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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名人的那些事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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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战斗精神；后者取材于1902年索尔莫沃工人五一*事件，突出塑造了自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巴维尔及其在现实的教育下由逆来顺受转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母亲尼洛夫娜的形象。两部作品都渗透着对历史进步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表现现实的创作原则，是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在美国期间，作家还写了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论《我的访问记》和特写《在美国》。
革命暂告失败后，高尔基于1906年秋从美国到意大利，定居卡普里岛。这段时间里他几乎只为俄罗斯革命工作。他和列宁一起成立了一个培养革命家和宣传员的学校，接见了许多特地来拜访他的人。他收到许多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信，在这些信中许多人将他们的希望和忧愁讲给他听，他也回复了许多信。
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列宁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对高尔基来说宗教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将此看做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次冲突的直接原因是高尔基的一篇小文《忏悔》，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将*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1913年这个冲突再次爆发。
1913年就罗曼诺夫王朝掌权300周年的特赦给予高尔基重返俄罗斯的机会。
高尔基对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悲观看法是他与列宁发生第二次大冲突的原因。高尔基从原则上同意社会革命，但他认为俄罗斯民族还不成熟，大众还需要形成必要的知觉才能从他们的不幸中起义。后来他说他当时“害怕无产阶级专政会瓦解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的、获得政治培养的工人。这个瓦解会长时间地破坏社会革命本身……”。
1921年夏天，因病复发出国就医，直到1928年基本上住在意大利索伦托。他一边治病休养，一边通过书信和会见来访者尽力抵制拉普等一些团体的极“左”和宗派主义错误，为培养青年作者及团结不同风格的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他还努力创作，发表回忆录《列夫·托尔斯泰》和特写《列宁》，完成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描写了作家从生活底层走向革命道路，劳动者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历程。1924～192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在从19世纪中叶*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写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变迁，从心理和道德角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必然衰落。
革命后高尔基立刻组织了一系列协会来防止他所担心的科学和文化的没落。“提高学者生活水平委员会”的目的是保护特别受到饥饿、寒冷和政治无常威胁的知识分子而成立的。他组织了一份报纸来反对列宁的《真理报》和反对“私刑”和“权力的毒药”。1918年这份杂志被禁止。高尔基与列宁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列宁劝告高尔基到外国疗养院去治疗他的肺结核。
从1921年到1924年他在柏林渡过。他不信任列宁的继承人，因此在列宁死后也没有回到*。他打算重返意大利，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在经过一段犹豫后同意他去索伦托。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27年，在那里他写了《回忆列宁》，在这部文章中他将列宁称为他最爱戴的人。此外他还在写两部他的长篇小说。
1927年10月22日苏联科学院决定就高尔基开始写作35周年授予他无产阶级作家的称号。当他此后不久回到苏联后他受到了许多荣誉：他被授予列宁勋章，成为苏联*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苏联全国庆祝他的60岁生日，许多单位以他命名。他的诞生地被改名为高尔基市。
许多他的适合于社会主义现实派的作品被宣扬，其它作品却默而不言。尤其是《母亲》（这是高尔基唯一一部主人公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的作品）成为苏联文学的榜范。
在高尔基最后的这段时间里他称他过去对革命的悲观主义是错误的，他成为斯大林的模范作家。他周游苏联，对最近几年来取得的进步表示吃惊，这些进步的阴暗面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多数时间里他住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座洋房中并被受到克格*间谍的时时刻刻的监视。他依然试图对大众进行启蒙教育和提拔年轻的作家。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被巧妙地谋杀在医院里，并安排给高尔基治疗的3名医生背上黑锅做了替罪羊。
高尔基的作品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他的许多小说、剧本和论著都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还被编选成单卷、多卷的《高尔基文集》。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观点，对中国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高尔基的主要事迹
一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二*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三利诱与监视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同时又是·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决。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四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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