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团传奇-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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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总司令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毛泽东称赞赵博生同志是“坚定革命的人，是我们党的楷模”。建国后，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的战友赵博生：

宁都霹雳响天睛，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十七：黄坡大捷

　六、黄坡大捷

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由南京来到江西，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向其任命的各路“剿匪”将领发表了一篇训话；其吹嘘说：“今天，中正来到南昌和众位共同清剿赤匪。关于剿匪之情形，我们已取得辉煌的战绩，日前，鄂、豫、皖之张（国焘）、徐（向前）匪，洪湖之贺（龙）匪，均已被我们英勇的军队，打得抱头鼠窜，逃往川陕边界。我们那里的军队，正乘胜前进，胜利指日可待。今天，在闽赣，尚有朱、毛匪部正杀人放火，我当速除之！”蒋介石讲到这里，环视一下众人，继而又谈到他的那套丧权辱国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之信条。我们不怕现在不能攘外，只怕为我们心腹之患的共匪，不能消灭。”

时日军正集结了大量兵力，意欲大举进攻热河，同时向山海关发动攻击。蒋介石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于不顾，却坐镇南昌，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亲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仍决意要向共产党的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

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决定趁敌部署未定之前，先敌发起攻击打乱其进攻势态；以求得作战之主动，于是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朱德（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接替毛泽东任一方面军总政委）、王稼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是不愿意强攻南丰的，周恩来在向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说：“强攻南丰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太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苏区中央局的回电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周、朱、王遂决定执行苏区中央局的“西渡抚河，先攻南丰”的指示。2月9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向南丰进发。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22军为右纵队，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中央纵队，以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为左纵队。11日晚，红三、五军团分别由南、北两个方向开始攻城。驻守南丰城的是国民党军第8师6个团，激战一夜，红三军团仅夺得大小碉堡九个，歼敌一个营；红五军团夺敌五个碉堡，俘敌一个连，战果不大，红军各部均未突破敌之主要阵地，且自身伤亡很大，红三军团担负主攻的三师师长彭鳌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此时，敌已发现我主力位置，兵分三路，向南丰增援过来。2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决定改强攻为详攻，主力在监视南丰之敌外，准备伏击消灭其增援一路。22日，敌第一纵队三个师（十一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由乐安、宜黄地区迂回至我主力红军背后，企图与正面的八个师协同作战，将红军围歼于南城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及时掌握了敌方的动态，决心集中力量，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河口、黄坡及东坡地区摆开战场，伏击敌之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尔后相机歼灭其他各路敌军，打破敌人的“围剿”。

按照总部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兵分左、右两路。左路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带设伏，整个左路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路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左路红军右侧的任务，右路部队由董振堂和政治委员朱瑞统一指挥。

2月27日清晨，寒风夹杂着细雨，红军左路纵队埋伏在黄坡的山岭之中，静候敌人的五十二师。这一带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且山高林密、山谷狭隘。敌五十二师是个加强师，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仗着装备精良，大摇大摆的行进在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随着“砰！砰！”几声清脆的总攻枪响，山谷两侧的红军猛烈开火，并迅速将敌截成数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战斗仅用3个小时，左路纵队即歼敌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四旅一个团，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一、三军团协同作战，将位于蛟湖地区的敌一五四旅主力全部歼灭。

左路打的热火，右路纵队的董振堂早已急不可待，可能是敌五十九师隔山听到了枪炮声，行动稍有迟缓。直到下午2点，才行进到霍源以北地区。此时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竟误认为五十二师正进行实弹演习，下令部队继续前进，径自向红军右路纵队的枪口上撞来。

红军右路纵队的任务是阻击援敌；保障左路红军的侧翼。但董振堂岂会轻意放弃这么好的战机。他决心集中兵力，围歼这股敌人，遂令红二十二军先敌占领黄坡西北高地，红十五军占领鹿梯一线高地，令十三军三十八师占领黄坡以西高地，独五师集结黄坡作预备队。

2月27日下午，李青云、朱良才指挥的红十五军在鹿梯一带与敌五十九师前卫第177旅1个团遭遇。敌最初以为是地方游击队，遂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十五军当即诱敌深入，然后一股作气将敌截成两段。陈时骥此时才发觉情况不妙，即命175旅赶上来增援，但已为时过晚。激战至黄昏，第五十九师伤亡过半，董振堂、朱瑞下令将敌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一举围歼，同时命令罗炳辉、蔡树藩的红二十二军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随时阻击敌十一师的增援。命令十三军三十九师从正面攻击被围之敌，红十五军和三十八师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独立第五师与二十二军一部阻击宜黄方向之援敌。

29日上午8时，红军右翼部队向国民党五十九师发起全线攻击，战到19时，全歼敌之四个团，敌师长陈时骥仅率数人仓惶逃走，却在登仙桥附近被赶来的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生俘。黄坡战役，红一方面军干脆利落的歼敌二个师，毙俘敌官兵一万余人，缴获大炮四十余门，轻、重机枪三百多挺，其他枪支一万余支，还有大批银元和军用物资，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歼灭敌五十九师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军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不幸牺牲。

王树亚，甘肃人；早年入西北军；任连长；副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十三军营长、团长。1932年8月任三十九师师长；中共总支部委员，他作战勇敢、顽强，指挥细致、深入，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在这次战斗的关键时刻；他亲自率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

黄坡大捷，使红一方面军士气大增。当日，参战各部分别转移至小布、南团、东韶、洛口一带休整。陈诚一下丢了两师之众，气的几乎发疯，不甘失败的他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但胜利后的红军很快又消失了踪影。无奈，他只好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重新调整后，敌人由宜黄向广昌方向推进，企图占领广昌，诱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3月20日，敌第十一师由黄坡向南推进，至黄昏，该师全部到达草台岗、徐庄一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总部的作战地图上猛然一敲，兴奋地喊道：“战机来了，战机来了！”并立即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

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听完他的仔细分析后，完全同意这一作战方案。当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出作战训令，该训令的部署是：以红五军团、第十二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由东向西进攻候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并以一部兵力牵制东坡之敌第九师，向新丰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以第一、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接到命令，董振堂率部于20日夜，分别进入到指定进攻位置。21日拂晓，总攻开始，由于敌十一师是陈诚起家的基干队伍，号称全军之冠，而且重未打过败仗，战斗力极强，可谓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加之该敌先期占领草台岗，各处制高点均已配备守卫。战斗从一开始，即呈白热化，双方为每一个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负责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的红一军团打得尤为艰苦，仅南面的黄柏岭制高点，屡次强攻，却屡次受挫。红四军的第十、十一师轮番进攻，战至下午，黄柏岭不但没拿下来，且两个师的师长均负重伤。此刻，敌数驾飞机赶来助战，不停地在我主力集结位置俯冲轰炸。其中一颗炸弹恰巧落在一军团指挥所位置，将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聂荣臻掀到了山坡下，两人虽然没有负伤，但是作战的难度更大了。

在此关键时刻，由东向西攻击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一举突破南面霹雳山敌之六十六团防御阵地。顿时，国民党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敌开始全线动摇。战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面瓦解。此役，敌十一师大部被歼，伤敌师长肖乾，毙敌团长3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五千多支，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五军团功不可没。十分可笑的是，当红军战士们押着俘虏行进时，发现每个俘虏的身上都带着一根绳索，战士们觉得奇怪，一问才知是敌人出发前上级交待的，每人准备一根绳索用于捆绑红军俘虏。

战士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五雷轰顶，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手谕，羞愧万分。至此；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已拥有30多个县，地跨赣、闽、湘、粤四省，人口近300万，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红军主力也发展到8万人，地方武装也壮大到近5万人，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十八、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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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万里迢迢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这个26岁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头脑顿时热了起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博古发言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崩溃和破产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适应革命高潮的要求；党必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要求：“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将这一行动作为党的进攻路线。而且必须“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一些与会者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博古竞称他们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

紧接着，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而以李德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的原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的原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每5、第6师。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第15师；并另增补了第34师。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后陈伯钧），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二百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布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争取在二个月内；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同时迅速扩大队伍；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一起夹击抚州；并向南昌进攻。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结果；在闽、赣两个战场上；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被蒋一纸令下，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资溪桥、浒湾、云盖山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直至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而“左”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于各军团领导人，尤其是红五军团，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得非常时期，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部队人心惶惶。

恰在此时，后方传来李青云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真是祸不单行，这给已年近四十的董振堂沉重一击。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历任旅部参谋，副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