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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翔苍穹-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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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根据而蕴涵于天地万物自身之中，道是普遍存在的，无间不入，无所不包。“道在器中”；“道不离器”的命题指出；普遍性的“道”寓于一切特殊事物之中；世界上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虚悬孤致之道”。但道不同于可感觉的具体事物，它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构成天地万物共同本质的东西。所以，不能靠感觉器官来体认，也难以用普通字词去表达，只能用比喻和描述来说明它的存在。他只是对道的各种表象，功能进行描绘，对它作隐喻式的表述，同时又处处运用它来说明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他要求人们通过这些描绘、表述和运用，去体会和领悟道的真相。王阳明亦指出：“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求道不能单凭感官目睹，关键还是要用心去领会和体验。人可以通过直觉体悟来“知道”、“得道”、“体道”，从而通达本质与真理之域。
中国传统的修炼方法强调在致虚守静、无思无虑的状态中，与天地之道相契合，通过直觉的方法获得对世界本质的体认。这一切，形成了重综合、重直觉的思维模式和致思途径，即用“致虚极，守静笃”和“清心寡欲”的一套神秘的、寻求顿悟的方法，去认识诸如“道”、“诚”一类难以用经验语言明确表述的范畴，认识心、性、人、天合一的哲理，体验用中而后执偏的中庸之道等等。
老子提出了“为道日损”的体道方法，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体道方法。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四十八章》）只要保持心境原本的空明宁静状态，不因外物的诱惑而丧失心灵的宁静，这样就可以回归到它的本根，从而呈现出虚静的状态。为学的目的是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为道所得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为学所得的是知识的积累，是两回事。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还是象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庄子亦提出具体的体道方法，其一为“心斋”。将心志凝聚为一，不用耳朵去听而用心灵去感应，不要用心灵去感应而要用气去感应。因此达到虚空的状态，就是“心斋”。其二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忘掉了肢体的存在，摈弃了才智思辩，好像身心都不存在了，进而与“大道”融为一体。
在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形而上学形态的根本差异：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于设立一种纯粹的原理，它号称既是普遍的又是必然的，是在概念的逻辑推论中构造起来的。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最核心的内容，即本体论（Ontology）。中国传统哲学则有为学、为道的区分，把“道”当作是形而上学的最高目标，它不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东西，而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加以体验的东西。如果说，西方本体论哲学所追求的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真理”，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在“道”这面旗帜下所追求的是“人生境界”。
同理；中国的“道”之建构，与基督教的上帝及其“天国”之建构相比，至少具有三个不同的特点。第一，虽然两者都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理想目标，但其内涵不一样。基督教的理想目标，是指人格化神即上帝为首的理想社会，也称“天国”。在这个“天国”里没有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和罪恶。而“道”作为理想目标，是指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和具有“回天”之力的功夫，人只要达到这种境界和具有这种功夫，作为统治者可以使全社会消除苦难和罪恶，作为个人则可以使自身免除苦难和罪恶，变成如庄子所说的“至人”、“真人”、“神人”或孔子的“圣贤”、“君子”。第二，虽然两者都要求超越现实世界，但对现实世界的性质及其与理想目标的关系所作的理解不同。在基督教看来，现实世界是一个苦海，充满罪恶。因为，作为现实世界主要成员的人，是带着“原罪”出生的。因而现实世界与“天国”不仅原则不同，而且有一条完全隔离的鸿沟。儒道佛也认为现实世界充满了苦难和罪恶，但这样的苦难和罪恶的发生，并非人生而有“原罪”所致，而是原本与“道”一体化的人，在“礼乐”文化带给人异化的情况下，使人脱离“道”，与“道”隔离所致。老子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四十八章），即此之谓也。此外，老子不仅不承认人有“原罪”，而且认为，未脱离“道”的人，也是“道”的整体之一端，如他所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第三，基督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死后进“天国”；而儒道则把人的理想归宿，放在消除苦难和罪恶的现实世界，使人返朴归真；或进入大同世界。在老子、孔子的思想里，根本不存在人死后可以进入的彼岸世界。因此西方是重死和苦生；相反，中国则是轻死（或重生）乐生。所以我就是很讨厌
那些西方的东西。
由道出发；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其思维方式是以直觉体悟式思维为特点，很少象西方哲学那样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深思熟虑地考虑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并按照逻辑推理而展开系统性的论述。中国哲学著作大多是一些精粹格言式的论断组合，过多地凭藉自身的内省和顿悟去意会对象，其特点是言简意赅，富于辨证法，但缺乏实验性的求证，表现出一种直觉思维的特点。有的论著文字十分简约，颇具神秘色彩；以致后人对其解释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聚讼不已。
直觉思维的特点是整体性、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它不是靠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的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这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就是说，它不是以概念分析和判断推理为特点的逻辑思维，而是靠灵感，即直觉和顿悟把握事物本质的非逻辑思维。这当然不是说，它不运用逻辑思维，而是说，它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是把直觉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
就体验的实际内容而言，儒道佛之不同在于，儒家提倡伦理本体，道家提倡自然本体；儒家重视群体意识，道家重视个体意识，一句话，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一面，道家强调人的自然性一面；但是，道家所说的自然，并不是感性的自然，而是本体化的自在自为的存在，这一点为后来的儒家所吸收。由此可见，儒道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不相容的，而是互相吸收、互相补充的。就其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而言，二者都主张“体道”，因而都属于体验型思维。同样；佛教哲学的思维，除唯识宗对意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其他各大宗派都很重视内心体验，禅宗就更加明显。佛教一般主张“无情”，这主要是指世俗之情和伦理道德情感，但是另方面它又提倡宗教情感及其体验，有些宗派进而提出有情之人皆有佛性以及“平常心是道”等学说，并不否定七情六欲的存在，这已经具有世俗化的倾向；至于佛教的静坐、禅定、数息之类，实际上正是宗教体验的重要方法，其最高成就则是达到“无思之思”，这也是一种最高体验。但是儒、释、道都追求内心与外物。本质与现象的深融统一，这是中国古代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只有把心与物。道与象综合起来，作统一的体察，这样才能接近世界的本体，掌握世界的真谛。
茶以载道，茶道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我国今古名茶的品种，总数不下二三百种之多；其质量之精美绝伦，花色品种之丰富多姿，堪称世界之最。据现代科学证实，茶叶中含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和十多种维生素等各种成分多达350多种（一说400种以上），富有营养，能调节生理功能，具有多方面的保健作用和药理作用。历代学者根据约500种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研究成果，将茶的功效归纳为“二十四功效”，包括：少睡，安神，明目，清头目，止渴生津，清热，消暑，解毒，消食，醒酒，去肥腻，下气（消胀，止呃），利水（通小便），通便，治痢，去痰，怯风解表，坚齿，治心痛，疗疮治瘘，疗饥，益气力，延年益寿，其他（烧烟辟蚊蝇等）。茶可谓具有“厚德载物”之秉性。道寓于器；道在器中；茶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茶与道得到融合、升华，与“文以载道”同；“茶以载道”得以成立，茶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茶饮具有清新、雅逸的天然特性，能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与提倡”清静、恬澹”的东方哲学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因此我国历代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商贾官吏、佛道人士都以崇茶为荣，特别喜好在品茗中，吟诗议事、调琴歌唱、弈棋作画，以追求高雅的享受。古人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
中国人不轻易言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国。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将茶饮作为一种修身养性之道。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已记载：“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唐《茶经·一之源》：“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茶道是以修道、行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备茶品饮之道，即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即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把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关于世界人生本体根据的、道的境界。也可以说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把当时所倡导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寓于饮茶的活动之中。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茶道”以茶为媒；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增进友谊、学习礼法、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完善，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茶道所追求的是超越性与和谐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生存是现实的；也是超越的。处于现实中的人力求超越现实，克服现实的缺陷，摆脱现实的束缚，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茶道首先追求在虚静玄观之中，通过直觉体悟达到对人生、对功利的精神上的超越。
中国茶道思想是融合儒、道、佛诸家精华而成。“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接受儒、道、佛诸家影响，并能够融合诸家思想于茶理之中。把诸家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首创中国茶道精神。在陆羽的笔下。饮茶决不象烹肉、熬粥一样，为食而食，为生而食；而是把物性与人性融合在一起。”饮茶不只是…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茶圣陆羽，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全力倡导和推行的茗饮方式，可令饮者能细心领略茶之天然特性；在茗饮中与清谈、赏花、玩月、抚琴、吟诗、联句相结合，旨在创造出一种清逸脱俗、高尚幽雅的品茗意境。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茶饮的爱好者，他认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入于儒；出于道；逃于佛”；儒与道、佛合掺互补；是古代士人精神上的生态平衡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支配其社会观念和伦理观念。而道、佛两家所宣传的、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及像闲云野鹤一般自然恬淡、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和清静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对士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渗透力。他们以老庄和禅宗哲学思想为基础；以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和解脱；通过品茗、琴棋书画等修身养性方法加深涵养；以克制、忍让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保持感情与心理的和谐稳定。内在心性上的澄澈虚静。清心寡欲；就会表现为外在风度上的雍容大度；宽厚谦和；与人无争；怡然自乐；汰尽浮燥；归复天然。茶适应了中国士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性格和追求。茶使人产生一种神清气爽、心平气和的心境。当某些人经过仕途的坎坷、人生的磨难以后，他会从茶的清醇淡泊中品味人生，返朴归真。
在茶道中，静与美常相得益彰。古往今来，无论是羽士还是高僧或儒生，都殊途同归地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道。因为静则明，静则虚，静可虚怀若谷，静可内敛含藏，静可洞察明澈，体道入微。可以说：“欲达茶道通玄境，除却静字无妙法”。道家主静﹐儒家主静﹐佛教更主静。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個空灵舒静的心境﹐当茶的清香静静地浸润你的心田和肺腑的每一个角落的時候﹐你的心灵便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你的精神便在虛静中升华净化﹐你将在虛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对茶道直觉体验的细节作了详尽的描写；其中包含着庄子道家混同物我；顺乎自然；超越人生，大彻大悟的精神。“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和”是中国茶道的灵魂，是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核心；也是儒、佛、道三教共通的哲学理念。和而阴阳相调，和而五行共生，和是中庸之道，和乃”天人合一”。茶道的“和”其实就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杂糅的具体体现。中国茶道就是通过茶事过程，引导个体在美的享受过程中走向完成品格修养以实现和谐安乐之道。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凡茶有九难“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因而茶事活动是综合、协调“茶、水、器、火、境”各项要素的复杂过程；再者；风炉用铁铸从“金”；放置在地上从“土”；炉中烧的木炭从“木”，木炭燃烧从“火”；风炉上煮的茶汤从“水”。煮茶的过程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并达到和谐平衡的过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茶道思想的主体；是提携诸家思想的纲领。儒家的思想要求我们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这正是茶的本性，儒家把“中庸”和“仁礼”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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