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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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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与保守派民主党人携手反对堕胎、自由主义的学校教科书、平权法案、同性恋者权利和学校用车接送孩子等。＇40＇
道德多数派
社会保守派发现，他们最热情的同盟军是所谓的宗教右派。20世纪70年代中期，基督教福音派同民主党的关系一直比共和党密切。1976年，多数基督教福音派投票支持吉米·卡特。但是，基督教福音派对民主党的左倾感到恼怒。尤其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1978年，由于1953年以后开办的私立学校被认定带有歧视性，卡特的国内收入局局长威胁要取消它们享有的减税地位，而南方的多数私立学校都是基督教学校。“道德多数”组织创始人之一蒂姆·拉海耶（Tim LaHaye）牧师与卡特进行了一次毫无结果的会谈，在离开白宫时他低头祈祷道：“上帝啊，我们必须把这个人从白宫赶走，让一个积极恢复传统道德价值的人入主白宫。”＇41＇
卡特激怒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基督教福音派出动了。20世纪70年代，南方浸礼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的会员分别增加了16％和70％，与此同时，长老教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和美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的会员则分别减少了21％和15％。1980年，美国最大的24个教堂几乎都属于基督教福音派。W．A．克里斯韦尔（W．A．Criswell）的达拉斯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 in Dallas）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里面有桑拿浴室、保龄球馆、壁球馆和溜冰场，21个唱诗班席位，一个传教中心，一所拥有600名学生的小学，一个调频电台，8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以及2。3万会员。＇42＇宗教右派不仅是一个有形的团体，而且也是一个电子社团。收看收听基督教福音派电视电台节目的人，从1970年的1000万人，增加到10年后的6100万人左右。帕特·罗伯逊的《700观众俱乐部》（700 Club）和杰里·福尔韦尔的《往昔福音时光》（Old Time Gospel Hour）节目，观众数都达到了1500万人次。基督教广播网（the Christian Broadcasting work）的用户达3000万，是美国第五大有线广播网。＇43＇
基督教福音派一开始抵制住诱惑，没有干预世俗的权威世界。20世纪70年代初，牧师们教导会众寻求个人灵魂得救，而非重视集体行动。杰里·福尔韦尔说：“并不是要号召祷告者成为政治家，而是要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救赎。”＇44＇但是，福尔韦尔及其同道认为，由于对美国不断向下沉沦感到愤怒，他们还是不知不觉地日益深陷政治之中。福尔韦尔后来解释：“撒旦已经行动起来要毁灭美国，上帝需要听到呼声，来把美国从内部的道德腐朽中拯救出来。”＇45＇
许多自由主义者私下传言，道德腐朽的责任应该由帕特·罗伯逊和杰里·福尔韦尔这些在政治上沽名钓誉的人来承担。然而，不仅会员，就连神职人员都要求基督教采取政治行动。对许多人来说，国内收入局取消私立学校减税待遇的决定已经突破了底线。国内收入局收到了20万封反对信，它还从来没有因为一项规定而收到如此多的反对信。白宫和国会都淹没在反对信的海洋之中。保守派议员举办听证会，并最终阻止了国内收入局新的指导方针。
1979年，当福尔韦尔和韦里奇一起成立“道德多数”组织（这一组织的名称是两人首次晤面时韦里奇发明的）时，社会保守派就与基督教右派正式结盟了。基督教福音派愿意面晤韦里奇这样的“天主教徒”，哪怕他是希腊礼天主教徒，而非罗马天主教徒。这标志着基督教右派决心介入美国的政治。在堕胎、学校祷告、妇女权利、同性恋者权利等国内问题上，“道德多数”组织立即发出了强硬的基督教声音。接下来的10年中，该组织的登记选民将达到大约250万。基督教右派立即倒向共和党，就像当年黑人倒向民主党一样：共和党可以指望这些人出席会议、挨家挨户敲门让选民去投票。许许多多这样的基层战士，正是在民主党以往的政治练兵场上招募到的。
南方的反抗
1972年，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名长着一头浓密头发的年轻民主党活动家，南下来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为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月里，竞选活动制作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广告，敦促得克萨斯人站在萨姆·雷伯恩和林登·约翰逊所领导的那个党一边，并把捐赠寄到在奥斯汀的邮箱。这个活动家每天都去邮箱取宝，但邮箱每天都是空空如也。最后他终于等来了一封信，回到竞选总部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粘着粪便的手纸和一张便条，上面写道：“这就是东得克萨斯人对乔治·麦戈文的看法。”理查德·尼克松以67％的选票在得克萨斯州持续获胜。比尔·克林顿不可能会忘记这段经历。＇46＇
总统大选来临时，民权革命使大部分南方白人转而忠于共和党。在南方各州，理查德·尼克松都以压倒性的多数选票获胜。南方保守派也支持里根取代福特参加1976年的总统选举：支持里根的共和党大会保守派代表有1/3来自南方，多于其他地区。＇47＇但是在国会层面上，共和党取得的突破要慢得多；在州一级的政治中，共和党取得的突破则更慢。民主党利用在位的权力——特别是擅划选区的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民主党也挫败了右派共和党人。1965年和1970年，多数南方民主党人反对《投票权法案》。杰克·弗林特（Jack Flynt）大笑着回忆道，有个共和党挑战者曾试图比他“更保守”，“不管他怎样卖力，他都无法比我更保守。他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如果他成为我那方的保守派，那他就绝对不会有任何机会”＇48＇。
然而，民主党的抵抗不足以在北卡罗来纳州阻止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49＇赫尔姆斯的政治生活始于民主党，他在该州以毫不留情地谴责“民权谎言”的右派电台和电视台评论员而知名。1972年，他代表共和党竞选联邦参议员。得益于当地民主党内部政客的明争暗斗和尼克松压倒性地战胜麦戈文，赫尔姆斯以自己毫不妥协的观点和“他是我们中一员”的竞选口号，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不再心存幻想的南方白人的支持。他以54％对46％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并继续通过他的“国会俱乐部”（Congressional Club）在该州营建了一个庞大的保守主义组织。有了这个庞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不再需要依靠他所属的党来为他出资竞选。
在参议院，赫尔姆斯彬彬有礼，但更尖酸刻薄。这使他很快取代了斯特罗姆·瑟蒙德，成为南方反抗者在华盛顿的榜样——共和党的乔治·华莱士，敢于在种族问题和国际事务上表达最基本的观点。在削减国内项目、增加国防开支、支持基督教价值而非世俗价值、与共产主义和联合国——两者经常被认为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进行斗争等方面，这名“参议员不先生”（Senator No）的声音是参议院里最为前后一致的。他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同情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无论好坏，赫尔姆斯都无意淡化自己的信仰、与批评者妥协或者扩大自己的支持面。在5次参议员的竞选中，他总是以很大的优势超过对手，但他的支持度从未超过55％。瑟蒙德努力把黑人吸引到共和党中来，相反，赫尔姆斯拒绝任何与民权革命妥协的企图。他毫不留情地打种族牌，目的是使选民两极分化，以使多数白人加入他的事业。他在吸引前民主党白人方面大获成功，这些人以“杰西式的民主党人”而为人所知。
这干得一点也不漂亮。但赫尔姆斯的南方共和主义风格正是因为他的粗鲁而凸显出来。其他南方共和党政客说起话来躲躲闪闪，赫尔姆斯却敢于大声说出他们的所思所想。1983年，一项提案提议设立小马丁·路德·金假日，赫尔姆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阻止这项提案通过，而其他南方共和党政客不会这样做。他们只会静悄悄地投票反对提案，或者像里根那样，在这个地区四处谈论州权。“杰西式的民主党人”同样明白这一信息。
到西部去，嗬
20世纪70年代，对于东海岸的共和党权势集团和老式的民主党人来说，都是一个噩梦。这场噩梦不仅在于水门事件和福特的失败，还反映在重点大学的休息室里、《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位于纽约的宏伟大楼里。这些地方以往都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文明辩论的场所。现在，像基辛格和福特这样的实用主义者，突然发现自己被指为精英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但却得不到老式权势集团的保护，这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过于软弱，就是经常滑向左派。洛克菲勒式的共和主义失去了活力。
在美国的另一端，一个新的权势集团正在形成，而且他们并不缺乏自信心。西部到处是成功者，他们从来就不会重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或者外交关系委员会。他们要对政治进行彻底改造，就像他们曾经彻底改造过美国生活的诸多方面一样。而事实上，他们也有许多彻底改造自身的例子。西部产生了一个特殊的保守主义反权势集团。＇50＇里根的参谋团里充斥着各种类型的商人，他们很难被选入尼克伯克俱乐部（Knickerbocker Club），他们把三边委员会的邀请视为对自己的侮辱。他们之中有洛杉矶的汽车商人霍姆斯·塔特尔（Holmes Tuttle）、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商人赛·鲁贝尔（Cy Rubel）、无处不在的约瑟夫·库尔斯、石油地质学家亨利·萨尔瓦托利（Henry Salvatori）、出版商沃尔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疗养院建筑商查尔斯·威克（Charles Wick）和药品连锁店老板贾斯廷·达特（Justin Dart）。在转而支持里根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支持戈德华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财富上无法与洛克菲勒比肩，但却有足够多的钱供人参加竞选。
以抗税的形式回到全国性的舞台，对这种风格的保守主义是再合适不过的。到20世纪7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人已对该州的免税代码彻底厌倦了。财产税尤其是个庞然怪物：它与房价一起猛升，而此时州政府却削减了政府给予地方学校和公共服务的支持。加利福尼亚州，尤其是洛杉矶的中产阶级，支付的钱款前所未有的多，但得到的服务却前所未有的少。
这场抗税运动的幕后动力是霍华德·贾维斯（Howard Jarvis）——一个另类的局外人。右派有时候把他当英雄来拥戴，有时候又谴责他是叛徒——1964年他被怀疑侵吞了向商人募集的用于戈德华特竞选的部分钱款。1978年，贾维斯偶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利用州里的投票制度来降低财产税。《13号提案》（Proposition 13）（4）约定，所有财产将按照其实际价值1％的统一税费进行征收，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投票表决，就不能增加新的税收。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权势集团——商会也罢，工会组织、民权团体、公共部门雇员也罢——都对此感到愤怒，并一起反对这个提案。＇51＇但是，他们的反对与贾维斯和维格里动员起来的市郊大军的愤怒相比，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最后，提案以65％对35％的优势通过。
《13号提案》开启了波及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其影响事实上波及全世界。这场运动让美国人想起，他们的国家是由抗税者建立的。政客是公仆，而不是主人。此后4年里，至少有18个州通过全民公决进行减税限税。共和党的领袖喜欢乘坐绰号为“共和党税收大剪刀”的波音727飞机在全国各地巡游。吉米·卡特担心郊区叛乱，因此同意签署一系列的税收终止文件，但由于这些变动总是对富人有利，因此即使在文件就要签署时，卡特还是十分痛苦。在大西洋彼岸，新当选的英国保守党玛格丽特·撒切尔对《13号提案》的理解是，这证明她强硬风格的保守主义能得到选民支持。自由意志论的思想在大西洋两岸来回跃动，右派似乎第一次把握住了全球性的知识运动。
英国人愤怒于要把收入的97％用来缴税，这一点也不让人吃惊。在美国，即使税率从未高到那样的程度，许多人缴纳的税款也比原来更多。通货膨胀带来的“档次爬升”意味着数百万人将上升到更高的税收档次上。1961年，差不多90％的美国人付的是22％的统一税费，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55％的人的边际税率（5）低于23％。＇52＇在《13号提案》提出的同一年，来自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杰克·肯普（Jack Kemp）和特拉华州的威廉·罗思（William Roth）这两名激进的国会议员，提出了《肯普－罗思议案》（KempRoth Bill），该议案不切实际地建议全面减税约30％。尽管该议案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但它为反制政府的保守主义增添了更多的活力。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编辑罗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把大量版面留给了“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祖德·万尼斯基和罗伯特·A．蒙代尔（Robert A．Mundell）。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是减税和削减政府开支，并交由美国的企业家来完成这一任务。
找到了——那就是罗纳德·里根
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支智库队伍、一支热情追随的大军和一项广受欢迎的事业，就缺一个富有魅力的推销员，来把这一切推销给美国人民。罗纳德·里根正是那些人久盼不遇的救星：无论从何种标准看，里根都是一个有着真正信仰的人，一个很有魅力的人。1981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名流俱乐部餐会（Gridiron Dinner）上，里根嘲弄道：“有时候，我们的右派并不知道我们的极右派在做什么。”＇53＇（两天后有个疯子想枪杀他。）
正如史蒂文·海沃德（Steven Hayward）在《里根时代》（The Age of Reagan，2001）一书中所言，这个饰演过吉普的人是美国总统中少数几个真正的局外人之一。他既没有在常春藤盟校受过教育，又没有得到过大的政治机构的培养。他只上过一个不起眼的大学——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他工作的那个行业被正式的政府机关认为是傻到无法忍受。＇54＇他也是首位使西部保守主义具体化的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保留了一个铜鞍，他很喜欢自己在特勤局的代号“生牛皮”（Rawhide）。在任总统期间，他几乎有一年时间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自己的牧场中度过的，里根得知马尔科姆·鲍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爱好用套索在牛群中套牛，急忙任命他为自己的商务部部长，相当了不起。＇55＇里根有很多古怪的特点，尤其是他相信有外星人，并且不承认自己染发。但他对“波多马克河的迷宫”表现得像一个一无所知的局外人，这还真不假。
里根起初是个民主党的信徒。他把自己描述为“几乎患有血友病的自由主义者”，他崇拜富兰克林·D．罗斯福，做过多年的好莱坞工会头头。但20世纪50年代，他一直在向右转。1969年，他发表了全国性电视演讲，表示支持戈德华特一波三折的竞选，这使他一夜之间成为保守派的英雄，甚至连戈德华特本人都嫉妒他。两年后，里根以近100万票的优势击败了埃德蒙·G．（“帕特”）·布朗，赢得加利福尼亚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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