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芭茅一样生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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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算盘说，怎么是你的，是我们学生砍来的。

　　放牛人说，砍个屁啊，我放在路边的，你看，削了皮的，这里，这里，这是我做的记号。

　　小算盘说，怎么会呢，这叫什么记号。

　　放牛人说，你老师是讲理的，不信，你找来那个学生，我当面问问他。

　　小算盘说，早走了一大会儿了，上哪找去，学校的学生我哪里一个个都认得过来。

　　放牛人说，我赶着牛，一路赶，可撵不上，我就想当是我儿子替我扛段路吧。说着，他掏出一根烟递给小算盘。小算盘接了烟，从椅子上拿起火柴划了火。两个人抽起烟来。

　　我警惕地躲着，不敢出去。虽然放牛人不认得我，要是小算盘真让我去对质，我怕放牛人揪我的耳朵，搧我耳光。这个时候，我真是后悔死了。要不是老大说的跟着牛一时半会地赶不上，要不是他们的瞎起哄，唉，别提了。还一时半会地赶不上呢，人家这不追来了。

　　小算盘问他，你家有谁在初中读书吧。

　　放牛人说，去年冬天大的女儿说不读了，本来是读初二的，学裁缝去了，一个儿子还在滁口小学读四年级。

　　小算盘笑笑说，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这段木头是扛不动的吧。

　　放牛人也笑了，他说，那小个子力气不小哩。

　　一根烟抽完了，放牛人扛起木头说，走了，牛还拴在岭上呢。小算盘跟他挥挥手。看来，小算盘是早就看出了我的破绽，不过是没戳穿我而已。

　　我突然地又很感激起小算盘来。

　　小算盘他应该不会跟颜老师说吧。

　　傍晚时分，大家都回学校了。邵大头提议说，去游泳吧，一身臭哄哄的。我们就一起翻后山，去谷底，那儿有一处悬崖下的深潭。没有四五个、七八个伴，一般我们不敢去。

　　路上，邵大头问我，怎么样，多少斤。我嘿嘿两声，不想说。李德旺说，你真捡到了，看把我们累得，老大说了不会被抓住吧。老大也跟我作了个鬼脸。被他们七嘴八舌地一逗，我本来不想说的，结果说了。

　　李德旺第一个笑了，他说，放牛人的娃，以后我们叫你放牛娃好了。

　　我说，他妈的，去。

　　邵大头说，还真险，幸亏跑得快。

　　招众说，就是追到了，还给他就是了，人家也不会打你，毕竟你帮他扛了那么远路呢。

　　李德旺又说，看不出来，你能扛得那么快，跑得吧，兔子一样。

　　我说，李德旺，你不损我会死啊，我还在愁着小算盘会不会找我呢。

　　老大说，后天就放农忙假了，过一个星期，谁还记得那么多事，再说真要找你，当时小算盘不就怀疑上你了，小算盘不会是那样的人，他还是颜老师教的学生呢。

　　老大果然是老大，分析得很在理。小算盘是说了，上哪找去，学校的学生我哪里一个个都认得过来。

　　下到了潭里，还没开始划水。李德旺猛地捧起一大把水向我泼来，我一闪，出手还击。李德旺大叫起来，兔子，兔子！几个跟着一起叫我，兔子，兔子！老大竟然也掺杂在其中叫。我就这样成了兔子，一直被叫到毕业。

　　水仗打累了，我们分头游泳。我拉着李德旺悄悄地说，你看，只有老大和邵大头穿着短裤头，我们几个都光屁股。李德旺若有所悟地说，是哦，大人才穿短裤头下水的。我说，扒掉邵大头的短裤头，看看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说去扒掉老大的短裤头。

　　李德旺会意地点了点。他鱼一样游到招众边上，又游到爱财、吴小青边上，一番耳语。一个包围圈形成了，邵大头杀猪般嚎叫。邵大头年纪比我们大三四岁，头大，个头和力气并不大。

　　褪去了短裤头的邵大头，双手捂住*。李德旺说，球，我们也有啊。我大声地说，不一样。邵大头的双手被掰开，这回，李德旺的大嗓门喊上了，毛，啊呀，毛茸茸的毛，黑乎乎的毛。

　　李德旺一喊完，我们都沉默了。

　　邵大头朝我击了一掌水，骂了一句，你个该死的兔子。

7一盏温馨的灯
进入初二，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我们搬到新教学楼上课了。三层的楼房，两排暗红的扶廊，整洁大方的外墙粉饰。远看着，巍峨雄壮。那是当时乡上最高的楼，听说在全县的乡镇中学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走近了，墙白，地平，窗明，宽敞，感觉真好。在教学楼向着公路的墙上，“紫湖中学”四个大字用朱红的漆写成，一看就出自颜老师之手。

　　中学，多么有气势和内涵的词，它聚集着初中，聚集着农中，是完整的。想想当初张岭，那叫什么，附属于小学的中学。也不像边山那边的一个，叫紫湖初中边山教学分部。

　　新教学楼一楼东侧做农中的教室，农中从九龙庙附近的手联社搬上来了，两个班，一个年级一个班。农中就是读两年的，以培养农技人员为主要方向。租在茶厂的两个初三班也搬了过来，学校有史以来空前的团圆。篮球架，排球网，跳远、跳高的沙坑，刷了石灰线的跑道，汇聚在操场上都有了。而原先我们的教室，一起改作了学生寝室，一张张崭新的床铺，散发着杉木的香。合铺的历史过去了，女同学也有了自己的一栋寝室。

　　颜老师不再担任我们班主任了，他自己说是年龄大了，有些吃力。其实他看上去健朗着呢，精神比许多年轻老师都更好。在我眼里，他和我第一眼看到的一模一样：头发理得很有精神，眉毛黑，粗，又长，在皱眉的刹那间，左边的眉毛都快和右边的眉毛会师了。

　　我们的班主任换成教英语的程老师，一个帅小伙。更难得的是，程老师竟然也会说我们当地的话，闽南话。这就有了天生的亲和力了。多少山外来的老师，呆了几年也就学得会一两句“吃饭”“玩”这样的话，略听得懂一些日常问候语句，因为闽南话太难了。语言上的距离，有很多时候是心灵上的距离。

　　然后是一批新老师分来了，有师专的，有师范的，大箍曾，江子，脸色苍白、阴阴的地理张，女老师雪粉。他们像清新剂，洒在校园上空，让校园更有精神。整个校园，的确万象更新似的，蕴藏着无限生机，孕育着无穷力量，谱写着无限美丽。

　　我们初二（2）班的教室在二楼西头，最靠近楼道的那间，再往西是快靠到板栗山的陡壁了。

　　早读开始了，班主任、语文或英语老师安排到班上来巡查。语文老师来了，我们读语文。英语老师来了，我们改读英语。好在班主任程老师就是教英语的，省了一次换书。在英语背得差不多时，我们可以背背政治。

　　政治是大老黄教的。大老黄戴老花镜，话说得不标准，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听说他是部队回来的。他上课时老提问，名词解释，简答，看似笑眯眯地问你，要是一而再地答不出来，他也会拉下脸，给你脸色看。历史、地理我们不会在早读时背，考试前突击地看看就行。政治、历史、地理，是副课。对了，教我们地理的是咳呸，初一的地理老师涂老师调走了，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在早读时，常常有成绩好的同学被指定为“监背员”。比如曾平余、王佑强、陈宏伟、尤丁高，女同学仙子、阿袁等，基本上每组有一个。我们站过去，站到他们桌边，背。主要是背英语，“监背员”也是程老师的创举，他们就代表程老师。

　　我极有印象的是，曾平余在我的课本页眉留白处，挥笔写下“已背”和日期，写得龙飞凤舞，动作潇洒得不得了。有好多次，我背完了，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合上我的书还给我。情形真像他是老师。还有一两次，我背得不顺畅，他当即让我重读重背，没有一点脸面可以讲。我心里很不好受，想顶他，可是我没有勇气。谁让人家成绩好，老师器重呢。

　　尽管我搬回了班上的寝室，和住校的“监背员”曾平余成了室友，我觉着我们有距离。王佑强、陈宏伟不住校，更有距离。只有尤丁高待我好。我暗地里下决心，我也要出人头地，我是说要考出好成绩，做人上人的学生。

　　可是，我并没底气。充其量我在班上只是中等的成绩，离他们远着呢。我唯一受到的表扬，来自美术老师江子。江子老师声音很轻，也是个小个子，他刚从师范毕业。据说他会催眠术，拿一枚硬币，放在你耳边吹吹弄弄，你就老老实实地听他摆布了。我们曾强烈要求他在班上表演，可他从来否认。但教初一体育的大箍曾老师亲口跟我们说的，江子老师会催眠术。

　　没办法，江子老师就是个含蓄的人，温和的人，一点也不张扬。他上完课立刻就走，好像和我们不亲。有一次课堂上，是素描静物，他转到我身边，指了指我的美术本子说，你字写得很好。当时我在画面上，模仿题诗，用铅笔竖着写了些字。我说，写得不好。他微微一笑说，是写得好，很有特点。我心里非常受用，真的，没有老师表扬过我。自我从张岭转学来，从来没有老师表扬过我。尽管我知道，尤丁高、王佑强、曾平余，还有李德旺他们，字都比我写得好。

　　在几门功课里面，尤其是两语一数，数学我不太行，不稳定，语文尚有一定基础，算英语学得还扎实。这与程老师有关。对这一门崭新的语言，首先我有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次我有比较，比起在张岭时的英语老师，程老师简直就是外国人了。他把英语念得那样宛转，那样流利，我很崇拜他。

　　我很渴望得到程老师的表扬，即使做不了“监背员”，我知道我没那资格，让我在早读时能带读一次两次也可以啊。

　　没有。

　　没有。

　　白天我们上课，晚上仍然是要晚自习，和初一时一样。

　　我们教室里讲台桌底下，有参参差差的两排灯盏。灯盏多是捡了某一种玻璃的小药瓶，简易地做了一根引芯的细管，在瓶里灌些煤油。也有人把灯盏塞在抽屉的里头，或者系在课桌的一处相对隐蔽的地方，以免有人嬉闹的时候，撞着了，支离破碎。在我们的寝室，灯盏更是装饰物一样地悬挂着、摆放着、垂吊着，有些琳琅满目似的，像城里灯具行的乡间母亲，味道是原始和苍老。

　　天色暗了下来，教室里的电还没有送来，灯还没有开，我们就把油灯点亮了。多数的人都有自己的灯盏，一个人一盏地在眼前燃烧。没有灯盏的人，就和他们的同桌共着，一盏油灯放在中间，映着两张稚嫩的脸。也有的人喜欢两个人，或者三五个人凑在一起看书，趁老师不在时开小差，聊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把灯芯挑得高高的，晃得特别惹眼。可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男同学只和男同学共灯，女同学只和女同学共灯，仿佛男女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哪怕他对她好，他对她有那么一层隐约和含蓄的意思，只能是隐约和含蓄着。坐在各自的灯下，他悄悄地瞟她一眼，她低下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山外城里的学校，彻亮的日光灯会把教室照得比白天还白。而冬天的晚上，他们可以紧闭窗门，任寒风在外面呼啸。我们不行，常常要开窗开门透气，油灯散放的烟味积久了听说会令人窒息。风便钻进来，冷嗖嗖地，瞬间可能吹灭灯盏。我们只好拿一本书，竖着打开来，挡在灯前。

　　除了乡干部的孩子，像刘荫荫，还有信用社、供销社、粮站、卫生院、派出所那些单位上人的孩子，他们的灯盏有灯罩，高高的，像葫芦造型，很威风，用旋扭调节灯芯，我们多数灯盏是没有灯罩的。灯罩好像是一种身份，有人可以炫耀，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人变得更加自卑。为一盏灯想要一个葫芦一样秀美的灯罩，差不多成了那时我们心中的另一份奢望。

　　偶尔，我们也能借光坐在那种有灯罩的油灯前，有时候是借了家境好家里大人有单位的同学的光，有时候是借了程老师的光。程老师的一盏新灯，也放在讲台桌底下，比起我们那些算是鹤立鸡群了。只要有空了，他会和我们一起上晚自习。在需要点灯的时候，他把灯盏调得十分的灿亮，然后招呼我们中间没有灯盏的，没有了煤油的，坐到他那里去。他在灯下跟我们解答问题，辅导我们，经常耐心地做着我们中间哪个刚犯了错同学的思想工作，像一位知心的兄长，和我们一起努力，憧憬着遥远的未知的将来。他的朴实和真诚，曾经感动了我们上上下下几个年级的学生。

　　下晚自习的铃响了，电灯准时熄灭。我们的学校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不是因为先进的设计和办学理念，而是缺钱，偌大的山腰围不起来。整个学校就成了漂泊在黑色海洋中的孤岛。有时候也会突然停电了，但几乎是在黑暗骤降的那一瞬间，许多灯盏的光和热再一次浮现起来。没有做完的作业，没有翻完的书，没有说完的话，还要在灯下继续。窗外是静寂，虚无一般的世界。

　　教学楼前的操场虽不尽完善，却特别空旷。穿过操场，拐弯处是大礼堂和厕所。拐过弯去，是现在我们的寝室。我们都知道，那操场和我们的教学楼其实是建在乱坟岗上，推土机一推，曾经散落了满地的白骨。

　　夜里我们心里就有了鬼，是怕鬼，怕闪现出来的一缕青烟、一道白光、一记声音、一个幽灵，会把我们收走了，或者弄得我们伤痕累累、气息将尽。我们谁都没有见过鬼，可谁都可以向别人有板有眼地形容鬼的狰狞。

　　我们对夜间的校园，黑暗的孤岛，怀着的是彻底的陌生和藏于心底的一丝害怕。上厕所了，我们男同学约着男同学一块去，女同学约着女同学一块去，要是电灯不亮了，就把随身带着的油灯点起来。程老师说，女同学实在不敢去，男同学要做伴陪着去，站在厕所外边等。特别是睡到了半夜里，他说这是互相帮助，没有什么丢人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也是的，乱坟交错的山间，就那么大的人，能有多大的勇气和魄力。男生女生寝室隔得挺近，前后栋。间或插着老师的宿舍，照应起来非常方便。程老师就从老师食堂角落搬到了大礼堂的后屋住，那里本应该是礼堂的工作间。要放到现在，可能觉得男生女生寝室这样就不便管理了，或者直说了就是很危险。在那个时候，一夜一夜过去，并没有意外发生。

　　我忽然觉得，那应该是一个符号、一组画，以油灯为主题。那将是我一生无法忘却的符号和画，那也是我们将怀念着的，一个特定的、过去时的符号和一组生动、感人的画。

8进入自行车时代
要说进入初二，我最大的改变是拥有了自行车。犹如生产力的革命，从农耕、手工时代进入了工业时代，我从爬山越岭时代进入了自行车时代。

　　我愿意称之为时代，是因为这个变化太大，太彻底，太有意义了，简直就是里程碑式的。山后村庄里，只有两辆自行车，谁的呢，两个老师。一个顶职的林老师，一个据说是做了当年大队书记的大小姨父，然后被推荐去读了师范的张老师。只要车铃清脆地一响起，那是可以穿透山后整个村庄的荣耀，不是林老师，就是张老师回来了。只有他们有这资格和本事。

　　是的，不是谁想买自行车就能够买到自行车的。要认得到人，供销社里有关系。那时候的几大件，缝纫机、手表、大收音机、自行车，都要走后门。我母亲的那台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