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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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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乱兵进入李崇训府邸,新寡的年轻少妇符夫人安坐堂上,一副凛然之气,她慢慢地指点着乱兵说:“我父亲与你们郭威元帅是昆弟之交,汝曹不得无礼!”

乱兵被符夫人的美丽、冷艳和威风一下子镇住,无人敢杀害这个美人,很礼貌地将她送给郭威。郭威派遣使者将她送还老友符彦卿。等到郭威养子柴荣镇守澶州时,郭威正式下聘礼,将她娶为儿媳妇。史称符夫人免予河中之难后,丈夫没有了,她的母亲想让她出家,说是可以换来本世的福报,可以延长福寿。但符夫人是一个热爱红尘生活的人。

她回答母亲说:“死生有命。谁愿意剃光了头发,光着个脚丫子,苟活在世上啊!”母度知道不能强迫她,最终没有逼她。这才成全了这个不凡不俗的女子。再后来,柴荣继任郭威为帝,本来就知道这个女子不简单,后来又听说她没有听从母命,不以出家为念,更喜欢她了,最后将符夫人立为皇后。史称符皇后“性和惠而明决,帝甚重之”,性情温和贤惠而又聪明,富有决断力,柴荣大帝甚为尊重她。李守贞儿媳妇符夫人,成为周世宗柴荣的贤内助,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贼臣”赵思绾禽兽行


战后,郭威调阅李守贞的公文书信,得到朝中大臣及藩镇大员与李守贞来往密谋的书信,很多言语相当悖逆。郭威想将这些东西上奏朝廷,但他的秘书长王溥劝谏他道:“魑魅魍魉在夜里才争着出来,见到阳光自然就会消失。希望把这些书信全都烧掉,以此来安定反复无常之辈。”

王溥在为郭威最大限度地争取人心。郭威认为他说得有理,接受了这个意见。

赵思绾、王景崇,则在解决李守贞前后,先后得到处理。

说这个赵思绾好吃人肝,曾把人捆了,活着剖开人腹,取肝,切成细丝,当着活人的面,慢慢下酒。往往是肝都切完了,吃光了,那人还没死。史称“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贼臣赵思绾从开始叛乱到最终败亡,一共吃了六十六个活人的肝脏。

这货又好用酒吞吃人胆,还对人说:“吞到一千个人胆,可以胆大无敌!”他在守长安时,城中绝粮,就吃妇女、小孩,以此充当军粮。后勤部门每天都要按一定数量供给。这样,每餐犒军,就要屠杀几百人,杀猪宰羊一般。

李守贞灭亡在即时,赵思绾也计谋用尽,想不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赵思绾少年时,曾到已经休闲在家的左骁卫上将军李肃处为仆人。李肃观察他面相不善,不想收纳他,对太太说:“这人眼珠乱转,说话荒诞,来日定是叛臣。不可留用。”李肃太太张氏,是当时名将张全义的女儿,很有些见识,对李肃说:“如果这样,你现在拒绝他,以后会成为你的祸患!”于是送赠给他许多钱财打发他走了。

等到赵思绾占据长安,李肃恰闲居城中。赵思绾想起往事,就多次前往李肃家中探望,向李肃叩拜,如同过去的礼节。李肃不安,又对太太说:“这人老是到咱家来,这是要玷污我的清白啊!万一将来有一天,他被剿灭,我也要跟着受通敌的连累。”说着就恨不能自杀。妻子张氏说:“如此,何不劝他归附国家!”李肃一想正是。

一天,赵思绾又来,恰好向“前辈”请教能保全自己的办法。李肃就对他说:“你与朝廷本来没有什么嫌隙,只不过当初阴差阳错,怕获罪,才有这个不奉命的举动。现在朝廷三路用兵,都还没有攻克。你如果趁现在,改弦更张,幡然改途,朝廷一想,是你率先归附,一定高兴。那样,你当然不会失掉富贵!这可比坐以待毙强多了!”

赵思绾一听有道理,就派遣使者前往朝廷求降。

朝廷还真就答应了他的意见,任命他为华州(今甘肃宁县)留后,可以走近道直接前往就任。

初秋的一天,赵思绾脱下盔甲出城,接受隐帝的诏书。围城将军郭从义派兵把守南门后,又把他接回城里。赵思绾向郭从义要他的卫队和兵甲,郭从义给了他。但赵思绾一想要到很远的华州去,需要多带些钱财,就尽量拖延时间,在长安城中开始搜敛,以至于三次改变行期。郭从义对他不免有了怀疑,同时又非常不喜欢这个残忍的家伙,就密报郭威,请求上手段。郭威当即同意。

一天,郭从义和都监、南院宣徽使王峻等人骑马入城,来到府署,召赵思绾和他的同僚饯行,乘势抓捕。随后城内开始搜捕,抓了亲党三百人,推到街市全部斩首。





“带头大哥”力平三镇


王景崇这边复杂一点,因为有后蜀孟昶的援军,但最后也顺利解决。王景崇自焚而死。

三镇平。

讨伐三镇的前敌总司令郭威,一时威望大增,成了天下第一“兵强马壮”的“带头大哥”。这个“带头大哥”有多厉害?有一故实。

说郭威作为枢密使,带职出讨凤翔、永兴、河中三镇,凯旋时路过洛阳。洛阳有一留守,在朝廷也是宰辅级别的人物,此人恰好也有那么点傲气或傲骨,认为自己也是一“相”,现在郭威凯旋,理应去郊外迎接,但我王守恩并不比你郭威官职低,乘个轿子还是可以的嘛。于是乘了轿子去迎。郭威老远看见一轿子,不禁大怒。但他不动声色,略打过招呼,就进城入了公馆。王守恩只好跟着进来。郭威在馆里待了很久,才派人出来传话说,正在洗澡,暂时不能见客。王守恩还不知道郭威已怒,就坐在花厅慢慢等。

跟着郭威讨伐李守贞的河中府行营都部署,也即前敌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白文珂正在郭威身旁,郭威就对他说:“这个王守恩乘轿子迎我,实在是太没有礼啦!哪里可以长久地担任洛阳留守?你,现在就去代替他。”

白文珂已经是老臣,但还是不敢违背郭威的命令,只好前往留守办公室办理接任手续。都办妥了,就派一人到公馆告诉王守恩说:“白侍中受枢密命令,办理洛阳留守,手续完毕。”

王守恩大吃一惊!急忙骑马回府,只见家属几百口人已经被驱逐出府,晾在通衢大道上不知所措。

话说这个王守恩也不是好鸟。他性情贪鄙,手下都是一群小人,在洛阳期间干的活,主要就是“掊敛”,搜刮、聚敛。而且各种手段都用,如果立了名目敛财,不管这人是不是病痨残废,一律按照他规定的税率交钱。洛阳有两个土豪,两家人有喜庆在一起聚会,王守恩就找几个戏子,晚上到人家里去,自称“贺客”,得了人家几锭银子回来。

等到他被人驱出府邸,曾经被他无理榨取物资的人,闻风而来,当场指认:这个啥啥啥柜子是我的,那个啥啥啥香炉是我的,不一而足。王守恩失势,还想撑着,但郭威知道后,当场命他偿还。其中自然也有无赖之徒勒索,弄得王守恩家财为之一空。

洛阳留守,那是部长级干部,王守恩比部长还要高一个级别,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朝官,但郭威这位“带头大哥”一发怒,居然罢了他官。此事传到隐帝那里,也是一惊,但也没有法子可想。

有意味的是,河中战役后,为了防备契丹,郭威又被隐帝调往邺镇(今河北邯郸)兼天雄军节度使。郭威养子柴荣兼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这样一来,郭威更有了专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这时期,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后汉郭威麾下,而赵匡胤也在最初的青年时代漫游中来到河北。郭威征讨李守贞时,赵匡胤可能已经从军,根据种种资料编年推算,赵匡胤应该就在郭威部下。郭威调往邺镇后,赵匡胤应该也在跟随郭威。那样,郭威后来的“黄袍加身”,赵匡胤应该有经历。

后汉,从刘知远到郭威,所谓的“江山社稷”开始有了沉浮动荡之相。郭威的出现,令后汉的前程,有了不确定性。





拾 后汉之亡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他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隐帝初期“国家粗安”


隐帝刘承祐时的后汉,国家政务由杨邠主持,他官拜枢密使、右仆射、同平章事,相当于国防部长兼任国务总理;军事工作就由郭威主持,郭威当时官拜枢密使兼侍中,枢密使可以有多个人选;史弘肇则主持京城警卫,他官拜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这一连串职务分别可对应于省军区司令、卫戍军区司令和国务大臣;当时的国家财政是一个困难的差事,这事由王章主持,他官拜三司使、同平章事。

这四人都是刘知远时代留下的老臣,在中国历史上,他们都不算是有多大能耐的臣僚,品质也多有问题,但出于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应该说,在五代时期,还都算是肯于对国家事务上心的人物。愿意干事,肯于负责,乱世中,这就已经十分难得。

史称杨邠做事“颇公忠”,能够秉持公忠之心。说他每次退朝回家,门下很少有私人拜会。虽然诸道各州有人走后门给他输送馈赠,他也不拒绝,但他常常把自家用度之外的多余贿赂物资上缴国库,或转献给皇上。此人贪渎有限。

郭威则平定三镇、抗击契丹,没有二心。说郭威没有二心,是有证据的。郭威在大臣中算得上老成。后来隐帝令他镇守邺镇(今河北邯郸)时,他还兼着枢密使的职务,但大臣苏逢吉、杨邠等人都反对,可郭威在与隐帝辞行时,仍然推举了他俩。他效法诸葛亮,给了隐帝一番忠告:

“太后从先帝久,多历天下事。陛下富于春秋,有事宜于禀其教而行之。亲近忠直,放远谗邪,善恶之间,所宜明审。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皆先帝旧臣,尽忠殉国,愿陛下推心任之,必无败失……”

太后跟先帝刘知远很久,经历了很多天下大事。陛下您正年富力强,有事情应该先向太后禀告而后推行。宫中朝中,要亲近忠诚正直的大臣,放逐谗佞邪恶的小人;善恶之间,要有明智的审核。大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都是先帝时期的老臣,能够为国尽忠,期待陛下能够推心置腹信任并任命他们,这样,可以让国家社稷不至于有败亡之危……

郭威看到了后汉的问题,这些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切中时弊,更准确地为后汉王朝做了把脉。后来的事证明,郭威很有先见之明。

史弘肇治理京师,虽然多有辣手,但居然也做到了路不拾遗,整个汴梁城,治安良好。

王章则殚精竭虑,在契丹大乱中原、平定三镇之后,国家财政无比紧张的年度,注意开源节流,集合点点滴滴的余利,充实国库,几乎没有让国家各个方面出现银根紧张或供应短缺,虽然王章征收赋税手段苛刻。譬如,以前曾有一个恶政:农家缴纳田税,每斛之外另外补交二升,叫作“雀鼠耗”,也就是将国库管理中的损耗转嫁到纳税农家身上;王章则在这个恶政之外,加重十倍,规定每斛之外,再交二斗,称之为“省耗”。二斗,就是二十升啊!他甚至制定更无耻的法令,施行公开剥削政策:以前国家钱币支出、收入,都以八十文为“陌”(一百),到了王章这里变了规矩,下令收入不变,仍以八十文为“陌”,但支出却改为七十七文为“陌”,也有个名称叫作“省陌”。但他这类无道手段并不是中饱私囊,而是勒紧农民的腰带,维系乱世王朝运转,并且与后晋石重贵时期的“括率”比较,好歹还算是有规矩、比较轻的榨取。就这样,朝廷除了皇室挥霍、颁赐文武之外,还能做到略有盈余。

因为有这些老臣的“公忠”做事,史称“国家粗安”。





乱世中的“圣贤”


三藩相继平定,契丹来犯败北,京城治安良好,国家财政平稳,年纪轻轻的隐帝刘承祐以为初登大位,天命如此眷顾,乃至于天下无敌,于是放松思想改造,开始骄纵自我,与左右狎昵,没有正行。有个茶酒使,照顾隐帝吃喝的中官郭允明,因为谄媚而得到宠幸,隐帝经常跟他说些淫词、丑词。太后为此劝谏他,他也不听。隐帝成了一个不懂自我约束的颟顸之君。

这类人物,史称昏君。

放纵“人欲”,不懂自我约束,就是“悖礼”。传统之“礼”的本质可以用两个主题词来概括:当位、节制。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负责任就是当位;每一个人不得放纵人皆有之的欲望就是节制。人欲,不可没有,也不可放纵。对帝王而言,节制“人欲”,尤其重要。但不懂节制、放纵“人欲”,实是历来帝王之惯态,也是历来社稷遭遇颠覆的逻辑源头——因为国家元首放纵,所以朝野群下效仿,从此导致政治昏昧,致使小人奸党弄权,终于民生凋敝,敌对势力或境外势力得以乘虚而入,于是,血雨腥风中,江山易主。

帝制社会中,圣贤人物至为担心的大事在此。

圣贤人物考量此类风景也有一个基本假设:国家元首的“人欲”之放纵,其原因在:不读圣贤书。于是,宫禁之中有一常设的制度性规定:经筵——聘请德高望重的儒家人物充任帝王之师,为他讲述圣贤经典,以此建构国家元首的圣贤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可以简单表述为:王道理想。传统帝制之政治制衡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价值制衡。君子是讲述并恪守圣贤价值观的,小人恰好相反。因此,庙堂之上,大臣劝谏帝王“亲君子、远小人”的风景屡见不鲜。它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价值规劝模式”。

五代时期尽管是乱世,尽管多由不懂圣贤价值观的帝王执掌天下权柄,但大臣之中总还是有一些未曾泯灭圣贤价值观的人物,冒着被黜落的风险劝谏帝王——他们期待这个乱世尽可能地好一点,哪怕好那么一点点。





张宪死不拥新主


劝谏隐帝刘承祐的人物,除了郭威之外,是大臣张昭远。

此人比赵匡胤大三十多岁,经历了整个五代时期。他是一个早慧的天才,通晓儒学,读过当时流行的九部儒学经典,能明了圣贤大义。他还是一个藏书家,家藏图书数万卷,据说他甚至藏有武则天的亲笔诏书九十多篇。

他年轻时遇到了一个儒将张宪。张宪在后唐时得到当时的晋王李存勖信任,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张宪做过工部侍郎、刑部侍郎,最后被任命镇守河东,在太原做了节度使,也是一方藩镇。史称张宪年少之时就喜爱儒学,精通《左传》。他家有藏书五千多卷,公事之余,常常一部部书为之校勘。这样认真的读书人,五代罕见,作为一员武官,更是难得。

张昭远决计结识这位儒将,于是带上自己写的一篇论文,史称《三代兴亡论》,去见张宪。张宪一见就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当下就给他官做,后来成为河东藩所的推官,也即河东战区的司法主任。

后唐天成元年(926)三月,赵匡胤出生的前一年,有一个叫赵在礼的藩帅,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发动兵变。张宪的亲属很多在魏州,但得到了赵在礼的“善待”,原来,赵在礼以此为手段,写信劝降张宪。张宪将魏州来使处死,根本都不打开来信,原封不动地派人送到京师洛阳,以此表明忠君大义。但不久庄宗李存勖被叛兵乱箭射杀,李嗣源入京称帝,是为后唐明宗。

张宪此时面临了人生的重大选择:是继续忠于故主李存勖,还是效忠新主李嗣源?恰好李存勖的弟弟永王李存霸,在政变中被李嗣源击败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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