁宗的母亲——答己太后。
当然，两人有私情的时候答己还不是太后，她的丈夫二十八岁就死了，自己年轻守寡，所谓空闺难耐，铁木迭儿正好是瞌睡送了个枕头，自然是干柴烈火一碰就着。
金庸先生曾说，皇宫和妓院是最肮脏的地方，其实皇宫因为代表着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其肮脏程度要远超妓院。失去丈夫后再有情缘本不是多么丑恶的事，可答己对于情人的感情远超了对儿子的爱，更是远超了作为皇室成员应该担负的对于国家的责任，使仁宗从当上皇帝的那一刻起，便被笼罩在层层乌云当中。
当仁宗准备任命自己的老师李孟和心腹完泽为相时，答己毫无道理的从后宫传旨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本就性格柔弱，所谓“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虽然老大不愿意，却也不敢逆母意，只得下旨以铁木迭儿为相，主持中书省事务。
一个不称职的中层官员，因为私情，就这么一跃而成了帝国宰相，这对于铁木迭儿来说，自然是多年努力获得的丰厚回报。但对于有着改革弊政，以儒术治国打算的仁宗来说，只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沮丧。
不过，新朝新气象，场面已经铺开，一个丞相的职位给谁并不伤大雅。仁宗并没有理会被母亲空降的铁木迭儿，仍然和老师李孟一起商量如何推行新政。
李孟三十九岁时入京求官，从当皇子老师开始，至今也有十七年了，从壮年熬成了年近六旬的老翁，一直都是在幕后出谋划策，如今终于可以到前台一展身手了。
既然要布新，就需先除旧，仁宗虽然废除了武宗所有政令，可武宗朝留下的弊端还在，不清除，新政难举。李孟帮着学生继续进行大扫除，向着三大积弊：滥赏、滥爵，怯薛冗员开刀了。
李孟的手段也并不新鲜，也就是拿着世祖时期的“祖制”为招牌，大力整顿——世祖爷当年什么样，就要恢复到什么样：对宗王勋贵的赏赐，必须“复其旧” ，按照原行定例颁给，所有额外增赐全部停罢；武宗对于名爵看的过轻，李孟奏请削夺滥冒的所有名爵，对于僧道官也尽行罢黜；对于怯薛，李孟针对怯薛人数累朝增加，且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使得怯薛队伍惊人膨胀，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的情况。奏请仁宗对怯薛进行精简，凡不合格的一律淘汰，汉、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原籍。
在革除积弊同时，李孟也做着将来的准备，借着兼领国子监学的机会，大力整饬学政，亲自督导国子学诸生的学业。并和另一位宰相完泽一起向仁宗提出：“方今进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谢，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这可说是在为日后开科举打基础。本就倾向儒学的仁宗不但采纳其议，且放出狠话：“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 ——“白身亦用之”，这对于有元以来讲究出身的官场，无异于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在李孟的辅佐之下，“仁宗初政，风动天下” ，给自己的皇帝之路来了个漂亮的开场白。仁宗更加倚重李孟，言道：“道复（指李孟）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
值得一提的是，李孟作为政治家兼权谋家，在推行新政之余，也暗中将矛头指向了太后的老情人，新任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历经沧海的李孟已经看出这个靠下半身登上高位的人并不简单，何况身后还有一个权力欲极强的答己太后。他未雨绸缪，向仁宗提出对宣徽院、太府监进行钩考。
宣徽院掌管宫廷饮膳、宴飨及宿卫廪给，太府监则是管理左、右藏等内库的衙门，这是类似后世清朝的“御膳房”和“内务府”，属于政府管辖之外的“皇差”，政府各部门有着层层制约，尚且贪渎成风，这些机构就更是欺冒、滥支无所不用其极。可说一旦钩考，必然会查出问题。
推行新政，从我做起，拿皇室自己的衙门开刀，以做表率，这理所当然。
但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现任中书右丞相的铁木迭儿可是当了多年的宣徽院使，这要查起来，岂能轻易脱身？
李孟的软刀子看似无力，实则藏着致命的杀招。
如果换做别人，这一招使出来，不死也得掉层皮。可铁木迭儿和答己太后的关系非同寻常，这招虽好，却越不过仁宗对母亲的惧怕和孝顺。
于是，本是陪绑的太府监倒了霉，仁宗下诏，要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 ——以后花一分钱也要先告诉皇帝，太府监的官员也就断了中包私囊之路。可正经目标宣徽院该怎么处理，却没了下文。
【正文】
李孟出了阴招，而铁木迭儿也用阴招化解。不动声色中，两人便已斗了一个回合。李孟未能中的，自然有被报复的担心；铁木迭儿虽躲过一劫，也免不了惊出一身冷汗。
于是，一个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当仁宗的第一个年号“皇庆”刚刚开始，他正打算将新政深入推行的时候，铁木迭儿和李孟几乎同时提出了辞呈。
皇庆元年（1312）正月，李孟以归葬其父母为由告假，仁宗反复嘱咐他要早去早回，可李孟这一走便是整整一年，直到十二月方才回来销假。而回来后，便反复向仁宗坚辞政务，让学生解除了自己平章政事的实职，只保留原职衔，留任翰林学士承旨，从台前又回到了幕后。而相对于李孟的迂回，铁木迭儿倒相当决绝，是年三月以生病为由请辞中书右丞相，仁宗本就不喜欢他，自然照准。
李孟虽有政治抱负，却并非一往无前的烈士型人物，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严重侵害了蒙古勋贵的利益，再加上发现铁木迭儿地位被太后弄得牢不可破，便首先想到了自保，退了一步。而铁木迭儿更发现虽然情人给了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可皇帝并不喜欢自己，自己目前也没有皇帝所需要的东西，留在这位子上还需提防他人暗算，于是也退了一步。
所不同的是，李孟退得这一步，充满了志气难伸的惆怅，他在《偶成》诗中无奈的慨叹：
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
硷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
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而铁木迭儿在走出中书省，回头看着皇宫的斗拱飞檐，必然会信心满满的暗中言道：“皇上，你一定会需要我，我还会回来”。
老师不再当宰相，可老妈强加给自己的宰相也从眼前消失了。仁宗在遗憾中也有着庆幸，他没有停顿，立即重新组建宰辅班子，继续推行自己与哥哥武宗，甚至与太爷爷世祖都完全背道而驰的新政。
皇庆元年五月，仁宗以平章政事合散为中书左丞相。皇庆二年正月，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
秃忽鲁是蒙古勋贵，祖父勃鲁欢是蒙哥汗时期的丞相，父亲也先不花是真金太子的王傅，自己在成宗朝任宗正府大断事官，武宗时为中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合散是色目人，世祖朝任辽阳行省左丞相，成宗朝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其人是个屯田高手，先后总领肇州（今黑龙江省肇源县）、洪泽（今安徽湖泊）、芍陂（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屯田事宜，很有成效。
虽然两位中书丞相一个是蒙古勋贵，一个是色目人，且没有如安童、哈哈剌哈孙一般那么浓重“儒化”的印记。但两人都是老成持重，谨慎无欲之人，对于仁宗，都采取“皇帝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的方针，只帮忙，不添乱，坚决贯彻领导指示。仁宗的新政在他们操持下，得以平稳展开。
在李孟革除积弊的基础上，仁宗分别从“内”、“外”两方面进行整顿。
对内，严格抑制蒙古勋贵，尤其是皇族诸王的权力。至大四年冬，仁宗下诏罢废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将诸侯王在自己领地上的司法权收归中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己任命达鲁花赤的旧制，而已朝廷委派流官担任，诸王只能认命自己封地的副达鲁花赤，这是将诸侯王封地的行政权也大半收归中央。
对外，仁宗则着重于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选用儒士充任官员。前文说过，元朝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来源于蒙古勋贵、汉人世侯或世祖藩邸旧人后裔，而中下层官员则是“以吏升官”。
以吏升官虽然使得有实际事物能力的吏员充实到官员队伍中，对于政务推行有一定好处。但吏员往往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对于自身的道德要求很低，从而出现“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 的现象。再加上选拔吏员升官没有固定的机制，选拔方法几乎成了私相授受，选出来的官员更无法保证称职。成宗朝为政宽纵，武宗朝更是行政混乱，终于导致政纪日渐废弛。
在仁宗看来，只有重开停废已久的科举，才能扭转这一局面——“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不过，要复科举，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自从蒙古帝国窝阔台汗五年（1234年）金朝灭亡至今，科举在中原汉地停废近乎一个世纪。而淮河以南地区，自南宋灭亡以后废除科举也有三十余年了。元朝建立，世祖从一开始就认为科举“虚妄”，成宗、武宗对这一看法也奉行不悖；蒙古、色目大臣怕科举会让汉人和南人迅速占据自己位置而反对科举；甚至很多儒臣也因科举实行六百年来弊端丛生而不主张再行科举。
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世祖朝宰相和礼霍孙曾提出恢复科举之外，朝廷中几乎无人言科举。
政策是有惯性的，也是会造成惰性的。仁宗在朝会上提出恢复科举时，得到的回应是“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 。
大臣们大都不赞成，而时任的中书右、左丞相秃忽鲁、合散虽然从来勤勤恳恳的帮皇帝做事，但要他们支持皇帝力排众议，却是没有这样气魄。
仁宗是文人气质，不如哥哥武宗果断。决定大事，必须身边要有信任的人来支持和谋划。而这样的人，除了师父李孟，不会有第二个。
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仁宗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仁宗重新任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一力主持重开科举事宜。
李孟本就是重开科举的支持者，常对仁宗言：“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现在被任命总理此事，自然不再顾虑于自身，竭尽全力办差，将所有的阻挠都视为浮云。
延祐二年春，在李孟的主持下，元朝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考试终于开始，李孟担任廷试监试官。
科举重开，这消息对于久久压抑于无进取之路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来说，有着拨云见日，枯木逢春的欣喜。一时间天下风动，士人奔走相告，纷纷投身于科举，“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 。甚至一些南宋遗老，如赵仪可、陈大有等人，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也抱着“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的心意，出而赴考。
延祐科考，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也就是蒙古、色目士子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 。
经过乡试、会试、殿试，大元朝第一科的考试顺利结束，取士五十六人，蒙古、色目子弟十六人，其余均为汉人和南人。
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圆满结束，李孟得偿所愿之余也有着成大事青史留名的得意，专门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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