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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军团传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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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叫骂声、叹气声，有的则蹲在地上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熊伯涛振臂高呼道：“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涛的这番讲话，极度振奋人心，从此后，连队中就互相议论开来，要找出路，怎么找出路等等话题。有的则悄悄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吗？”熊伯涛说：“有办法！很快的，到时大家听指挥吧。”
九连一发动，三营其他几个连队迅速波及。这些连长、连副基本都是熊伯涛的同学，也跑来找他，虽没有明说，但都表示，到哪儿都是当兵，到时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一起行动。
赵博生在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总指的部队讲话，在台前挂了一张大地图，凡是被日寇占领的地方，都用红笔圈起来，眼看红圈圈已经圈到关内了。他指着地图说道：“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摆脱一切黑暗势力，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救他们！”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而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当局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得此情报，立即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十分幸运的是，这份电报在第一时间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捏着这份电报匆匆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
刘振亚阅后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然后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赵博生商量。赵博生这时已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正好应付，当即用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复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稳住南昌局面。
然后三人坐下来仔细商讨此事，袁血卒手握电报冷静地说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
刘振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管王超有无叛变，至少他提醒了我们，我看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建议赵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谈谈，看他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行！董振堂是我多年挚友，我了解他，七十三旅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我看也到了跟他摊牌的时候！”
三、朴实的将军
三、朴实的将军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身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村。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寒，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年代，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立志要读书报国。1916年，董振堂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张克侠（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十九路军副参谋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11月率二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场起义）、何基沣（1939年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军长，1948年与张克侠在淮海战场率部起义）、边章五（1931年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师师长、第三十九师师长、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1954年不幸因病逝世。）等入冯玉祥部队第二师任见习官。在部队里，他从不摆官架子，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在与奉系军阀的作战中，董率炮兵营一举击毁了敌方的装甲列车，被破格提拔为工兵团团长，不久又升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这以后，由于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备受冯玉祥的器重和提携。1929年，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暂时取得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冯玉祥的西北军共编为十二个师，董出任第十三师师长，授衔中将。紧接着，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清共，面对白色恐怖下的西北军，许多共产党员被迫出走，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董振堂的师里也不例外，他对共产党人的遭遇深感惋惜。
董振堂在西北军将领中为人朴实是有名的，在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时，恰巧其堂兄董升堂（字希仲，国民军少将，曾任西北军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参加了喜峰口和卢沟桥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一八零师师长，第四十军参谋长。解放后经统战部门介绍，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骑兵学校任战术教官，后调总参军训部高级研究室任研究员。）也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部长。兄弟二人共同商量，接父母、妻小到洛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董振堂给他的妻子贾明玉买了一件棉袍、一件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用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见了，觉得司令的太太穿着寒酸，善良贤淑的贾明玉怕给丈夫丢了面子，而董振堂却不以为然，他对妻子说：“七妹（爱称），这已经不错了，比起农村要好多了，咱们都是穷苦出身，不要学那些官太太们的坏习气。”
由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董劝妻子回河北老家去。临行前，董振堂给她买了件毛衣、一个枕头，并交给她十元钱。面对即将离去的妻子，憨厚的董振堂握住她的手说道：“你放心去吧！我这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阔起来，我也不会去寻小老婆，就和你过一辈子！”
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匆匆告别了。这以后，他终生坚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道路。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身为中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已有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了，却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
他每月的薪水都交警卫员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给送去二十元，明天那个营长家出事了，又让小高拿出三十元，却很少往家里捎钱。有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知道消息后，董振堂叫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又让小高送去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的重义轻财和如此关心下级，深受部下官兵的爱戴，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很多士兵称他为“不爱钱的将军”，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长则称他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苏进的推荐下，一位名叫刘振亚的青年来到他的部队，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当时董、苏二人都不知道刘振亚是潜伏下来，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以后的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联络的地下党员。部队驻扎宁都后，正是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中革军委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才得以顺利打入到二十六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三十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国民党军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奉命驻守宁都，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住，企图逼二十六路军与红军作背水一战。官兵们面对这条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疟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宁都城郊新坟密布。许多官兵甚至凄凉的开起了玩笑：“我们早晚都得到那儿去报到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更激起了广大厌战官兵的愤慨。他们纷纷骂道：“国都不保，还他妈的剿什么共！”那些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官兵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ｗωｗ奇Qìsuu書网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也想借此机会摆脱困境，遂在电告蒋介石的同时，令全军北上，由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在前面开道。然蒋介石岂容二十六路军轻易离开，当部队开到六十里外的胡岭嘴时，就遭到蒋的重兵阻拦。部队只好开回宁都，孙连仲气的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董振堂也愤然离开部队，带着刘振亚来到南昌。到南昌后，他令刘振亚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急切的想找到一条出路。出于谨慎的原因，刘振亚当时没有向他表白。
话转回头，赵博生送走刘振亚、袁血卒二人，立即找来罗亚平，要他拟就一篇南昌行营的电文，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不仅党国甚，中正亦欣慰不已！”。带着这份电文，赵博生匆匆赶往七十三旅董振堂的住处。
此刻，七十四旅一团副团长苏进坐在董的房间里，他是董的老部下，两人关系甚为密切。董振堂正向苏进打听着七十四旅的状况。
董说：“你们旅有没有组织？”
“组织”一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很少用，因为它是共产党的代名词。苏进听后感到十分惊讶，思索片刻后说：“据我所知，现在没有。”
董振堂点点头又问：“你们二团曾有一个建制班拖枪投向红军，季振同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苏进回答说：“开始时没有处理，但碍于军纪和应付上头的追查，季振同不得不把那个营长撤了。后来听说让他到抚州训练新兵去了……”
话刚讲到这里；参谋长赵博生不打招呼径自跨进屋内；吓得苏进直冒冷汗。赵博生知道他俩的关系，便笑着说道：“打扰你们了，苏团副，我和董旅长有要事相商。”苏进忙起身让座，告辞而去。
等苏进走远，赵博生关上房门，把那份电文递给了董振堂。董阅后刚要开口，赵博生即严肃地说道：“绍仲，情况十分紧急，蒋介石消灭杂牌军心狠手毒，言出法随，现在我们到了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董振堂听后微微一震，沉着地说道：“恩傅，你了解我，我的心同你的心一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食言！”
董振堂这段日子以来，一直沉默寡言，看到南昌来的这份电文，反应十分强烈。复说道：“你我相交多年，你就敞开说吧，该咋办，我听你的！”
听董这么一说，赵博生心里有了数，也就不再绕圈子了。他正色道：“我的意见是，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事不宜迟，请速决！”
“没啥说的，就这么办！只是人家能相信我们吗？最好事先联系一下那边。”
“咱们以前的刘主任现就在瑞金。”赵博生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危险，南方没有地盘，北方的地盘又全丢了，弄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啊！”董振堂点点头，说：“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把队伍拉出去投红军！”赵博生紧紧握住董得手，大喜道：“好！只要你同意联合红军，我们就有办法。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以七十三旅为主，计划我们的行动。你可否考虑一下，与我一同去找季振同，试探一下他的态度，如何？”
董振堂爽快地回答道：“行！咱俩一块去！”
四、骄傲的将军
四、骄傲的将军
季振同，原名季振佟，又名汉卿，字异之。1901年生于河北沧州。他出生于一个富贵的地主家庭，家有耕地几千亩，却不愿待在家里做清闲少爷。自小习武好斗，体格强壮，高挑个子，英俊豪爽，堪称一表人材。他为人精悍，好胜心强，重信用，讲义气。他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属西北军高级将领中的后起之秀。早年曾任冯玉祥身边的贴身卫士，忠诚勇敢，深得冯玉祥的喜爱。由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直升至警卫师师长。五原誓师时，季振同与共产党人有了直接的接触，特别是刘伯坚在他心目中有极深的印象。他曾感慨地说过：“如果西北军的军官个个都能像刘主任那样，咱们西北军就天下无敌了！”
中原大战后，他的部队（第十四师）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他也由师长降为旅长。他的兵每人都有三大件：即盒子枪、马枪和大刀。论装备，在当时的六个旅中是最好的；论战斗力，他的旅与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是二十六路军中最强的。他瞧不起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称他为“孙肉头”，更瞧不起二十五师新上任的师长－－－－－－他的顶头上司李松昆（原七十五旅旅长），但他敬重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
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城以后，官兵们的厌战情绪蔓延开来，七十四旅也不例外，加上他本人也不愿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战，因此深感忧虑。有一次，他对身边几个卫兵说：“有人说共产党是‘赤党’，共产党的军队是‘赤军’，我们五原誓师，人家协助我们时，也曾被人们称为‘赤军’。‘赤’是红色的意思，真心为国家做事的人才真‘赤’！”接着，他问其中一个卫兵：“谁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队啊？”
卫兵不敢回答，他说道：“得劳苦群众之心的军队，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士兵们望着他们的旅长，会心的笑了。
有一天，手下一团团长黄中岳气冲冲地走进他的房间，对他说：“旅长！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你到城外看看去，几千个病死的兄弟，就埋在那山坡后面，一眼望不到头啊！”
面对自己爱将的质问，季振同无言以对。
黄中岳，河南信阳罗山县人，身材魁梧，浓眉大眼，性格毫爽，说起话来痛痛快快。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西北军手枪旅旅长，一团就是原手枪旅改编而成的。战斗力在全军最强，加上黄中岳与季振同是结拜兄弟，情同手足，因此说起话来也就无需忌惮。悄许沉默后，黄中岳又气愤地说：“他妈的！与其窝囊地困在这儿，不如战死在抗日沙场！”
季振同苦笑一声道：“我何尝不想那样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但蒋委员长能放咱们走吗？你现在要带好队伍，今后的路怎么走，我会想办法。”黄中岳听完把马鞭往桌上一丢道：“这个队伍我没法带了！搞不好老子把部队拉上山，当土匪去！”季振同忍不住笑了，拍了拍黄的肩头说：“想当土匪？怎么看你也不象啊，要不然我第一个把你剿啦。”
黄中岳无趣的笑了，说：“这有什么，前几天二十七师的李锦亭团长在我那打麻将，还说要投红军去呢！”
听黄中岳这么一说，季振同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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