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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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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个培养汉法第二梯队的机会,自然使出浑身解数言传身教,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 ,在他的教育下,真金很快便学完了《孝经》,儒家的义理也逐渐在幼小的心灵中扎根。
1253年夏,到真金十岁时,启蒙老师姚枢要追随忽必烈南下攻打大理国。仗要打,可皇子的学业不能耽误。于是忽必烈又命另一位儒臣窦默继续教授真金。小孩子习惯了一个老师,突然换人难免要闹情绪。忽必烈赐给窦默自己随身的玉带钩,并特意嘱咐道:“此金内府物也,汝老人,佩服为宜。且太子见之,与见朕无异,庶几知所敬畏。”这和尚方宝剑一样,要真金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尊重老师。但毕竟真金已经是现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年纪了,只有一位老师已经满足不了教学需要,于是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作真金的伴读,算是窦默的“助教”。
虽然姚枢、窦默都是很称职的老师,但要说对真金影响深远的,则是王恂。这位与郭守敬齐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精通经学的儒者。因为是伴读,给真金的感觉不像老师那么严肃,陪伴真金时间又长,而且“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 可说是关系极为紧密。这使王恂得以“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这样教学方法属于启发式,最能抓住学生的心。真金得以独立思考,以儒家思想来分析问题,经常和王恂讨论尝问“历代治乱”的原因,王恂则“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 。
在三位大儒的熏陶教导之下,真金离草原上的金戈铁马、祖先们的豪勇善战越来越远,而三纲五常、微言大义、诗书典册则慢慢融进了他的血液。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便看到了一个情感丰富,仁慈孝友,而略显懦弱的王子。父亲“违豫”,便会“忧形于色,夕不能寐”,母亲“暴得风疾”,“即悲泣” 。
而在与臣子们讨论论立身处世之道时,也不再以祖先的教导为唯一真理。一次与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大臣谈话时,真金谦虚地说道:“吾属适有兹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闻之。”
王子发话征求意见,臣子们自然把最拿得出手的见识奉送。撒里蛮说道:“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道:“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常惴惴,若捕者将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训:长者梢,深者底。盖言贵有终始,长必极其杪,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辍也。”
三位大臣一位说太祖,一位说当今皇上忽必烈,一位干脆说自己的祖父。都是符合尊奉祖先和老人经验的蒙古传统。可真金却说道:“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把孔子的话和皇帝老爹的圣训等同,在蒙古贵族当中也算是石破天惊了。
龙生九子,各有禀赋不同。真金的其他兄弟也在父亲的指令下跟随汉儒学习儒家文化。比如说董文用就是那木罕、忽哥赤的汉学老师,李槃是忙哥剌的说书官,高道是那木罕的讲书官。但这些皇子虽然不能说对儒学完全免疫,也不过是作为业余生活的调剂,如真金这样学到骨子里的一个也没有。真金随之成为元朝皇族中附会汉法的旗帜,汉人儒士以及儒化极深的勋贵都自然而然的聚集在他周围。
中统三年(1261年)十二月,忽必烈封十八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枢密院的设立是附会汉法的重要内容,真金没到二十岁便掌管枢密院,除了他是嫡长子外,更在于他的深谙儒道。真金执掌大权,自然为儒臣们所兴奋,他们不但全力赞襄,而且积极为真金某得更多权位。四年八月,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儒臣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这可说是在奠定真金日后的太子地位。
中统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终于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成为大元王朝无可争议的接班人。虽然此时的忽必烈已经不再热心于推行汉法,但接班人是真金,汉法派也可安心等待了。
但汉法派们实在无法安心,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对于回回人阿合马的宠信。
【正文】
这阿合马出生于中亚花剌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纳客忒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西南),初隶属于弘吉剌部按陈那颜。按陈之女察必是忽必烈的皇后,在出嫁时,以阿合马为媵臣,也就是陪嫁奴隶随之入宫。
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 。因为善于理财,逐渐被忽必烈重用。中统三年(1263),王文统被杀之后,阿合马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管财赋之事。
虽然阿合马被列于元史的《奸臣传》,但其人确实很有能力。担任诸路都转运使期间,大兴河南钧、徐等州的冶铁业,使岁产铁103万7千斤,铸造农具20万件,换取官粮4万石;后又增加盐课,弥补了太原地区因私盐泛滥造成的盐课亏欠。这两件事做得相当漂亮,阿合马从此更加为忽必烈所倚重。至元元年,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至元三年,朝廷设置总理财政的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开始总揽全国财政大权。次年正月,设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到真金成为太子的时候,忽必烈已经对阿合马到了“授以政柄,言无不从”的地步。
忽必烈时代的元王朝对外战争频繁,灭南宋、征安南、征日本、征爪哇,还要应付西北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军费花销如流水,再加上忽必烈虽然不像窝阔台汗那样慷慨无度,但赏赐宗王、勋贵和有功之臣也是出手阔绰,没个能理财的大管家也确实不行。但阿合马为了取悦皇帝,敛财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于“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而且为了敛财方便,更是“屡毁汉法”,“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王文统时代改革钞法,以谨慎为第一要务,极力避免钞票贬值。至元十年(1273年)以前,中统钞发行量相当有节制,每年不过十万锭。到了阿合马理财,竟然滥发钞币,从至元十三年开始,中统钞的币量每年竟然发行几十万锭,最高达一百九十万锭,钞票的购买力急转直下,公私俱疲。这虽然短时间内弥补了财政上窘况,但对于长远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敛财还算是公事,做得过分是为了献媚于皇帝;屡毁汉法,也是利用皇帝对于汉法的怀疑,问题的根子都在皇帝身上。但阿合马还擅权、培植私党和疯狂聚敛私财。《马可&;#8226;波罗游记》记载:“阿合马独揽一切政府官员的升迁和一切罪犯的判罚。每当他想把他所恨的人置于死地时,或是经过审问,或是不经过审问,就对大汗说:‘这样的一个认真该死,因为他曾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冒犯了圣上。’于是大汗必定会说:‘按你的意思去办吧,’于是他便马上处死那个人。”“他约有二十五个儿子,都身居要职。有些还仗着父亲的保护,也犯下了和父亲同样的罪恶,甚至其他比这些更可耻的罪恶。阿合马又积蓄了大量的财宝,因为凡要求当官的人,必须送他大量的钱财。”
这样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甚至马可&;#8226;波罗还认为阿合马是用巫术控制了忽必烈,这自然是无稽之谈。但大体来说,也较为客观的展现了阿合马的所作所为。
【正文】
王文统只是较为重利,就屡受汉法派攻击。阿合马自然更不能为其所容。双方的争斗不可避免的全面展开。
首先出手的,便是许衡。
许衡虽然在忽必烈心中没有宰相之才,但因为是当世大儒又是藩邸旧人,因此在朝中仍屡任显职。至元七年,被任命为中书左丞。此时的中书右丞相是安童,在蒙古勋贵中受儒家学说熏陶最深,许衡与之共事可说毫无隔阂。但好日子没过多久,至元八年,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领尚书省六部事,专权“征利”,许衡作为有“为生民立命”使命的读书人,首当其冲掀起了针对阿合马的政争。
在态度上,许衡对阿合马“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 并屡次世祖上书,陈言:“阿合马所用部官……多非其人”。 但阿合马深受荣宠,许衡又不为忽必烈所看重,这些谏言对阿合马的打击只是清风拂面而已。
儒者重义,但宦海多年的许衡并非腐儒,他也知道君主对臣子最忌讳便是谋反,只要沾到这两个字,任你权势熏天也会一朝覆亡——王文统就是前车之鉴。于是,在至元十年,当阿合马欲命其子忽辛为同签枢密院事时,许衡不失时机的出手了:“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这话绵里藏针,用意明显。忽必烈立即听出了门道,问道:“卿虑其反耶?”许衡回答:“彼虽不反,此反道也。”
许衡的这招确实够狠,狠到原本以为藏在皇帝身后便可无忧的阿合马不得不站出来反驳,当着忽必烈的面质问许衡:“君何以言吾反?”许衡答道:“吾言前世之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这话相当有杀伤力,若是顺着这番道理反驳,阿合马立即就会落入下风。可阿合马所能者不仅是理财,能言善辩也是一流,立即反击道:“君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力、爵禄、声色,君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汉朝开国之时,丞相萧何公正廉明,理政有方,百姓爱戴,却反而受到汉高祖的猜忌。原因就是一个没有不良嗜好,名声好,能力高的大臣是不自觉的和皇帝争夺民心,一旦这样的大臣图谋不轨,皇帝是极其危险的。萧何不惜自污,马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才避免了危险。阿合马这番话,立即变被动为主动,且攻中代防:我贪财好色,人人侧目,这样的人是不会威胁皇权的。
话说到此处,许衡已是必败,虽然忽必烈不会相信他会造反,但也不可能再怀疑阿合马。而许衡的下一句回答更是糟糕:“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 这是对皇帝赌气,只会受到忽必烈的反感,这句话一出,无异于缴械投降了。
经过这次奏对,许衡的话在忽必烈耳中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即使痛陈时弊,说出:“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后日自违者,可否异同,纷更变异,纪纲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无所持循,奸人因以为弊……”这样的话,也未被忽必烈所听信。知道自己该知趣退隐的许衡于是“以老疾辞中书机务”,担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官场失意的读书人最好的归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以待来者。
可惜,已经把当朝权贵得罪到死,却想平安躲进象牙塔,如何能够如愿?阿合马卡住国子监的经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国子学“廪食不继”,“诸生多引去”。许衡虽然经纶满腹,却变不出钱来。无奈愤恨之下,辞职走人。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许衡的朋友如窦默等人知道他在留在朝中难免不测,于是“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许衡至此离开政治舞台,不久郁郁而终。
【正文】
许衡之败,对汉法派虽然是重大打击,但他毕竟只有声望而无实权,整体来说还没有动摇根基。而随着阿合马的乘胜追击,将矛头指向另一位汉法派中坚中书右丞相安童时,汉法派才感到伤筋动骨的威胁了。
安童何许人也?他可和许衡大不相同,后者是忽必烈藩臣出身,而他则出自根正苗红的蒙古帝国、元王朝功勋大贵族,曾祖木华黎是成吉思汗身边“诸葛亮”式的智将,蒙古帝国一建立便是“左翼万户官”,权力仅次于成吉思汗幼年好友,身为“右翼万户官”的博尔术,帝国的扩张开始后又第一个被任命为“国王”,掌管被征服的阴山以南金国领土。
其父亲霸突鲁,不但是勇冠三军的勇将,更是忽必烈定鼎中原,开一代帝业的策划人之一。忽必烈将首都定在大都,便是听取了霸突鲁的建言。
安童此时是中书右丞相,其人深受儒学熏陶,是蒙古勋贵重臣中推动汉法最积极的一个。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他虽早已不满,但深知与之硬碰并不明智,为了不重蹈搭档许衡的覆辙,他“含容久之”,以自己掌控的中书省遏制阿合马的权力,处处和尚书省对着干。而阿合马也明白安童在朝中树大根深,非同于一般官吏,也玩起了太极拳。
至元五年,阿合马奏请以安童为三公,想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解除其实权。廷议时,商挺力谏:“安童,国之柱石,若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也,甚不可。” 此意遂罢。
阿合马见一时无法架空安童,便在权责方面用阴招,干脆将中书省架空。
忽必烈成立尚书省的本意,只是作为中书省的附属单位,所谓:“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到了阿合马这里,凡是“不由部拟,不咨中书。”用尚书省代替了中书省。安童发觉不妙,连忙向忽必烈提意见,忽必烈向阿合马责问,阿合马干脆回答:“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样蛮横的应对,忽必烈并未作出追究,实际上采取了默认态度。安童发觉皇帝已经有舍中书而重尚书之意,便试探的提议:“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俱从之”。从此,中书省几乎形同虚设,安童挂着中书省右丞相的职衔,实际已无任何实权。
安童这才发现,自己的“含容久之”不但不能遏制阿合马,反而显得自己软弱可欺。于是愤而上书弹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面对安童,忽必烈不能不有所表示,下诏“命穷治之”,可仅仅是表示表示,没有任何实际动作。不久,窝阔台汗国海都犯边,忽必烈命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的身份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方,这虽不是阿合马排挤的结果,但安童即使不离开朝廷中枢,也不可能再有何作为了。
一连两个丞相败于阿合马之手,其权势已达顶峰。汉法派节节败退,再有人想挡其锋镝,都显得自不量力。
至元十三年,架空了中书省的阿合马又对另一汉法重镇御史台发起攻击,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时任御史中丞的张文谦也是忽必烈潜邸旧人,竭力与之相争,总算保住了御史台的地方机构。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次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的调任,御史台从而有名无实。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上书弹劾:“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但并没有牵涉到阿合马本人。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 崔斌死后,阿合马不依不饶,继续检覆江淮行省钱谷,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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