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牙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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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文一同被胡适那批人搬上历史舞台的。如胡适在学术史的地位是因中国学术与历史出现真空，而他正好赶上般，新诗的出现也一样。白话文地提倡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与世界的接轨。新诗的出现却未必。总觉得新诗该如胡适般一同下葬，纵然有人会怀念，纵然它进入文学史的舞台，它也只能沉封为历史，而不该进化。何况时代变迁，它所谓的进化也不过是退化。只剩下新诗投胎转世后的“群魔乱舞”。

　　一　　　　魔之始祖亦可称新诗教宗……外国诗。

　　所谓的外国诗，大可称中国新诗之鼻祖。然我们看到的鼻祖从荷马史诗（估且不谈它的历史政治哲学价值）就它的中文译作来看，既无文学语言的华丽形式所载之道更是少之又少。这或许是新诗的老子的老子了吧。老子不咋的是因为处于一个人类启蒙时期，我们不能去怪它正如我们不能说一个三岁小孩不懂圆滑事故般。纵然它文学稚气未脱然其在历史哲学价值上俺然一老者。且盲人荷马是用吟唱的，大底是没经修饰。西腊的诗才或许早已被哲学掩盖。然哲学家少而不精的英帝国出现个世界文学瑰宝莎士比亚写出的十四行诗也不见得就比荷马成长了多少。其处处显耀它的诗可以流传千古的诗句，恶心不了自己却恶心了别人。有的人学术的名气盖过了写作的名气，有的人自己的名气盖过了作品的名气，而有的人却是剧本的名气带动的诗的名气。莎翁即如此。华丽的爱情诗，翻来覆去炒冷饭般就那玫瑰啊月光啊小溪啊美人啊。。。。。。诗的意象也就那几样，写个几十年写出几个顺口的句子那也是常有的事儿。说莎翁诗好只能说是他命好，也正好证明诗人小视看不起的庸众果然庸。

　　荷马是进化的初期，故开风气者无足道其诗之技巧与文笔。莎翁是文名盛大，故其十四行诗出名也是自然之事。然时光的流转，这群在教宗带领下的小门徒们，五花八门，什么现代主义啦象征主义啦，总之像金庸五侠小说里的武林般，各门各派纷起，然他们却不会推举盟主。因为诗人大多当自己是神，高高在上的神，一幅不食人间烟火地俯视着下面的愚众。不是有诗人写道“诗人是天生的王，一旦落入人间，赞骂随便”。王也要有人供奉，只可惜你们不是走在时代的前面，你们不是先知吗？愚众看不懂你们的诗不是你们最自负的地方吗？故而你们粉丝少得可怜，只有诗林里的你们自个陶醉于你们传说中美妙的诗篇。故而事事不如意的你们就学会了“诗原来可以怨”。更学会了为赋新诗强说愁。不是悲人生就是悲爱情不是悲人类就是悲文明，个个大慈大悲的充当着所谓的“人类的良心”。事实这良心大多人品有问题，*，乱性，祼奔，一切新奇的行为艺术我们都要感谢这些诗人们给我们带来的创造。如所谓伟大的拜伦之糟蹋女性美其名曰“*”。文人好色大多称之*，这也是当新诗教主的一大好处。无行文人向来借着“文人”两字可以有高于一般人的特权。这类诗人多得去，外国向来开放这也不可避免。可是这一歪风却让传播新诗的胡适和徐志摩学来，民国时他们也着时*了一阵，徐大才子故然不必说，只是胡躲烟花巷深了些。　　　　　　　

　　外国诗人之人品大底向来那样，且诗人必然感性些。一朵花可伤感如林黛玉般掉泪的诗人遍地是，女诗人也就算了，男诗人哭哭啼啼不免可笑。再论其作品，无非把一段话切割得不成样，再拼下。拼得好你就是诗人了。无怪乎现在小孩从小学拼图，想必也是想成为诗人。蚯蚓固然不美，至少完整，可切成段的蚯蚓，连完整都不可得。新诗亦如此。不切还看得懂，切了，再添点乱标点。诗是诗了，只是只有诗人自己懂。纵览外国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少，然观其诗，不是我不明白，而是翻译文字跳动太快。我不懂是原作即如此，还是翻译变了味。总之得奖与不得奖的差不了多少，无非有些句子写得美了些，意境高了些，真不咋的。何况更多的时候连那些好点的句子都没有。拜伦，雪莱，里尔克，兰波，普希金，叶芝，泰戈尔，惠特曼，数不胜数的所谓的诗人，所谓的大诗人，甚至很多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影响力，在我看来不过如此。写的诗像儿歌，特别是惠特曼的《草叶集》泰戈尔的《新月集》等在我看来小学生都能写出来。诗人哲人需有童心，但不代表写小学生作品就可以成为诗人哲人。

　　文明在进步，新诗在倒退。或许这是某些文人追寻的古典。想我国不正在追寻古典热吗？古典固然没有大害，然就是这没有大害的软伤害才让我们麻目的不懂反抗，才让我们近代史一片混乱不堪。写到这，我想到青蛙也是在慢温中烧死的。新诗就像水里的青蛙，在慢慢的加热中，却被烧死了。新诗人大多寿命不长，或许就是此原故。我们看到的诗人传记中不到五十即死的，很多，不到三十的也不少。更多的诗人成名作是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兰波的成名作大多在十九二十写成的，三十几岁就死了，这与王勃很像，只是王勃那才叫才气。诗人的短命在诗林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事，诗人的精神错乱或许诗林的人大多不承认。谁会承认自己不正常呢？是不？诗人们。可是你们若正常了那就不正常了，你们正常了怎么可以写出上帝传给你的诗呢？你们正常了正常人看懂你们的诗了，那你们也就不高高在天上了。所以诗人的神经又是一件平常不过的事了。如哲学家般，哲学家有尼采，诗人中更多精神错乱而死，抑郁而自杀的，作家也有。可是，如尼采般的天才大多是疯子，但疯子却不是都能成为天才。所以诗人们啊？祼奔啦，偷情啦，行为艺术啦，做这些事的人或许都能成名，但不一定就能成为天才，这些疯子也会做。诗不是这样做出来的，诗也不*出来的。

　　新诗的宗教就在这样一批批怪人，神人（神经病人），或是孩子中诞生的。它们或许还要存在着，而存在主义说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他们或许还要继续存在着。我们不能否认或许存在主义也是疯子哲学？但既然有那么多人靠着他成名，靠着他养家糊口，靠着他当精神寄存托，舔着它的臭脚，我们也就估且让它活着吧！

　　二　　魔之乖娃信徒………中国新诗

　　中国历史不乏好诗。从《诗经》《楚辞》到建安风骨再再到《唐诗》《宋词》，祖先们留下多少美妙的诗篇。或朴实，或华丽，或言志，或闲适，山水田园边塞，这道诗的大餐，我们应有尽有，何以至今，我们要去学习外国的小吃，且那只是中国这道大餐里的一道普通菜而已。我想到曾经常听说的“外国的月亮比我们圆”，别说不比我们圆，就算比我们圆，重实用主义的他们能像我们想到吴质砍桂树想到嫦娥奔月，想到“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吗？其诗的意境与和曲唱和远远不可与吾国诗歌相提并论。中国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我们的诗可以押韵，可以对仗，可以平仄，可以绝句可以律诗。中国汉字的优越性我们不加传承，在诗歌世界里中国才是老祖宗，自是万国来朝拜。不少外国人还迷恋于我国的李白，而我们却去迷恋人家的雪莱，去当人家诗歌国度的孙子辈。鲁迅先生言的自信力就是这样丧失的。

　　中国的新诗随着胡适这少负盛名的大学者来到中国。起初也罢，至少有押韵。渐渐的章法全无，诗自由得如散文。却比散文嚣张，全然一副爱怎么断就怎么断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俺然是胡适之宣扬的“自由主义”风范。中国五四以来在其大破大立之下是政治倒没怎么自由，文化却自由得过了。白话文不用典新诗不用韵不用对偶等早已把中国文学之优点全然抛弃。为大众而大众。别说大众并不明白新诗，事实上大众也不太明白白话文的，懂的还是懂，不懂的依旧不懂。今，我看是新诗比古诗难懂。主张文学大众化的适之先生真就爱大众吗？我们并没看到国民党时代他为人民做过什么，做为学者他成功了，但是做为文人他并不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虽然我们不要求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这样的文人都像鲁迅老舍，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胡的新文化运动不是真正为人民大众，而不过是因为其国学不如西学，古文不如白话使然。再纵观其一生都是挑便宜事做，各种地方留一脚，开风气之脚，深入的东西留给别人做，只是在那样真空的时代，他的出现是适时的。也难怪人家就叫胡适吗！胡乱都能适。

　　中国的新诗传教士胡开了风气，写了几首幼稚却还算规矩的新诗后便又转行了。符合他的一贯之风。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紧接着刘半农，闻一多，冰心，徐志摩便来深入研究所谓的新诗。紧接着由于新由于他们的顺时代潮流，他们成名了。闻一多的诗学是严谨的，刘半农的诗还算有点趣儿。至于徐大才子*的名气虽没盖过其诗名至少也旗鼓相当了，且号称“中国的雪莱”。此批新诗人有些古诗底蕴，写起新诗还是很小心的，探索者都是如此。他们的新诗还是有点味道的，虽然也不乏模仿外国的许多幼稚病，却也还凑和者。

　　第一传教士都是有点真才实学的，故而写的东西跑得不远。然而传着传着流派多了，见解多了，风格也多了。傻子文盲疯子乞丐都抢起诗人这个饭碗混饭吃了，群魔始乱舞。反正大家都不懂，又没什么所谓的新诗权威。大不懂与小不懂混成一个圈子，并自信的标榜起我是哪一派的哪一疯格的。什么朦胧，下半身，死亡诗派就异军突起。诗林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些诗人们开始自娱自乐起来，反正看不懂的皆俗人。我倒觉得为了怕自己被认为俗，在那装着懂新诗那才叫俗。然后时不时的来个诗人聚会，诗朗诵会，来个诗歌大赛的诗歌颁奖。这样倒也惬意。只是偶尔有些俗人却看不惯这批更俗的神经病。故而他们会发表一些言论。此时艺术家的冲动便暴发了。行为艺术是他们最好的武器，这就奇怪了，诗人该用诗来当武器才对啊？怎么？因为诗太高雅了，常人看不懂，所以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此时自尊心极强的他们便祼奔啦，自杀啦，卖诗啦。不断的中国制造，不断的用新闻来反击。也的确他们达到效果了，在这个娱乐的年代，他们自我炒作成功了。大家终于知道了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团体都住在精神病院。一阵笑声过后，大家依旧各过各的。

　　八十年代的那批海子，　顾城　，北岛，骆一禾是以一种对诗的热爱，把诗当作生命。固而从海子的诗中还可以看到一丝对生活的热爱。但诗人这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往往修复不了自己的心灵就消逝了。海子卧轨了，顾城也过得不好。新诗对人是一种摧残，或许我们更需要一个像海子般的大学生健康的活着而不需要一首《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如果没有这首名诗留着，又有谁会去记起一个自杀的诗人呢！为新诗的信仰而活，这种信仰是一种热爱。或许海子那时明白了新诗是一种宗教，所以他以死成就自己成为中国新诗的崇高信徒。只是新诗并不值得以生命为代价。不值。

　　而今，残留下的新诗余孽们。或许有的有信仰，有的已没。更多的是为混碗饭吃。当新诗成为职业它就已经死了。而事实上它从没活过。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它只是一个宗教，一群疯狂而自恋的人意淫出来的宗教。

　　新诗是一种宗教。更多的时候迷信的成份多了，神化的东西多了，曾经的诗人成了教宗。宗教只是种信仰，别太执著。执著如海子不好。奇怪的是宗教拿来混饭吃，让我想到处长级的和尚一样。毫无道理。　

　　垂钓一份“平衡”

　　“人类生而自由平等，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它一切的主人，却往往是一切的奴隶。”

　　——让雅克卢梭

　　昔人庄周曾垂钓于江边，有一国两使者以礼请其出而为相，然而其宁自由而不愿与有百年之寿的神龟同，居庙堂之高，不如放浪于四海。庄周垂钓，钓的是一份情怀。

　　这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情怀。而在此之前以辅佐周王而后封地于齐名扬古今的吕尚，亦是一擅钓之人。其人之奇，天下难得。于古稀之年而入仕，常年垂钓于溪边，享受“愿者上钩”之乐趣。想必其钓的是一份“取舍”。

　　及至今，昔人已逝，厚今薄古的我们又将垂钓什么呢？抑或是推而广之，今之人类将垂钓何物？又将以何为饵？

　　我想这一份垂钓不应是愿者上钩的“神钓”，而该是现实的、主动地一种觅寻。

　　垂钓一份真正的平等、自由、独立，以达天下大治，人心乃至一家、一国、一宇宙之平衡。而目的应为手段服务，因此我们需以法律、道德、意识形态等为饵。

　　梁任公曾道：“变者，天下之公理。”而为何变，是我们为何要钓此物所应深知的。所谓“不平则鸣”应是变之主因。

　　“概物不平则鸣，水之无声，风挠之使之鸣，”此为韩退之早于一千多年前呐喊于《送孟东野序中》。及至十七世纪西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社会一经产生，人类便不再怯懦，由此产生不平等，不平等产生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胜利，胜利的目的在于征服，征服的目的在于保全。”由此可见，一切呐喊，一切战争之根源皆来自不平等，故而中西两名家之言，大有殊途同归之感。

　　人类之不平等，由来已久。原始之自然状态后，此后的历史大可称为一部“不平史”。中国历代有朝而无国，故而朝代更迭，国家依在，只是三皇五帝尧舜后，从大禹禅让起，中国人民便开始了几千年惨淡的“奴隶史”。由夏至商，由商至周，由春秋战国及至后来的秦汉唐宋元明清，革命的、反革命的大抵是一批不平则鸣之人。不平则鸣者或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统治者或名留青史。那些不平又不鸣之人就只能世代为奴。天怪乎，马基雅维利说：“有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有些人天生就是被统治者。”封建的专制政体，没有平等自由可言，有的只有“恐怖”，而“恐怖”正是专制政体的推动力。有恐怖就有服从。“为了自由而服从是对的，然而如果打破服从就更对了。”想必那时的中国人是听不到卢梭的这句话了。然而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还是诞生了一批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人，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洪秀全，李自成等。可当这批人成为新的统治者后，他们“平”了，但又有一大批人为不平而鸣了。一人之天下是永远难平的。此道理及至欧洲人铁蹄踏上中国后，如桃花源人不知有汉般的中国人才醒悟，“专制政体是不平等之源”。

　　中国两千多年因专制而导致的不平等，不知使多少人吟诵着南唐后主李从嘉的“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然而西方呢？

　　西方文明源自古希腊、罗马等。希腊之众神并未能保佑希腊人民之自由平等，罗马之法律亦不能。从斯巴达的培育军事强人可知那时之西方诸国与*秋战国并无二样。春秋战国中国有百家争鸣，以学术喊出不平之声；而希腊亦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师徒的思辨。不仅如此还有如亚历山大、拿破仑、俾斯麦等大政治军事家。哲人之不平以笔为刀枪，警示千古。政治军事家之不平，便是尸横遍野；“白骨露于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