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之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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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中午，我正在教室里做数学题。彼时乃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学校教育以理科为中心，数学乃是中心的中心，省一中参加奥数培训班的数学尖子，颇有点CENTER　CLUB的意思。平日里老师宠爱，数学自习教室从来没有人那么猖狂地砸过门。
　　结果那天砰地一声就给人砸开了。寒风一下涌进教室，教室里正在自习的家伙头也不抬地就开始骂，不会轻点啊，结果没有听到任何回音。我抬头一看，是蒋峰吊丧着脸，走路带风直奔我座位，到我跟前就说了一句话：老王把李海洋打了。
　　我腾地就站起来了，这才发现教室里的人都盯着我俩看。把书一合，跟着蒋峰就出了门。
　　那天我从学校车棚出来，带着蒋峰，只骑了二十分钟就到了李海洋家。老王正蹲在门口晒太阳，狗在他脚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叫，声音里充满了委屈。老王斜着眼看着我们，神色藐藐。我拉着蒋峰没理他，绕着进了门。进去就看见李海洋坐在床上，头上裹着纱布，也看不出伤的轻重，手里拿着他老爸的盒子炮木壳。李海洋一见我们，眼泪就下来了。我上去一把打掉他手里的枪匣子，恨铁不成钢地骂了句我操，扯着蒋峰就出了门，李海洋见状，跳下床来，跑到厨房拎出一把菜刀也跟了上来。
　　楼栋口的老王是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会儿香港电影里坐在大班椅后面的老板都喜欢亮个背脊给人看，显得牛逼。蒋峰没理老王这一套，从楼梯口一出来就拨开我抢上前，拉住老王的躺椅就往后一扯，老王没来得及回头就哎哟一声仰倒在地，蒋峰对着他脑袋踹了一脚就去抓狗，我看他要爬起来，跳上去对着他的小肚子狠狠踏了一脚，免除了后患。
　　此时蒋峰已经拽着狗腿开始往地下摔，老王的狗拉直了快有一人高，给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刚晃着脖子要反抗，就给蒋峰重重地踩了一脚。那天他穿的是一双3513的“巡洋舰”皮靴，第一脚就踩在狗脊梁上。老话说，踢不烂的狗头，打不断的狗腿，但狗鼻梁却很脆。蒋峰跟着一脚蹬在狗鼻子上，鼻梁脆骨就碎了。
　　蒋峰提起断了鼻梁的狗扔到墙角，李海洋从后边冲出来，提起菜刀对准狗脖子狠狠地剁了几刀，狗血喷了一地。这时候老王正爬起来，给这一幕看傻了，李海洋狠狠踹了死狗一脚，老王的腿一软，扑通坐在了地上。李海洋提着菜刀，大口喘着气，回头看了一眼我和蒋峰，稳了稳心神，提起菜刀走上前去，连扇了老王十几个耳光，正手一个反手一个，不紧不慢压着节奏，每一下都是掌心微拢，鼓着风平展展地扇上脸颊，响声清脆。苦主脸上看着就一条条青肿起来，眼泪，鼻涕，狗血糊得到处都是。
　　我至今仍然记得1994年年初的那个场面。那天中午，太阳正暖，我傻愣愣地站在死狗旁边，心里一片空白，蒋峰估计也差不多。李海洋提刀指着满脸是血的老王，想说点什么，喘了几口气，最后却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没头脑和不高兴（1）
1994年春节前的一段日子，后来我知道那是“软着陆”前夕，是大家都比较有钱而物价需要更多的钱的日子，路上的人熙来攘往，都在揣着钱办年货。车床厂的保卫科干事们满院贴纸条，提醒大家年末防盗。贴到李海洋家门口的时候站住了，看见我和蒋峰站着抽烟，一边抽一边用脚把地上的狗血擦淡。死狗还趴在我们脚边，李海洋去屋里推车了，剩下一个躺椅翻倒在墙角，老王满脸是血扒在椅子上哭。
　　蒋峰凑上前去，打了个招呼，递了两根烟，指着老王解释了几句，两个保卫干事看看老王，又看看我，我冲他们笑笑，两人啥也没说，又把蒋峰扯到一边说了几句，就走开了。蒋峰踹了老王一脚，回来和我继续抽烟。
　　没一会儿，李海洋推着车子出来了，蒋峰把死狗扔在他的车后座上，说是“劳动成果”，边说边回头看老王，估计心里还是别扭，蹦上我的车，说咱们另找个地方把这成果给做个火锅。
　　当时通货膨胀，物资却不紧缺。我们自立以前在家并不缺吃穿，但偏偏对自己“搞”来的成果兴致盎然。说来惭愧，这些成果要么是从小卖部摸的汽水，要么是摘的别家葡萄，有时还偷点废铁卖钱，偶尔自己逮回蚂蚱烤着吃，虽不卫生，却也是少有的正当来路。
　　那天我第一个想起飞哥，说狗是飞哥出主意打的，拿去给他收拾吧，收拾好了一起“咪西”。蒋峰和李海洋都说好，决定骑车先去职院找老秋，完了再让他带我们找飞哥。
　　从车床厂到职院，中间还隔了一道长江。小学时看话剧《江姐》，那里有个国民党特务得意洋洋地说：“隔了一道天险扬子江。”我们就在底下哈哈大笑——武汉的孩子从小就在长江大桥两边走，夏天还在长江游泳，一旦熟悉，畏惧就全部消失了。那时我们课文里讲南京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老师告诉我们，这个话是毛主席夸武汉长江大桥的，让人觉得很自豪。我和安谈朋友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就是日暮时分，我骑车带她去江滩看日落。有时是干脆就靠在大桥人行道边上聊天，后来想想，也不知哪来那么多好聊的。我和她讲我爸当年是守卫大桥的省军区独立师，她不爱听，后来我和她说“*”时候几个恐怖故事，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特务在婴儿肚子里塞炸弹阴谋炸大桥之类的，反反复复给她讲了不下十遍，她居然每次都吓得花容失色，也算是个奇迹。
　　2004年春节，我去蒋峰家拜年，他还住在车床厂的老房子里。儿子正是死调皮的年纪，我给他塞了压岁钱，他居然回头塞给我一个镚。我张开手一看，是个蓝色的塑料圆牌，上面印着长江大桥的花——那竟然是一个90年代初长江轮渡的船票，十几年没看到了。
　　初一那天，街上满是拜年串门的人，连一辆出租车都拦不到。我把公司的车借出来，带着两家人一起去李海洋家。到了他家楼下，蒋峰改了主意，说想起李海洋的事情心里难过，叫老婆牵着孩子上去，自己说什么也不肯进李家的楼。我叫他在车里等，自己陪着夏滢（我老婆，太座！）带着他老婆孩子一起上去了。李海洋家只有杨蓉蓉一人在，三个女人碰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把我晾在一边。我只有逗蒋峰的小儿子玩。
　　后来夏滢看见了杨蓉蓉的风铃胸针，连夸漂亮。我在边上听得脸红，找了个借口跑下了楼。蒋峰还在车里，我问他去哪儿，他说随便转转吧，一会儿还来接老婆。我说原来你这么怕老婆啊，当年可不是这样，蒋峰啥也没说，靠着座椅傻笑。

没头脑和不高兴（2）
我点着车，一边倒车一边问他，你能找到水晶的玩意么，要真的那种，不要人造的。蒋峰说那可得跑一趟东海，你要是不急，等天气暖和了我有批货正好从那边过来，我送你一串不就完了么。
　　蒋峰当年顶了他老爸在车床厂上的班，后来厂子里效益不好，就真真假假地四下倒些文玩挣点钱。不知这算不算是他的兴趣所在，早在90年代初，我就知道他跟着别人捣鼓恐龙蛋的事情，不过一晃十来年过去，重操旧业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这方面的眼力似乎长进很小。有一回兴冲冲地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捡了个大漏，叫我们去他家参观，我和李海洋气喘吁吁地赶去，看到这家伙已经神色沮丧地坐在了沙发上，看见我们就哭笑不得地说“吃药了”，面前摆着一颗蚕豆大的“红珊瑚”，已经被火烧得现出了原形。
　　看景况蒋峰也混得不是怎么样，否则也不会一直住老房子了。聊天的话虽然说得豪爽，我却不好意思叫他白送，嘴上却说我靠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
　　蒋峰笑，说这个玩意才不值钱呢，你给我一张红，我倒请你吃顿饭还有赚的。我说那你卖的是玻璃吧，我要的是真的。他又笑了，如果是奥地利做望远镜那个名牌，人造的可比真的贵，我拿不到，拿到了也送不起。
　　我想起当初李海洋和我一起买人造水晶的事，他最后送给了老婆，我却送给了安，觉得有几分惭愧。蒋峰看我不说话，凑上来问，你是送给谁啊，要是送给“小情人”，这个玩意最好了，便宜，小姑娘不明白，还觉得好看。
　　我苦笑，说哪有“情人”啊，我是买给老婆的。蒋峰想了想，说那不合适，夏滢人清爽，佩这种透明的大珠子不好看，倒是你以前那个情人张建安，蛮有味道，戴一大串叮叮当当的肯定好看……
　　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头，你的记性真他妈好，还记得她？蒋峰嘿嘿淫笑，你和张建安前前后后处了七八年，哪那么容易就忘了？这次给老婆买东西，怕也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吧。
　　我被蒋峰顶得说不出话来，只有转头问他，便宜的不要，你帮我想想，我给夏滢买点什么好。
　　蒋峰想了想，给我提点子说，犀牛角的小珠子手串夏滢带了应该好看，她人白，又素净。
　　我点上一支烟，说好吧，犀牛角几个钱。蒋峰说二百八。我给气乐了，说你他妈就不能有点追求啊，怎么成天像个挖地脑壳（摆地摊）的破烂王，改天我带你去见见老秋，你们探讨下小商品批发的业务。
　　蒋峰得意地笑了，从后面探出手来，从我的手边拿了瓶矿泉水，说你懂个屁，老子说的是克，一克二百八。我骂道奸商，那不是比铂金还贵。蒋峰得理不饶人，说是啊，铂金算个屁。如果是透明的亚洲犀，要三个二百八。一小串东西看着不起眼，价钱得上万。
　　我说好，你终于牛逼了。我有钱了就找你买。蒋峰嘿嘿干笑。这时候，车子堵在大桥上了，我指着下边的轮渡口问，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在这里游泳么，边说着边把他儿子刚给我的老船票递给他。他接过去说我靠，前几天在家扫出来的，怎么到你手里了。我说是你儿子给我的压岁钱。蒋峰哈哈大笑，说这个兔崽子比我们小时候都贼，你记得不记得，李海洋个苕货当年拿着他老子的盒子炮来桥上照相，还被守桥的武警给没收了。我也笑，看着前面长长的车队，点上了一支烟，说你还记得1998年情人节那天么，你非要我们一起带女朋友去汉口玩。要不是那天李海洋和杨蓉蓉吵架，拖得我们没过江，搞不好都得在桥上升仙。
　　

冰山上的来客（1）
1994年年初，武汉的几所学校之间开始流行互相问电话号码。车床厂子弟家里，就李海洋家在他爸去北京前办下了手续安了电话。初装费要了好几千，等了几个月，拉线那天，李海洋上窜下跳，快乐得像过节。当时尽管很多人家还没装上电话，但几乎人手都有一个小本子，记着有电话的人家。用后来的话说，这叫“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车床厂这一片，大家就记李海洋的电话，要在这边找人，就先找这个联络员，完了再由这个联络员跑腿送信。
　　当时我们在汉口还没有发展出完善的通讯网络，所以直接骑车去职校找飞哥是有很大风险扑空——我在省一中上学尚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飞哥他们在职业技术学校的出勤率就可以想见了。当年武汉的小伙子们像鱼苗一样，以极高的密度放养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里，“饮马顿河畔，跨过乌克兰草原，翻过乌拉尔的峰巅，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像一群害虫一样，或敌或友，随时可能碰头。随便选条大街上打架，十分钟之内，就会有参战双方朋友逛街到此偶遇，然后加入战团。这种惊人的概率一方面说明了我们朋友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同志们确实爱逛街。
　　我们三人带着死狗去找飞哥那天，我提醒李海洋和蒋峰，眼睛睁大点，说不定飞哥就在街上晃，给我们直接碰到呢。结果下午4点到职校门口，远远就看见老秋往外跑。李海洋隔着马路开始叫老秋老秋，老秋抄着手跑过来，笑嘻嘻地踢了一下我的轮胎。
　　我还没说话，倒是蒋峰眼睛尖，从我身后探出头，一眼看到了他的鞋子，叫了一声，我日，秋秋你发财了，穿“迪多”？老秋哈哈一笑，得意地把肥大的六五式军裤的裤脚提起，露出白面黄底的“迪多”旅游鞋。蒋峰撇嘴说，搞条牛仔裤才配嘛。我心想老秋家境一般，这双鞋子怕也不是自己买的，上去岔开话题，你干吗去呢？飞哥在学校么，我们搞了条狗子，找个地方烧火锅吃。
　　老秋绕到李海洋车子后面，伸手按按死狗说，完了，飞哥不在，今天没见他人，我刚准备去渔猎门市呢，给你们堵上了。李海洋回头插嘴说，你去买竿子钓鱼啊，大冷天哪有鱼，还是吃狗肉火锅去。老秋笑笑，说这个狗子我们怕是没地方搞，得找人弄。今天人不在，估计是吃不成了，我和飞哥在汉阳的朋友有锅灶，要不要丢给他们去弄？
　　蒋峰一听就泄气了，跑了一下午，吃不成，还得去汉阳？算了算了。我回头拍了他一下，老子骑车带你没说累，你叫个屁啊。
　　老秋说也是，要不我们去青年路那边，飞哥有个熟人在那边开餐馆，我就见过两次，不太熟。李海洋听说不远，马上就表示同意，做毛主席的战士状朗诵曰，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不熟怕什么，见两次就熟了。1993年是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全国唱东方红唱了快两年，我们初中天天都背老三篇。老秋听我们逗乐，也笑了，拍了李海洋一把，说好吧，那我们就去找找，说着蹦上了李海洋单车的前叉，指挥他往青年路骑。
　　冬日里骑车穿街过巷，难免比拼一下车技，自行车轮从满地枯枝落叶上碾过，我们互相比较撒把抬腿等难度动作，颇有“满街红绿走旌旗”的意思。可等到李海洋到了老秋说的餐馆，一点豪迈乐观的精神都没有了。我叫蒋峰从后座上跳下车，自己立住单车，也有点发怔——这不就是上次和张建安她们吃饭的地方么。馆子的门脸很小，从里边隔着玻璃窗一眼就能看见外面的情况。看见我们来了四个人，馆子里迎出一个人，光头布鞋。老秋和他打了招呼，那人笑着看骑在车上的李海洋。。　最好的txt下载网

冰山上的来客（2）
李海洋后来和我说，当时他脑子就乐了——这不就是上次吃饭时边上的“劳改犯”么。劳改犯的造型太惹眼，光头布鞋，在全国经济建设取得小高潮的1994年十分另类，想不被认出来都难。李海洋心说还真凑巧，竟然是老秋的熟人。这下算是攀上关系了，看外形如此剽悍，下次打架又多了一个强力外援。
　　现在想来，那是我们年轻不懂事，盲目的乐观往往不可取。多年后我去上班的第一周，头头就告诉我，如果手头的项目一旦有情况往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那么多半是坏的发展，而且是最坏的发展——他们管这个叫“墨菲定律”。如果早10年让我知道这个道理，当时的正确反应就是提单车掉个头，然后飞快地跑。
　　老秋不知内情，开始介绍，这是孙军，飞哥和他很熟，这是李海洋，建明，蒋峰……光头孙军哈哈大笑，拍拍李海洋说，小伙子我们认识，楷楷是我弟弟。李海洋脸腾就红了，像猴腚。我一听老秋介绍说他叫孙军就知道不妙——和孙楷的名字就差一个字，不是亲兄弟也是堂兄弟。
　　老秋和孙军把我们让进店里，孙军看我们拖来的狗，说今天工人不在，怕是弄不成了，要不你先把狗扔我这里，收拾好了再叫你们过来吃。老秋笑着说怎么都好，又不是馋着吃肉，主要是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