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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的巴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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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欣赏到塞纳河畔最美的风景，还可以与另外几个住在我这儿的可爱青年谈天说地。听到这个数目，我心说算了，还是脚踏实地为妙，塞纳河的风景、可爱的青年，都暂且先一边儿歇着去吧。
日复一日，我奔波，我奔波，寻房如此心切，几乎丧失了理智。去学校注册那天，遇到一位自称本校师哥的中国人，说他认识一位搞慈善的法国老太太，欢迎学生寄宿，每月只需2欧元，地点是市中心的六区。我一听欢欣鼓舞，问什么时候能去看看房子。师哥说马上就可以啊，不过他要先到某地办事，半小时就完。我便跟着他在错综复杂的地铁里七绕八绕——那是我第一次坐地铁，逃票进去的。等他办完事早已不止半小时，天已渐黑，我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这时才警觉起来，问是不是可以马上去看房。他看了看表，说哎呀来不及了，我还有个约会。我说那你先送我回去。他说，不行，约会怎么能迟到呢，等我约会完了再带你去看房吧。我急了，说不管什么房子都不看了，立刻送我回去。我声音越提越高，已经有人朝我们这边张望了。他一看架势不对，说好好好，送你回去呗。最后到达的地铁站，离Aloha Hostel还有一两里路，不过好歹我认识路了。他笑眯眯地问：“要不要我送你回旅馆啊？”我说谢谢不用，转身疾走。走了几十米，回头看看他有没有在跟踪，确定没有后我破口大骂：“猪头！狗屎！民族败类！”回到旅馆，大帅被我吓了一跳。我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脸红脖子粗，一副要杀人的模样儿。
Aloha Hostel的室友们流连于卢浮宫价值连城的名画前，我则流连于使馆教育处破烂的布告栏前；室友们徜徉在香榭丽舍大街，我则徜徉在中国城，看见墙上贴着什么东西就扑过去。15欧元一张的电话卡已经用去两张，不少广告上留的电话号码是永远的“请留言”，当然留了言也不会有人回，还有的干脆查无此号。
就这样奔走寻觅，直至崩溃的边缘，我才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两位师姐即将回国，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看看她们的房，我快马加鞭就去了。一看，房东一家是温州人，住东头。西头是一间大屋，中间自己砌出一块独立的小屋，小屋里已经住了一个男生。大屋剩余部分并排搁着两张床，《一夜风流》里克拉克·盖博用的耶利亚墙——一幅大厚帘子——把小屋与两张床隔离开。厨房在东西头之间，那股子怪味道三里之外都能闻到。师姐说房东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女房东比祥林嫂略为啰嗦些，男房东会出其不意地推开西屋门朝里看。而且呢，你必须先交两个月的押金，约定在这里住满一年，房东才会给你开住房证明以便你到警察局办理居留许可（没这玩意儿三个月签证到期后在巴黎的停留就是违法的），住不满一年，押金就没了。她们每说一个字，我的心就痛一下。我想象自己在这股味道里住满了一年后的模样，爸爸妈妈会不会以为从巴黎飞回了一只大苍蝇呢？可是，我还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呢？想到这儿，我几乎是含泪说出了“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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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二十岁的巴黎（5）
就要离开Aloha Hostel了。那一晚，我噩梦联翩。天亮后，Angela、大帅、黑哥们儿帮我把行李搬到楼下，我有一种将上刑场的感觉。正要招手打的，手机响了，接通后一个女声扑面而来：“你好！听说你在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合着我是因为这个出了名——“我正在找人合租，你愿意过来看看么？”“愿意愿意！”“那我们在地铁Madeleine站碰头！”
半小时后，我和小南——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女生、我未来的室友——已经站在十八区的一间公寓里了。房东夫妇中西合璧，都已四十挂零；两个女儿却甚为幼小。空出来待租的房间约12平米，干净整洁。我盘算了一下住在这里的不利因素：十八区，小巴黎最危险的三个区之一；两个无限吵闹的孩子；很少的私人空间；与房东共用厨房卫生间的不便。可是，除了较合理的租金外，房东夫妇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比起那温州屋，这里实在是好太多了。那么，只能对不起那两位温州房东了。
下午，小南陪我回Aloha Hostel取行李。坐在车后座，注视着巴黎繁华的街景，我觉得自己已比一周前沧桑了许多。这房子终究不能算是我自己找到的，因此也谈不上什么成就感，只不过一颗心总算是放下来了，不再忐忑地悬在半空了。
这时，我又想起了家中我的小房间，墙上的油画和照片，抽屉里那些玉的、石头的、木头的小玩意儿，书橱里美丽的带画儿的书和一排排的DVD，门外传来的爸爸妈妈的声音。我的小房间，也就12平米吧，可那是家啊——这时候才明白，每天晚上有家可回，是一种多大的幸福。
“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若问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中文。第二呢？那也绝对不是法文。
小时候学《最后一课》，幼小的心灵还乱感动了一把。此时此刻却不禁浮想联翩：若是明天，我们的法语老师也垂头丧气地走进教室，向大家宣布，“这是最后一堂法语课了。”——我会多么的幸福！
我从来不是那种口舌特别灵光的人。考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时候有口试，老师念一个外文短语，让我跟着模仿。我叽里咕噜想蒙混过关。短语越来越长，我咕噜得越来越厉害，脸也越来越红，最后连老师都起了怜悯之心，一笑了之。考上南外后根据资质，我被分配学习较为简单的英语，这一学就从南外学到北外，整整十年。军训时听到同一连队阿拉伯语系的同学做梦都在练习“得儿得儿”的舌音，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
于是习惯了这种细水长流的学习方式，毕业前的英语专业八级考试竟然还混了个全国第一名。虽然可以自我安慰两句“呵呵，我也算懂点外语了”，但心底里，对于那些具备语言天赋的人，还是极为羡慕的。远的什么什么大师就不提了，单说我大学时代的好朋友袁芳，北外有34个语种，她见到哪个系的同学就用那种语言和他们打招呼，绝不会弄混。可我呢，大一时买了件北外制作的、印有1种语言“我爱你”的T恤衫，到毕业时还没认全。
所以，这样迟钝、又对法文一窍不通的本人来到巴黎——只觉四周花香鸟语，叽叽喳喳，不知所云。在这里说英文是对牛弹琴。人们说在法国用英文问路对方不理睬是因为民族尊严什么的，我看是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说不来。其实巴黎人学英语的热情绝不亚于申奥时的北京人。我到美国教堂找房子的时候，看到那里张贴着大量寻求EMT（EnglishMotherTongue） Babysitter的广告，要求在照看孩子的同时尽量用英文与孩子交谈，使孩子从小就生活在双语环境中。这么说来好像法国人都很蠢啦，其实也不是——就算在北京街头随便拉一个人他也不见得就能用英文回答你的问题，尤其是专拣老太太的时候——而我问路就比较喜欢拣老太太，安全。所以，当我来巴黎的第二天瞎转悠而迷路后，那一路上问Aloha Hostel在哪儿所费的劲儿哦！那些可爱的老太太们，在钻研了半天我手上印有地址和地图的旅馆宣传单之后，冲着绝望的我迸出一个又一个似英文非英文的音节，做出一个又一个忽左忽右的手势。最后我看见警察叔叔，他在确定我俩无法用语言取得沟通之后，领着我步行了十分钟，直到看见旅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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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二十岁的巴黎（6）
这些法国人，比史湘云的丫头还爱论阴阳。记名词得这样记：墙，男；门，女；葡萄酒，男；啤酒，女；书，男；火车站，女……简直像是这些名词在征婚！
街头巷尾，眼观六路，招牌上的字都极面熟，有的根本就是老相识，可我不能像原来那样称呼它们；耳听八方，晨跑的人们擦肩而过时互称“笨猪”（Bonjour），两人看上去挺亲热却又大叫对方“傻驴”（Salut），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人在耳边“哇啦哇啦”（Voila！）。
坐地铁，车到某站突然停了很长一段时间，驾驶员开始在广播里呼啦啦地解释，我虽一窍不通但也做出皱眉叹气不耐烦状。邻座的老先生如遇知音，冲我发表了一番议论，我又做会心状。最可气的是到巴黎警察局办理居留许可，连填表都不会。和表儿互瞪了半天，终于憋不住，四下打探，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华人模样儿的——一问才知道是新加坡人——便请他帮忙填了。窗口那边早就报我的号了，我还稳如泰山，害得工作人员不得不跑到大厅来找我……不过好处也是有的。别人办居留，工作人员都要七问八问，有时候得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拿到手；而我，反正问什么都是瞪大眼睛看着你，所以当场就办成了。
法语课提前上，11月中旬就开始，从字母学起。头两周的语音课就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不明白好端端一个词，长得像模像样的，为什么要用那么变态的方式去念它。学完英文再学法文，就像说普通话的人学方言，非得让舌头曲里拐弯才好。一堂语音课上完，我的舌头僵硬得回转不过来，吃晚饭都困难。最可怕的是那个小舌音，咳啊哈的简直违反中国人的生理构造。我只能像《泰坦尼克号》里的露丝那样，每天练习吐痰；嗓门还要往粗里压，如同迪斯尼的花木兰。到最后有点矫枉过正，连老师都说，你读单词不要使那么大劲好不好？
及至学到课文，我才明白，比起语法来，语音还算是可爱的。这些法国人，比史湘云的丫头还爱论阴阳。记名词得这样记：墙，男；门，女；葡萄酒，男；啤酒，女；书，男；火车站，女……简直像是这些名词在征婚！动词也不甘示弱，区区一个动词的种种变化，比孙悟空会的还要多！至于计数，更加愚不可及。中国人的数学天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数字音节的短小精悍，以及计数的简洁规律，这样才诞生了伟大的九九口诀表。如果把这口诀表译成法文，法国小朋友要念累死。到菜场买菜，摊主报价时一串一串葡萄似的，我得站在那里回味半天外加一点心算，才能反应过来：不就是九毛二嘛！
学法语学得这么惨，便分外怀念起学英文的好时光，怀念中学时代那些琅琅上口的小诗——水仙花啦，掌中的世界啦，我们爱戴的船长啦，怀念《看听学》里的孩子们和《新概念》里隽永的小故事。为什么会有人给法文戴上“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这顶高帽子呢？难道一种听上去像鸟叫、靠练习吐痰才能学会的语言会是最美丽的吗？可是人在巴黎身不由己啊，现在，哪怕它是世界上最丑陋的语言，也不得不去学了。
写到这儿，不由想起公共汽车上的一幕：两个背着巨大登山包、一看就是游客的、金发碧眼的姑娘上了车，相互之间用不知道哪一国但绝对不是法国的语言交谈着。一位法国老先生向车尾走去时挤了一下其中一位姑娘，立刻很有礼貌地冲她们说了句“pardon”，姑娘们也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表示不介意。可是，一等老先生走过去，两位姑娘就挤眉弄眼地模仿起老先生的pardon来，“巴赫东——巴赫东”，一副哮喘病人的模样。我在一旁看到这一幕，不由长叹，于我心有戚戚焉！
方姐
方姐
在巴黎的第一个房东，是方姐。初见方姐的时候，她穿一条黑白条纹的紧身裤子，我和小南都以为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后来知道并没有。小南先是张口称呼她阿姨，她说叫姐就可以，于是我们叫她方姐。可是别说，方姐每天脸上擦得白白红红，往我们这些形容憔悴的留学生旁边一搁，还真显得挺光鲜，于是我们也就不去质疑Claude的眼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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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二十岁的巴黎（7）
方姐常说：“在国内，她们说我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现在怎么着？可都羡慕死我了吧？”听这话，仿佛方姐嫁的是希拉克，而实际上，Claude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人物。他同样四十出头，原先就在蒙巴那斯火车站卖票，后来就在家待着了。他大约也参加过若干次游行，可是不了了之，于是变得很颓废，整天睡到日上三竿，甚至因此耽误了送女儿们上幼儿园，害得她们一天都在家没事干。Claude便是起来了，也是把门一关，不间断上网，偶尔冒出来寻摸点东西，搬回屋边上网边吃。
家里浴缸漏水，他在网上订购了一个淋浴间，东西运回来的时候还显得兴致勃勃，拆开来装了一回，没装上，就把一堆零件撂在那儿，回去继续上网。
其实Claude人挺好，长相还比较清楚，对女儿很慈祥，问他个法语问题他非常耐心，只不过觉得他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物，在家庭这个剧集里跑跑龙套，完全自得其乐，不去影响主角儿方姐的发挥。
方姐为了突出自己嫁得好，总是渲染Claude原先票卖得多么好，领导多么器重他，简直给人一种Claude的领导觉得Claude实在太辛苦而让他在家休养、每个月还白送钱的印象。当然后来我们就知道了Claude只不过是靠失业金过活，不过公交系统属于公务员，公务员裁员很讲人情味儿的，宿舍还可以保留。
方姐家结构如下：两个并排的小房间，一间Claude住，门是永远关着的；另一间我和小南上铺下铺地住，为了防止小孩子随便闯进来，我们十有八九也是要关门的。外边是个很小的厅，主要就是放放鞋子和其它杂物。厅连着卫生间和厨房，还连着一间比较大的、带阳台的房间，那是方姐和两个孩子的地盘。说实话，这样有限的空间住六个人，的确有点太多，更不用提方姐还有络绎不绝的访客。我在小房间的时候，听着外边的各种声音：Claude电脑上的音乐声，大房间的电视声，小孩子的哭闹声嬉戏声，打电话声，客人来时的谈话声……觉得这里就像一个马戏团、大卖场，永远不缺人，说不尽的热闹。
然而，热闹归热闹，我和小南都觉得，方姐和Claude之间，交流极为稀缺。方姐来法国五年多，法语基本上还不能说超过两个音节的词——然而方姐倒是非常喜欢重复那些法语的口头语，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每一个停顿都加一个“哇啦”；有一次一个糖盒子掉下来打中了方姐的头，我亲耳听见方姐硬生生地把本能的、诸如“哎呀疼死了”之类的中文憋了回去，隔了五秒钟，冒出一句法语的国骂来，那自然是告诉人们，她已经入乡随俗，改了乡音。除了一些最简单的“明天早上我出去，你送女儿上幼儿园吧”，“饭在锅里，今天烧的是茄子”，“下午我有客人要来”之外，他俩之间几乎没有一点更加深入的、精神层面的交谈，打照面都不多。我当时就想，这个家庭真是互相尊重、相敬如宾啊，完全不干涉对方内政，是不是法国人的习惯呢？两个人的重心一个在客人朋友上，一个在网上——Claude在网上应该还挺活跃的，他还加入了一个什么亚洲交友中心，下载了一堆亚洲女士的照片，让我和小南帮忙看看哪个好。
我和小南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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