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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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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应该是不能随便撵走或任意开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责他们右倾或是机会主义的残余。但
实际惩罚，除了调动职务、降级、警告、留党察看等等外，也别无其他办法了。不少同志，
形容李立三粗枝大叶。他从前搞职工运动的时候，老是打冲锋、放大炮，刘少奇总跟在后面
替他收拾烂摊子。如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宝座，仍然一味唱黑头，周恩来跟在他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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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苦干。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只有周恩来知道，一切实权都在周恩来掌握中。他也
不完全了解各地中共组织的活动实况。同志们的不满情绪，他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何孟雄等
酝酿反对他，他也不深知其原委。也有同志这样说过：幸好他粗枝大叶，不然更不得了。
许多同志也埋怨周恩来，说他没有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一味追随李立三。有些同志
指出，只有周恩来能够影响李立三，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动向。他也了解一些李立三的错误，
有时也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加以修正，但从不与李立三正面冲突。他比较了解中共各级组织的
情况，也知道若干同志对李立三的不满，他不是故作痴聋，就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几句。日子
久了，同志们也就不指望他能够改弦更张。有些同志，说周恩来的性格圆滑，为了避免是非
上身，不敢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和李立三是半斤八两。自一九二四年，他从法
国归来后，就进入黄埔搞军队工作，没有参加过领导群众的基层任务。不懂领导群众的艺术，
只知招兵买马，因而他的思想与李立三极为接近，又怎能希望他纠正李立三那种军事冒险的
作风。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莫斯科大清党以后，陈绍禹等即陆续返国，李立三对他们所采取
的压抑手段，陈绍禹等也曾表示过反对。该年夏天米夫也来到中国，他奉共产国际的命令，
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指导中共，并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这样，米夫派就完全卷入了反立三
路线的斗争之中。
陈绍禹等返国后，多派到上海区委属下的各分支机构担任较低级的工作，因而与原在上
海区委内工作的何孟雄多所接触。在何孟雄与陈绍禹最初几次谈话中间，即发现彼此意见极
为接近。何孟雄强调必须本身力量充实和坚强起来，才能获致胜利，陈绍禹说明共产国际主
张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扩大和充实红军以及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争取群众的政策，并指斥
李立三对于此一政策诸多违反。他们这样彼此唱和，一个了解实况，一个引经据典，登时成
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米夫来到上海之后，陈绍禹以充当翻译之故，建立了彼此经常接触的
关系。在事态发展中，陈绍禹因能居间勾通米夫与何孟雄的关系，陈曾向何吹嘘米夫，也向
米夫说明何的主张和他在中共的潜势力。
关于对米夫陈绍禹等的态度，一般老干部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大体说来，何孟雄认为米
夫主持中大，亟谋训练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似乎未可厚非。何也
觉得米夫除反瞿秋白外，没有过分排斥张国焘等的言论，大致是可信的。何认为陈绍禹等确
是懂得马列主张，再经过一番锻炼，将可大用，因为老干部应以宽大胸怀，奖励后进，不可
因小故而有歧视之意。何认为推翻李立三的统治是首要任务，并应提携陈绍禹等人，再经过
陈绍禹来打通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米夫等人的关系；如此共策进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罗章龙当时极力反对何孟雄的看法和作法。罗曾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亲
自领教过米夫的手法，因向何孟雄指出，米夫趋炎附势，那里有甚么领导中国革命的抱负，
不过在反拉狄克斗争中，在维持他本人在中大的统治的挣扎中，俨然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口头
革命家，在那里猎取权势的朋党而已。现在他又因利乘便，利用此朋党来控制中共。陈绍禹
等走入了米夫的邪门，如疯狗一样，逢人便咬，那里能干得出好事来。在罗章龙看来，决不
可联络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线，宁可让李立三统治中若中央十年八载，也不可让米夫派在中共
当权。
米夫和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从莫斯科回来的同
志，则根据中大斗争的经过指责他们。但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闹，对陈绍禹等
便存有原谅与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与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调。就因为这件事，罗章龙
日益消极，终于一步一步脱离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愿和我见面再谈论此事。就因为这
些事情，何孟雄所领导的反李立三运动也显得有些不够坚强。一九三〇年九月间，中共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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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次全会除表面接受共产国际政治指
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制中共中央，当权如故，反指斥何孟雄陈绍禹为右倾反党分子。
这就使共产国际觉得立三路线的顽强，须采取进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面调李立三到莫斯
科去，一面策划举行另一次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
陈绍禹等初时对何孟雄极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干部，因而他们合作日趋密切，彼此
讨论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选问题。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
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回国继续
负领导中央之职责，周恩来只有在改正错误后，才可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何孟雄曾向陈绍
禹表明，他们自身领导反立三路线，应避免争权之嫌，何况又不是中央委员，按理不能成为
政治局委员，因而应在原来中委中选出二人来继任李、瞿的遗缺。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
老干部的名义，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和我谈话并派我
回国之由来。
也许就因为何孟雄对我的拥戴，为米夫所最不愿闻，因而使出了阴险的绝招。米夫联络
好了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让周恩来认错得到会众的宽容后，通过政治决议，周恩来即以征
得共产国际同意的名义，提出补选陈绍禹为政治局委员，以及张闻天秦邦宪等出任中央要职
的议案。何孟雄当即起而反对。接着陈绍禹突然改变态度，指斥何孟雄等为右派，表示在克
服了左倾的立三路线之后，应立即转过头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派；又说何孟雄刚才反对共产
国际的表示，简直是公然反党。
经过一番争吵，四中全会也就一哄而散，未经表决，陈绍禹等就这样打进了中共中央。
如果不是国民党帮了米夫陈绍禹等的大忙，消灭了何孟雄这一批人，陈绍禹的江山又那里能
坐得稳。事情如此这般的过去了，只留下一些中共老同志在那里叹惜伤感。他们是否会不约
而同的想到，专政是玩弄不得的，决不会局限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对付阶级敌人的必要方面，
必然会用来在共产党内争夺权力，必然会发生米夫陈绍禹等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表演夺帅印的
那样一幕。
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的种种经历，但上面所说及
的演变轮廓却是相当清楚的。一般同志都知道我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现在苦心孤
诣讲团结，自易收一时之效。我当时所讲的话，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损失大极了，现在还剩
下一点点，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送光了；失去了何孟雄等，已是无法挽救，谨防再因内部纠
纷招致更多损害；现在只有忘记某些惨痛的过去，减少互相猜疑，让我们团结奋斗吧。当时
由于我的这些感动人的话，掩盖了米夫陈绍禹等一切罪行。但他们所种下的恶果，几年之后，
仍然使他们垮了下来，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就是针对他们而发的。如果我们再想一下现
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根源，米夫派的“德政”不会不活生生的遗留在中共首脑们的心目中。
中共内部的危机不仅限于上海，显已普及到每一角落，其中尤以中共北方各省组织的反
中央倾向最为可虑。以中共北京区委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各省组织，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
等被杀害后，又接连遭受过若干次摧残，中共中央似也没有大力援助过它们，后来李立三老
是指斥北方区委右倾，引起多次争吵，因此弄得彼此关系恶劣。我把上海方面的党内紧张空
气扭转以后，即建议到北方去一趟，举行一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从事挽救。我此行在当时
是十分冒险的，但也没有别人可以代替。我的建议，经中央同意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以后，
二月中旬，我就循海道直航天津。
我到达天津后，立即去找设在日租界的中共秘密交通站，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联络地点。
我在交通站内，会见了一对我所不认识的青年夫妇，从他们口里我知道这地点极不安全，他
们正准备迁移。他们埋怨中共没有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他们知道了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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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里，来时又直接经过日租界的大马路，他们很为我的安全耽心，因为在
那条大马路的路口上，有一个叛徒张开运②经常守在那里，专门猎取中共人员。
我知道了这对青年夫妇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励。他们告诉我应邀前来与我会晤的
同志们，多数可于当天由北京等地赶来，至于会议的地点，除这里外，他们以为并没有更适
当的地方，因而我决定明天一早，就在这个交通站举行会议，并要他们假装过生日，让到会
人们充当祝寿的亲友，以掩耳目，他们也告诉我下次来时，如何绕道避免经过日租界大马路。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到达这个开会地点，应邀来的同志接着陆续来了。参加会议的连我
在内共有九人，聚在楼上的卧室内，围着一张方桌，桌上还摆有麻将牌九等赌具，以备必要
时作为掩饰。那对充当主人的青年夫妇，则在楼下应付。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北方区委书记陈原道，他在一九二七年，任过中共河南区委的组织部
长，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读，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于一九二九年初归国，参加北区工作，
后来升到区委书记。其余到会的多是从北京来的，太原开封各有一人参加，济南西安等地的
同志则未赶到（到会者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也许现在北京任要职的人中，有参加过这次
会议的）。
会议开始后，到会者都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应节省时间，尽早结束。我则认为这次会议
举行不易，应尽量发言，不受时间限制；我建议到会者，脱掉皮鞋，以免走路声传到隔壁去；
不要吸烟，以免烟雾从窗口冒出；低声讲话，不要引起邻人的注意；我还鼓励他们自由发言，
不要有任何顾忌，以便将长时间积下来的问题，一一澄清。我的这些建议，使与会者精神为
之一快。到会者的发言非常动人，他们所追述的事，有些为我闻所未闻。有人追述到北方各
地组织，自李大钊先生被害以后，遭受敌人的种种摧残，为之凄然泪下。有的指出八七会议
后的中央，对北方组织颇有歧视，仿佛这是机会主义影响较深的地区，不禁愤慨叹惜。有的
以党内纷争和同志们不满情绪为虑，并举一九二八年少共北京市委书记张金彪（即张慕陶），
利用托派口号，带走四十多个团员，另行组织一个少共中央，形成分裂的局面为例。他们纷
纷批评李立三在六次代表会议以后，不顾北京实况，乱发命令，如某一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
中任下级军官，李立三即命令他发动兵变，这无异是白白送死；同时他又命令北方组织，配
合南方各处的暴动计划，要求他们做些破坏交通等工作，这种任务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耽误
了北方组织本身争取群众的独立任务。北方区委为此曾多次表示过异议，但被中央斥为机会
主义。
北京区委执行李立三命令的结果，是组织被破坏，同志被逮捕，而李立三却又无法善后。
北方区委得不到中央的支援，即有所请求，也十九是碰钉子。李立三这种鞭策同志的作风，
引起了同志们的离心倾向。同志们有的消极了，有的抗不遵令，甚至会议都很少人出席，纪
律也废弛了。“党既不爱护党员，党员为何要服从党。”这句话是北方同志那时常说的。他们
这次要求我设法改善中央这种作风，并赋予北方区委以实现本身任务的较多权力。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是否克服了立三路线，颇有怀疑；对于陈绍禹等的当权，深感危惧。
曾有人询及四中全会后，是不是中央完全为米夫派所控制？周恩来是不是成了米夫派的傀
儡？何孟雄等的被捕是不是米夫派的告密？也有人间我：“你这次回国，有何善策挽救党的危
机？”
当时，我十分难过，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我极力安慰他们，并说明我的看法。我要求
大家忘记过去，一致团结，从新做起。我的这些话得到陈原道的热烈响应，他表示相信我能
挽救北方组织的危机，要求到会者提出各项具体的建议。
经过几个钟头讨论，我把种种意见归纳起来并作出结论，大要是：一、以前中央各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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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指示概行无效，同志们因不满这些指示而受到的谴责和处罚，除张慕陶那一班人外，一律
取消。二、此后工作应遵照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的决议进行。
三、北方区委及其属下各级组织，应注重联络暗藏在各工厂各铁路各学校以及农村中和军队
中的同志和同情分子，致力于秘密组织工作，扭转消极气氛，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和群
众的切身利益的要求，展开活动，争取群众；并注重领导陕西及其他各地游击战争的发展：
四、北方工作具体进行步骤应根据北方实情决定，中央应尊重北方区委意见；北方区委也要
尊重所属各级组织的意见。五、分配同志工作的时候，应尊重同志的自愿，顾及他们的安全。
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扩大党内的民主。六、如同志不幸被捕，应极力援救，对被捕者的家
属，也要有适当的援助。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于这些结论十分满意；有的觉得是重见天日，有的表示各地组织将因
此恢复元气，有的说这是“热”和“爱”代替“鞭”和“剑”。我也说明北方组织如果能做好
这些初步基本工作，不难实现在北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我们的会议到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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