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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战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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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维新以来，日本一直以丝、棉、茶三者为主要出口商品，迄１９２０年为止，丝仍是其最主的要输出品。日本于１８９１年首次将棉输往中国，而马关条约后的１８９７年，日本的首次出超即仰赖此项商品。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正以丝、棉、茶为其累积资本的主要商品，但因关税与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中国陷于毫无竞争力可言的处境。 维新以后，日本的经济成长与外贸出口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如果与同时期的美、英、德等国的国民总支出结构作比较，则日本的出口与海外所得，从７％成长到接近２０％，而美、英、德等国极少超过五％。在世界的六大洲，这时期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口也是占最大的百分比，从十九世纪末的大约２０％，持续上升到１９３０～３４年的４９。 ７％。这说明日本挟其工业发展与关税「最惠国待遇」的双重优势，使亚洲各国居于相对的劣势，不断的遭受日本经济力的浸透。甲午战争之前到之后，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口，从１８９０～９４年的２８。 ９％跃升到１８９５～９９年的３９。 ２％（ 同表四） ，即为一明显例证。 第四、台湾和朝鲜等殖民地，提供日本工业化后所短缺的粮食。日本工业化后，产业人口变动，农业人口大量移入都市，转业成劳工，造成粮食短缺，此时往往需要仰赖粮食进口，法国和德国工业化后也曾出现如此现象，因而减缓资本形成的速度。日本地窄人稠，缺粮情况更形严重，维新以来米与糖二项的进口，即占进口总额的１０％以上。日本所以能顺利解决工业化后的粮食问题，全靠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外地米」的进口，而节省外汇。台湾产蔗糖从１８９６年起很长一段时间均占农作物生产的９５％以上，台湾产食米在芦沟桥事变前后的１９３５～３８年达５０％以上，均输往日本，遂形成「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台湾对日本供应农产品的依赖关系。 殖民地另外还有平抑物价的作用。当工业化而人口集中都市，粮食减产时，粮价随之上涨，此又带动工资上涨及减少生产能力。但是日本从台湾和朝鲜输入廉价的米粮，平抑物价、稳定工资，而能加强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因为拥有殖民地供应粮食，可以抑低工资和劳动所得、加速累积资本与扩充工业，而以较低的国际行销价格，形成外销工业的竞争利器。 第五、甲午战争与取得殖民地，也扩大了日本政府的税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以直接税为主，在战前１０年平均约占税收的６４％。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开征专卖税、消费税，使税收转移为间接税。战后１０年间接税成为主要税目，平均约占税收的５５％。战前１０年，平均每年税收约６， ５００万日圆、战后１０年每年平均１亿２， ４００百万日圆，税收的成长几达一倍。在１９１０年代初期，单单台湾产砂糖一项在日本销售所课征消费税，每年就有４， ５００万日圆的税收贡献。经营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第六、从另一种观点来说，赔款与取得殖民地，也成为日本转向政黨政治的契机。订立马关条约之后的１８９５年秋天，板垣退助所率领的自由黨改变态度，与伊藤博文的藩阀政府合作，因为日本有钜额赔款而同意政府扩张军备。到了１８９８年，自由黨与进步黨合组为宪政黨，成立日本第一个政黨内阁，即大隈重信与板垣退助合作的「隈板内阁」。日本政治史上，藩阀与政黨的斗争始告一段落。其后，藩阀的伊藤博文也组织立宪政友会，使藩阀转向政黨化了。这一切转变，如果没有外来赔款的庞大资金，日本是否能顺利进入政黨政治的局面就值得怀疑了。 第七、日本在１９８５年马关条约取得空前绝后的钜额赔款，食髓知味，而在１９００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之际，日军派兵２万２千名到中国，是列强中派兵最多的国家。然而，义和团事件的庚子赔款４亿５， ０００万两（当时中国人口据估计是４亿５千万人，等于是每人赔１海关两），其中日本只分得３， ４７９万两，比俄国（１亿３， ０３７万两）、德国（９， ００７万两）、法国（７， ０８７万两）、英国（５， ０６２万两）少很多。 １９０４－０５年期间的日俄战争，为了战费日本政府在国内发行国库债五次，共４亿３， ４８８万日圆，并依日英同盟向英国募公债四次共６亿８， ９５９万日圆，以及临时公债１亿８， ９５９万日圆，总共举债１３亿１， ３５４万日圆之多而打败了俄国。结果未能向俄国取得分文赔款，就是割地也仅限于荒凉的库页岛南部，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俄国将在中国东北的利权转交给日本。 第八、至于日本在「大东亚战争」（日本战后改称为太平洋战争）的庞大战费，也是中国大陆无数的资源支助的。依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大东亚战争」（ 包括第二次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 的战费，共达７， ５５９亿日圆（ 如依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现在的１７０兆日圆以上） 。此战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纵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简称联银、总行在北京） 和「中央储备银行」（ 总行在南京） 所发行的通货支出。前者与朝鲜银行、后者与横滨正金银行有「互相寄存」的关系。 依１９８７年始出刊的『朝鲜银行史』的记录，其筹措战费的手法如下：日本政府把「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所要支出的战费，由日本银行经朝鲜银行东京支店，送款至朝鲜银行的华北分店。朝鲜银行即将此金额记入于本行内联银的存款户头，同时也将同额的存款记入于联银内的朝鲜银行户头。于是朝鲜银行即应日军的要求，从联银的自行户头提取联银券，交给日军购买军需。随着战火扩大，在联银的朝鲜银行存款不断的被提取，但是朝鲜银行里的联银存款，则依日本政府的指示不得提取。 再者，当初由日本银行汇入朝鲜银行的日币战费款项，因为购买了日本政府发行的国债而支出，钱完全回流到日本国库。结果，日本政府根本不需国库支出，而以增发傀儡政权的联银券来筹措战费。如此的筹措战费，在战争终了时华北的通货膨胀，几达日本国内的一百三十倍。 当然，日本帝国的筹借战费和收括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非常「不人道」和「国家犯罪」的手段遂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关东军参谋部在「满洲事变」之前，即要满铁调查部内的财务金融工作人员，在事前即潜入侦探整个地区的金融机关数目、内容和通货状况等，一旦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等地，这些金融工作人员便立刻进入该地的金融机关、银行，瞬时间接收而改换日方银行招牌。并以代金要求蒙疆农民种植鸦片，从此察哈尔产鸦片，经北京、天津运送到华北、华中地区。蒙疆银行所赚取的鸦片利润颇大，在１９３８年度鸦片收益为４， ３８２万日圆，而到１９４５年时，鸦片收益超过４亿２， ０００万日圆。依江口圭一的『日中鸦片战争』，到伪「满洲国」崩溃为止，共生产鸦片３亿两，而１９４４年鸦片利润达３亿元。 另外，日本为遂行其「大东亚战争」，也秘密进行「伪钞」的谋略战。即由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因在神奈川县川崎市生田的登户，而称为登户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 登户第三科制造的伪钞总额约４０亿元，伪钞在当地流通的金额约２５亿元。中日战争爆发的１９３７年法币发行额为１４亿８， ０００万元，１９３８年２３亿１， ０００万元，１９３９年４２亿９， ０００万元。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的国民政府战费只有１０亿至１５亿元，而国家行政经费则只７亿元而已，合计不过１７亿至２２亿元。依重庆国民通讯社的报导：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１９３８年是２４亿元，３９年２８亿５， ０００万元，战费为每年年１８亿元或２４亿元。由此可知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二、三年的中国战费。 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以旧法币交换率之半额接受军票，交付旧法币。伪钞２５亿元的旧法币可以筹借庞大战争所需物质，这可以从军需资材的量，作战所利用的物质量加以推测。依１９４５年７月３１日，日本特务机关「松机关」的仓库所存物资的明细表与估价表，可以窥见当时存有银货币、银块、印刷用墨水、镍、棉丝等，总额达１８２亿７， ０９３万元。 可见日本如果没有中国以及亚洲各地的军需资源支持，怎么能够与资源丰富的美国打上四年的战争呢？ 二、战后中国也资助日本 战后日本复兴的轨迹，一般都归因于１９４５─５２年的美军占领改革，以及「美援」对日本复苏的功劳。在盟军总司令部（ ＧＨＱ） 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指挥下，促成日本往非军事化与民×；化发展，使日本不再变成美国的威胁。改革措施包括：解散军队、停止军需生产、解散特别高等警察、对军国主义者驱逐公职、政教分离、解散财阀使之解体、改革农地等。特别在民×；化方面，采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开放妇女参政权、教育民×；化与自由主义化，鼓励劳工组织等政策。从此，日本的政治往民×；化、社会往多元化迈进。 当时，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领导者，也采取「经济立国」路线，将战后日本最大的课题，设定为如何重新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亦即，对内恢复国民的生活水准，对外活泼的参加国际经济活动，为其施政的最高目标。 日本在战败后，由于是在美军的占领下，只好依赖着美国，加入美国支配下的国际秩序（Pax Americana） ，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默默地追求经济利益。 战后的国际经济环境由美国主导，一方面往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往贸易与资金的自由化潮流走。国际合作的具体表现为布列顿森林体系（the Bretton WoodsSystem） ，以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即世界银行、ＩＢＲＤ） 为枢纽。日本得美国的支持，于韩战期间的１９５２年加入ＩＭＦ与ＩＢＲＤ。当时日本的外汇不稳，但是日本从ＩＭＦ获得信用贷款，也从ＩＢＲＤ借得必要的资金，于是新设火力发电设备、开发北海道、建设爱知用水、建设钢铁生产设备等，皆利用此国际金融组织的协助。 至于贸易的自由化方面，日本要加入「关税暨贸易总协议」（ ＧＡＴＴ） ，虽然有大英国协的反对，但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于１９５３年获得暂定加入，１９５５年正式加入。日本因为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得外援而充实基础建设，才能促使经济高度成长，而进入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当初除了「美援」外，中国资金也在冥冥中「支持」了日本的再起。 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放弃赔偿不用说，战后中国也不知道有多少资金流到日本去。据溥杰的妻子「爱亲觉罗浩」（ 日本侯爵嵯峨家宫女） 的传记『流转之王妃满洲宫廷的悲剧』， 「满洲国的金块（ 约４亿日圆） ，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运到日本。」 又据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军和平交涉秘录」，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派遣日军陆战队运出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由卡车加载驱逐舰，９月底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金块三吨交给何应钦将军。然而其余的金块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再说，日本保守黨政治的枢轴自由黨，其战后的创黨资金，是日本海军在上海的儿玉机关长儿玉誉士夫，从中国大陆带回的钻石、白金等动产所资助。这些钻石和白金又是如何运送的呢？依当事人岩田幸雄的记述： 「在终战８月１５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将值钱的物资运送到日本内地。儿玉机关派遣高源重吉（ 最高干部之一） 一同搭机。指挥官是志村参谋（ 海军中佐） 。为何选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因终战时军机不能用，而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在机体上画着绿十字，可以说是“救星”。但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因为虽选了金条、白金、钻石、翡翠等轻而值钱的东西运载，然而堆载过多而怕飞机飞不起来。高源重吉说机轮会折断而喊叫。但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批贵重物资在战后还变成日本政黨组成的资金。」 除了中国大陆的资金援助外，战后的台湾也以某种形式的资金援助日本人。依前台湾总督府主计课长盐见俊二的回忆录『秘录终战前后的台湾』，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大藏省和日本银行运送了大量的台湾银行券到台湾，因飞机满载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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