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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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贵德回到驻地，侦查员报告，鹿钟麟的民军已经撤出南宫。接着又见鹿率其省府人员和警卫部队撤出南宫东门。

　　　　两天后，冀南公署党政军机关陆续凯旋回到南宫。宋任穷谈及此事时说，古代军事家孙膑在马陵之战中，用“增兵减灶”之计取得了胜利。我这次用的是“大量号房”之策，轰走了鹿钟麟。可以说是“增兵减灶”的反用。


　　　　1939年6月19日青纵771团副团长徐绍华率该团二营于巨鹿北无尘伏击日军汽车4辆，毙伤敌40余人，铁牛　吴建中，打坏敌汽车2辆，烧毁1辆，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数十支、掷弹筒2个。　


　　　　徐绍华1940年8月任八路军七七一团团长，参加“百团大战”，后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杜义德回忆：在新四旅序列里



　　　　1940年6月，一二九师进行了整编，将冀南地区各主力部队和军分区基干部队一部，统一编为9个野战旅，按照129师的统一编制序列，青年纵队改编为新四旅；东进纵队改编为新七旅；先遣纵队改编为新八旅；冀南各分区部分基干部队和军区特务团一部编为新九旅；晋冀豫边区纵队一、三团，保安六团及平汉纵队编为新十旅；冀西游击队、边纵二团、宗树阁大队及赞皇独立团等部编为新十一旅。陈再道为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10月我被调到新四旅任副旅长，徐深吉为旅长，吴富善为政委，李茂思为参谋长（后叛变投敌），袁鸿化为政治部主任。新四旅同时兼第二军分区的工作。

　　　　我到职后，首先投入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总的战役行动，继续破击德石铁路以及邯郸至大名公路，并消灭沿路和修路的日寇、伪军，以扩大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破路前，我向部队进行了动员教育，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同志们对日寇早已恨之入骨，求战热情特别高，个个摩拳擦掌。当时我说：仗是有打的，但要打好，不能打成夹生饭。因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尤其要与地方党、政机关和民兵搞好协调工作，革命的热情要加上万无一失的科学准备，才是取得圆满胜利的法宝。大家听了十分振奋，战斗开始后，部队先把日寇消灭掉，接着数万名民兵在地方党、政领导带领下，一齐上阵，搬铁轨、烧枕木、挖沟破路，老人、妇女、儿童送水送饭，并以大量的粮食、萝大白菜支援部队。按预先分配好的任务，人人争先恐后，都提前完成了破路任务。这一阶段，我们共进行大小战斗105次，毙伤日伪军1300多人，俘日军7人，缴获炮、机枪、步枪100多件，掀翻铁轨、毁坏路基40多公里，破坏公路140多公里。我军伤700多人，牺牲300多人。这次破击使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很长时间处于瘫痪。日寇在当时对百团大战是这样描述的：“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华北治安报》）。可见，百团大战的重要意义。

　　　　我军出动共105个团的兵力，在整个华北地区破击日寇交通线，攻占其据点，反击敌“囚笼政治”的“大扫荡”，克服国民党投降危机，进行的这场震惊中外的大规模战役行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给日寇侵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热情，树立了战胜日寇的信心，阻止了蒋介石的投降阴谋活动，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这在历史上已成为光辉的一页。在这一页光辉的历史上，也有冀南军区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辉煌篇章。

　　　　从1941年起，我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艰苦的一段历程。

　　　　1941年以后，日寇惊恐万状，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他们加强了对我军的扫荡和攻击。日寇增加了兵力，加强了火力装备，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扫荡”，在这期间，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于1942年5月25日壮烈牺牲，我们冀南军区也牺牲了多名领导干部，包括一些优秀的团长、政委。可见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艰苦抗日岁月里，斗争是多么残酷，形势是多么严重，战斗是多么激烈。根据地被迫日益缩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进入了严重的困难阶段。

　　　　为了更好地粉碎日寇的野蛮“扫荡”，根据中央军委、一二九师首长的指示，我们进行了整训工作。整训时间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分两期进行，每期两个月，其基本方针是认真总结经验，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深入政治思想教育，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进一步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我们第二军分区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训，根据平原游击战的特点，密切结合实际，围绕如何多消灭敌人，如何保存自己，保护老百姓少受损失，进行小分队突袭敌人据点的军事训练。在技术上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打迫击炮等。这次整训主力部队，在我军抗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提高了对日军作战和国民党投降危机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神圣使命。同时，对敌我双方优势、劣势进行了对比，对当前严酷的现实有了客观的认识。当精神的东西被战士和人民掌握以后，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经过整训，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是在世界法西斯力量德、意、日相结合，向人民大举进攻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蒋介石认为可以在这种对他有利的时机下，利用日寇的力量，加紧消灭八路军、新四军。1940年冬季，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八路军从江南撤到江北和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蒙受重大损失。

　　　　我当时受命南下策应新四军，带部队去讨逆。我和文建武政委、陈明义参谋长和袁鸿化主任率领旅直属队，十团和十一团全部离开冀南二分区南进，东渡卫河，进到冠县南、朝城西南束集地区和七七一团会合了。新四旅会合后，正要研究南下计划，就遇到日军的〃扫荡〃。经过一些战斗，部队通宵行军进到耶城西南。并与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师长取得了联系。按照彭雪枫师长回电指示的路线，我率先头团七七一团已进至单县东南之曹马集，正准备通过陇海铁路南进时，接到案总电令，要新四旅和冀中南下支队立即停止南进，在原地待命。当时金乡、鱼台、城武、单县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加上敌伪破坏，粮食非常困难。经请示，将部队撤至巨野、菏泽、郓城、鄄城地区待命。并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和组织群众自卫抗日武装。

　　　　1941年5月下旬，日军向华北调集兵力7万余人，号称“十万大军”，进行“扫荡”。妄图在两个月内，彻底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敌人的战略战术是采取分区“扫荡”，逐个歼灭的方针。在战术上采用“铁壁合围”，梳蓖式清剿，分进合击，三光政策，建立伪政权，划分治安区，制造“无人区”，以彻底切断我军与人民的联系。敌人还大肆构筑碉堡，挖封锁沟，修筑公路，妄图分割我军各个消灭。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129师发起了邢（台）沙（河）永（年）战役，经过三个昼夜的激战，攻克敌人据点8处，炸毁碉堡53个，破坏铁路近百公里，歼灭日伪军1340余人，对南宫至王官庄，成安至大名等公路进行了破击战，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冀南军区根据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和一二九师首长的指示，一方面指挥部队开展反“扫荡”，打退敌人猖狂进攻，一方面组织军民破击平汉铁路，牵制敌人，粉碎日伪军对太行山区的“扫荡”。我部切断了德石铁路和沿途的各条公路，瘫痪了敌人，阻滞了日寇兵力的行动。这里特别提出的是第二军分区二十五团团长李林同志，在李秦村向日军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将敌人全部消灭。李林团长身先士卒，带头冲杀，不幸英勇牺牲，受到一二九师和“集总”的通令嘉奖。

　　　　为了粉碎敌人的分割、蚕食，冀南军区决定彻底摧毁王官庄到高村的公路，简称王高路，这条南起清河县王官庄，北至南宫县的大高村，全长约60多华里，正好在我根据地心腹地带。其间有据点10多处，碉堡30多个，还有公路两侧的封锁沟，对我危害很大。8月30日晚，我指挥新四旅第十团与新七旅，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向王高路全线发起攻击，首先拦腰斩断敌防御体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至9月3日，先后攻克了尧村、双炉、董家庙、郭庄、范家寨、肩家庄、甘狼家等敌人据点，打死打伤敌军500余人，生俘450余人，缴获枪支　500余支，子弹万余发。王高公路全线瘫痪。9月18日至20於，进行第二次大破击，主要是临清至王官庄、临清至尖家集公路。仍由我指挥十团和三十六团（属四分区），破击临清至高村，临清至尖家集公路，还有不少友邻部队分别破击其它路段。战斗一打响，英勇善战的十团和三十六团当即攻克卫罗疮、龙旺、高村等据点，老官寨据点90余名伪军在我军政治攻势下调转枪口向敌伪进攻。19日，又相继攻克了临清河西街，台庄、尖家集、花牛张庄据点。12月中旬，我部又与太行部队一起再次破袭平汉铁路，我新四旅主力及第二军分区武装分工对邢台至鸭鸽营段以东之浴西地带进行破击，重点在任县，尧山地区及内邱官庄铁路东侧地段，经过激烈战斗，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把铁路变成了没有铁轨的碎石坡。

　　　　1942年，敌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进一步加剧。1月至3月份，敌人出动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就有5次，其中三路以上的“合围进剿”达10余次。其名称为“捕捉奇袭”、“铁璧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残酷手段对我根据地进行反扑。

　　　　在这期间，我新四旅直属队及七七一团、十团，先后7次遭到日寇的合围攻击，损失很大。我新四旅十一团和第一军分区基干团，在魏县仕望集遭到目的2000余人大合围。虽然杀出重围，但遭受了伤亡。　1942年2月6日，敌人又“扫荡”冀南第二军分区，我二十五团一部和巨鹿模范大队共240余人，在巨鹿东板台集宿营时，因汉奸告密，遭敌人突然包围，我军激战突出重围，牺牲90多人。这时我们二分区被迫缩小到新河、冀县、南宫之间的三角狭小地区，情况非常严重。其它军分区也是一样，被蚕食、被封锁。

　　　　最难忘的是4月29日日寇大扫荡。当时，陈再道、王宏坤同志正在部队检查工作，宋任穷同志在太行山区开会，冀南军区只有范朝利参谋长和刘志坚主任主持工作。29日半夜1时多，军区情报科副科长程诚向范、刘报告：我军第十九团发现大营的日伪军夜间集合，29日早7时叉报告，枣强、王均大营出动了大批敌人，由王均向南推进，并与我十九团展开激战。范、刘两位同志命令十九团从大营、枣强之间插过去切断敌人后路。军区同时组织骑兵团、特务团抗击扫荡之敌，掩护军区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进行转移。这时日军叉进入我军二十一团驻地，展开激战。这时，我侦察部队才开始报告：西面、北面均有大批日伪军行动，并有坦克和摩托车。军区指示向南转移。

　　　　上午10时左右，军区机关和区党委、行署机关及各部队，汇集到12里庄一带。这时，日军的合围己经构成、形势异常严峻。原来这是日军蓄谋已久的“4·29大扫荡”，共调集1万多兵力，还有大批伪军，由日军华北司令官冈村宁茨统一指挥，驻山东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士桥一次亲自到临清指挥。此次敌人共搞了两个合围圈：一个是以武城北武官寨，12里庄一带为中心的合围圈，重点合围冀南军区机关、七旅、群众团体、学校等；另一个是以邱县东目寨、摇鞍镇一带为中心的合围圈，重点是合围第四军分区和新四旅，四地委和专署等地方机关。当时，我正临时分管4分区。敌人按计划于4月28日夜秘密集结，29日凌晨1时统一行动，称之为“4·29铁璧大合围”，也称“4·29大扫荡”。

　　　　当日中午12时过后，形势更加严峻。日军已占领了12里庄北面的几个村庄，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疯狂向我前沿部队冲击，敌机也在上空盘旋扫射。合围圈越来越小，冀南部队、军区、党委机关都拥挤在12里庄东南的一块狭小地区。这时范、刘二同志命令部队向南和东南方向突围，骑兵团冲在前，机关乘马人员紧随其后，特务团和二十一团掩护步行人员突围，规定突围后，连家为第一集合点，瓦窑为第二集合点。

　　　　突围开始后，狂风骤起，尘沙飞扬，平原大地，天昏地暗，为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战马驰骋，加上漫天风沙，像一条黄龙从天而降，吓得日伪军目瞪口呆，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当我马队冲出重围时，敌人才知是我军突围，急用火力封锁，把我后续人员截断。这些人员只好就地疏散隐蔽，乘风沙弥漫之际，分路分批辗转北移，寻隙突围，这批人经马庄西、瓦子庄等地，于30日4时到达冀王滩附近的杨家庄。新七旅大部人员于29日15时由武城西北宋庄向东北突围出去。

　　　　向南突出包围的人员汇集一起后，范朝利、刘志坚同志召集军区机关制定下一步行动方案：决定连夜转移，21团从黄金庄北侧向西北转移，骑兵团、特务团掩护军区、区党委、行署机关人员经军营村向枣强县西南转移。

　　　　我当时正随七一一团驻邱县北大省庄，召开团党代表大会，4月28日晚，由大省庄一带移驻马头镇西南的聂袖村。29日拂晓，旅侦察科长王万嘉向旅部报告：南面邱馆公路上有枪声，接着十一团也向旅报告：邱馆公路上的敌人向我团进犯，已与我南面部队交上了火。新四旅首长决定向东北摇鞍镇转移。同时七七一团团长贾建国报告：从邱县城内线获悉，敌人要进行〃大扫荡〃，故该团向西北转移。七七一团转移到马头镇西北大寨村附近，发现数百敌军也向大寨村开来，当即迎头痛击，击毙伤敌数十人，七七一团随即转移到曲周东北地区，顺利地跳出了包围圈。当晚贾建国团长曾率1个连返回合围圈内香城固，下堡寺一带寻找旅部，未能找到，但收容接待了被冲散的党政机关数百人。我军十团的主力也冲出了合围圈。旅直机关到摇鞍镇时，陷入了合围圈，驻梁二庄附近的我十一团为掩护旅直机关突围，决定向旅部靠拢。新四旅徐深吉旅长为保存部队实力，不顾个人安危，命令十一团迅速向南突围，后来转向东北方向突出了合围圈。这时，徐深吉旅长指挥十团第二营掩护旅直属队人员向东突围，杀开一条血路，只有旅参谋长陈明义率直属队一部冲出去了，敌人集中炮火封锁了突破口，徐深吉旅长叉组织第二次向东南突围，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率骑兵杀向敌人，不幸中弹牺牲。还有集中在旅部准备去延安学习的原十团团长陈子彬，原十一团政委桂承志，也在突围中英勇牺牲。经过艰苦浴血奋战，旅直部分人员终于突出合围圈，并袭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