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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咒-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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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从哪本书里看到的？”
“《希腊神话故事》，上个月刚读过的。还是您让我读的呢，您忘了？”
老者没有想到，小女孩的第一反映竟然是希腊的神话传说。老者不甘心地追问：“那你知道中国的月亮传说吗？”
“是嫦娥住的地方，对吗？”
现在的小孩知道的真多，更何况家里的这个小神童！老者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
“那你注意过天上真正的月亮吗？”小女孩迷茫地摇摇头。
是啊，现在的小孩书读得多，但是亲近自然的机会却少了。“有时间我带你去顶楼看月亮，认星星。……”老者象是在自言自语中陷入了独自的沉思。
在漆黑的夜里，月亮的光华照临大地，在人们心中那是亲近的、美好的，《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女子方浴月。帝后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这是中国最早和月亮存在关系的女性神，是月亮的母亲。嫦娥就是常羲的化身。常羲的丈夫帝俊是古代东方殷民所奉祀的上帝，常羲是这位宇宙神的妻子，是月亮的母亲，在神国中是一位高贵的女神。原始人类这种解释自然崇拜自然而创造的形象，东西方没有什么分别。到了后来才有“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的传说。《淮南子·览冥》又演绎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也就是嫦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唐李商隐有诗曰：“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月中阴冷的广寒宫成了流放发配之地。后世的封建礼教更是对于一个不从夫君的女性不肯放过。嫦娥形象的变化，反映了封建礼教思想对神话的侵蚀。之后，又把嫦娥说成是月精，变成形象丑陋的癞哈蟆。元代又衍变出嫦娥回归人间的故事：“嫦娥奔月之后，羿昼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诣宫求见，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怀思，无从得降，明日乃月园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团团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名可降耳。如期果降，复为夫妇如初。”这也许就是月饼的来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嫦娥一直是毁誉参半的、令人捉摸不定的。
“是啊，月亮！一个变幻不定，让人琢磨不透的天体。”老者依然是象在自言自语。中国似乎注定是一个只注重小周期忽视大方向的短视民族。就像阴历与阳历的差别那样，一个是以月亮周期为基准，一个是以太阳周期为基准。可以说中国骨子里是一个崇拜月亮的民族，太阳神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象在其他民族神话中那样显赫的地位。中国阴历的初一、十五是准确对应月亮的朔望，为了照顾这种月亮的短周期，中国人的农历宁可打乱一年的太阳运转周期，每隔三年的一闰就是闰出整整一个月。尽管农历二十四节气中也融合了太阳周期“二分”“二至”等内容，但与历法的月份、日期没有固定的关系，虽然叫“农历”，却与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协调。当今世界上只有几个伊斯兰教国家因为宗教上的原因仍然使用。其次就是中国。这难道就是中国的宿命？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中国文化的幼年阶段、中亚文化的少年阶段、希腊文化的青年阶段、罗马文化的壮年阶段、日尔曼文化的老年阶段，五种类型。马克思则同样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从原始社会到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五段论。与这种大尺度人类历史划分相比，中国人似乎更关注朝代的兴衰更替，更关注看得见摸得着的、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这种小周期。中国人很少会象黑格尔那样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一种理念推动的。中国的历史似乎在秦汉之后，就过早地“终结”了。
也许该了解一下阿尔忒弥斯在希腊神话中的深层文化含义了。望着窗外的一轮新月，老人的思绪被牵得很远很远。月亮的盈亏朔望几乎和人类，甚至是所有地球上的生物产生息息相关的影响。在占星学来看，月亮代表情绪的反应、情感状态与精神或心里的感受性。严格来说，月亮是代表人类非理性的的心理层面，也可能反映着人类的心理与精神弱点。难道在月光女神那使人愉悦的外表下，暗藏着一个利用中国人普遍非理性心理的圈套？面对这样一个貌似维持中共政权稳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计划，自认为见多识广的老者，一时也无法看透背后的阴谋，更谈不上应对策略。一切都需要观察、等待。
三天后，“老头子”的另一次谈话精神同样又传到了这位老人的手上。谈话中再次强调月光女神计划要按照八年的时间表进行。此外还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在原来的现在海南省搞试点这一条之外还提出了，首先是要有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保障，标志是申请下2000年的奥运会；再是要有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保障，标志是中国“复关”，也就是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好一个‘拖’字诀。姜还是老的辣呀！”看完这三个先决条件，老者不由地感叹道。
“老奸巨猾！”辛格博士一面大力挥杆将球击出了沙坑，一面嘴里骂到。
“你是不是认为月光女神计划的执行受挫了！”站在身边的布什问。显然，布什认为这句粗话与辛格博士的身份不很相称。这位全球排行第一的智囊机构“深兰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咨询顾问的辛格博士显然有些不满意。
“不！一切都是在意料之中的。”辛格博士拿起沙坑耙把坑内遗留的痕迹扒平，又将沙坑耙放好。“阿尔忒弥斯计划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月光女神只是第一阶段的对外名称。苏联刚刚解体，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这只不过是在中国部下的一着冷棋，我们有的是时间。”辛格博士恢复了一贯的平静语气。
“那我们是不是要让中国‘复关’和‘申奥’成功呢？”
“当然不行！中国人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想得到国际上的经济、政治保障，再进行市场化、私有化。我们偏不让他们如意。只要中国推进市场化、私有化不见成效，我们就不让他们‘复关’和‘申奥’成功。”
“一个是不‘复关’就不进行私有化；一个是不进行私有化就不‘复关’，在逻辑上这叫‘锁死’。会不会双方僵在那里？”布什不解地问。
“不怕。最终坚持不住的一定是中国人。”辛格博士慢慢溜达着说：
“理由呢？”
“强硬派！”
“强硬派？”
“是强硬派！”辛格博士肯定地说。“你看到最近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了吗？现在中国大街上跑的很多汽车里或窗上贴挂上了毛泽东的像片。前不久一盘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的《红太阳》磁带，当年唱遍全中国。里面全是歌颂毛泽东的老歌。出版社最初认为也就能卖个七八万，结果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卖光了。出版社赶紧又制作了三十万盒，不够，五十万，还是不够，结果是一个月卖了一百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两千盒，发货的那个人给搞错了，只送来两百盒，一个小时就被卖光了，书店急电打再要两千盒。湖南有个个体户也拿走了五百盒，一边走还一边说：‘红太阳的故乡，能卖不掉吗？’整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这说明什么？”
“不明白，难道中国人这么快就忘记了文化大革命？”
“不是！那一代人都还健在。不是忘却，而是有人在故意唤起怀旧情绪。”
“你是说强硬派？”布什已经明白了辛格博士的所指。
“是的。现在他们准备借不久后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机向改革派和‘自由主义’进行清算了。如果改革派现在停滞不前，那么之前的改革将面临着被全面否定。所以他们必须继续推进改革，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强硬派在平定六·四事件中起了决定作用。六·四事件之后，我们对他们进行了经济制裁，这就把改革派推向了强硬派一边。”辛格博士从球童手中换了一根杆，继续说到：“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中共体制内的强硬派和改革派都很紧张，军队都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对共产党执政的危机感使强硬派想退回到改革前的毛时代。改革派一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又不甘心承认改革的失败。左右为难呀！”
“所以我们就投其所好，给他们送去了‘月光女神’计划？他们不可能不接受？”
“就是这样的，肯定以前的经济改革，否定政治改革。这样一来，改革派退一小步，就可以阻止强硬派想退回到毛时代的一大步。毕竟体制内的所谓改革派、强硬派的首要目的都是要坚持共产党执政嘛。”
“你认为中国的强硬派会允许继续经济改革吗？”
“会的，海湾战争我们展示出的实力，已经大大超出中国军方的想象，也让强硬派大为震惊。他们终于明白要应付这样的高科技局部战争，中国需要大量的金钱来实现军队的现代化，包括大量搞买国外的先进武器。为了钱，他们会让步的。”
“那我们的‘月光女神’计划不是在帮助稳定共产党的统治吗？”布什一杆将球击上了果岭。“这可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啊。”
“天机不可泄漏。事实上没有人知道阿尔忒弥斯计划的全部，一切秘密都决定于纳蓝计算机的知识数据库和程序运算逻辑之中。我只能告诉你，对六·四事件的镇压至少给中共争取到了十年的稳定时期，这是人类对暴力恐惧心理的必然结果。中国国内的自由派要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也只能顺势而为。”辛格博士也将球击上了果岭。
“你是说在中共这十年稳定期内，不能让中国‘复关’和‘申奥’成功？”
“那是‘纳蓝’的计算结果。中共会利用这个稳定期，经济改革会继续，但不会有太大的实质进展，政治改革更不可能。这期间让中国‘复关’和‘申奥’成功，只可能延长中共的稳定期。这十年只是阿尔忒弥斯计划的第一阶段，只能是在外围做准备，潜移默化的迫其就范，其次就是等待。”说话间，辛格博士换了根推杆轻轻地将球送入了洞中。
“你认为中国在海南的试点会有什么结果？”布什也换了推杆站到了球的旁边。
“中国这种国家扶植的试点有不成功的吗？”辛格博士反问到：“那句中国话怎么说来着？——‘说你行你就行’嘛！中国人很少相信逻辑和理论，他们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典型事例。可是对这种典型事例的解释权，往往又在当权者的手里。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典型的东方智慧。办‘特区’试点是他的一大发明创造嘛。”
布什轻轻的一推，球只是滚到了洞口的边缘，自己也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就叫‘摸着石头过河’啊。哈哈。”……
不久，在中国的大地上伴随着一股春潮，海南省的试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关于改革开放“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出台后，1992年2月，当时海南一份杂志刊发了《在海南再造“香港”》的评论员文章。一时间，海南岛即将“封岛”建立特别关税区，要将海南变成为中国的第二个香港的消息传的沸沸扬扬。
当时海南有两个著名的“脑库”，一个是中改院，另一个是中国兴南（集团）公司，简称“兴南公司”。尽管都是股份制企业，但和中改院不同的是，兴南公司并非理论研究机构，也不是纯粹的投资咨询公司，它是一间在民间有神奇传闻、背景神秘的投资公司，由一班年轻的既通晓国际惯例、又熟悉中国国情，有理想、有能力的高素质、高层次组织群体掌控。后来成为海南航空公司总裁的陈峰，当时是兴南公司的副总裁。1992年4月8日，这两个“脑库”与另外5家企业及海南大学联手搞了一个“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研讨会”，有记者注意到，这个由企业发起的理论研讨会的与会代表中政府官员占了相当比例，包括当时的海南省省长刘剑锋、副省长毛志君。
有一个时间耐人寻味：中央政府为搁置三年的洋浦方案“解套”刚刚一个月，两天后这些官员都将参加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挂牌仪式。国务院批准成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时间是1992年3月9日；同年8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与政府论证后，终于与海南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得到了它4年前就动议、甚至动土的洋浦港周边27。353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经开发后转让给国内外企业使用，使用期限为70年。外商通过长期租借土地成片开发经营的方式，在洋浦拉开了帷幕。海南的房地产业开始红红火火，全国的经济也开始升温。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1984年、1987年两次“经商潮”后，1992年中国又出现了第三次经商潮。首都北京，市工商局1992年5月发出《通知》规定，企事业单位，逐步向经济实体过渡的行政单位在职人员，经本人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在业余时间从事便民服务项目的经营活动。《通知》发出3个月，全市已向从事第二职业者发放营业执照和市场经营许可证1100多个。据有关部门的数字统计，至1992年6月底，全国公司已达到30。4万户，加上分支机构，全国公司不下81。96万户，是1987年第二次商潮时的2倍多。1992年7月，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上书市长，辞去了自己的旅游局长职务，打算和几位同事创办一个新型的集体所有制的饭店管理公司。与此同时，原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处长邵长权，辞官经商，创办了鞍山金环有限公司。9月，吉林省辉县县长宫传仁助动辞官，到梅河口自由贸易区办起三家企业。以“刘三姐”山歌走红银幕的老艺术家、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黄婉秋，弃官经商，兴办一个集文化、旅游与经济为一体的“刘三姐实业公司”，自己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著名作家张贤亮，出任宁夏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创办了公司。研究明清文学的著名学者张培恒先生经营起印刷和房地产。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先生也兴办起“复兰德经济顾问行”。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国歌的父亲国东强也就是在那一年下海经商的。他也许没有想到，当年他做出的得个艰难的决定深刻地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儿子国歌的命运。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国歌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也极大地增长了个人的见识。最终才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身边的变化感到经济改革在继续推进。但是还有一个很少有人了解，但却是影响更为深远的变化被人们忽视了：已经酝酿了多年的《党内监督条例》被搁置了。尽管在后来的十四大、十五大都一再重申拟定《党内监督条例》，但是这项工作一直做做停停，几次出现暂时搁置再做调查和总结的情况。这一拖就是十多年。至于《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那同样是后话了。
同时，毛泽东热也悄无声息地退潮了。1991年年12月26日推出《红太阳》磁带的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也开始倒霉了，先是1992年下半年被国内新闻媒体广泛报导《红太阳》音带严重侵权，双方你来我往持续了两个月的“笔战”。这件事情虽然当时不了了之了，但是几年之后的1996年，《红太阳》的词曲作者张士燮、徐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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