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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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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末夏初,我党领导的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程明升)成立之后,积极发展地方武装,壮大游击队伍,组建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在道清铁路南北建立了一些区、村政权和抗日群众团体,为八路军筹集军粮和军需物资。这些抗日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国民党河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郭仲隗,撤了程明升县长的职务,并密谋消灭我抗日武装。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预防不测,我游击支队二大队向西转移,途经博爱县许河村附近时,遭到郭仲隗布置伏兵的截击,我武装力量损失五六百人,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被挤垮。这就是国民党当局蓄意制造的“许河事件”。
1938年2月20日,日军侵占博爱县城后,刘聚奎以柏山村武学堂的积极分子为基础,以党员为骨干,建立了河北民军太行南区游击队第六支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年5月,根据上级指示,太南六支队与第一、四支队合并,成立道清游击支队,刘聚奎任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活动在博爱、焦作、修武、武陟之间,袭击敌伪,壮大自己,很快发展为一支具有800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年11月,道清支队改编为晋冀豫军区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赵基梅、谭甫仁支队)二大队,任二大队政治处主任。12月许河事件后,随部队撤往山西根据地。后转战于晋、冀、豫地区,多次参加反扫荡和对日伪军作战。年4月,赵谭支队编为八路军新三旅,刘聚奎调九团任政委。
1938年2月15日,日军进逼新乡近郊,李毅之、许雏生等集合新乡、获嘉、辉县三县学生和青年农民近百人,组成一支抗日武装队伍,3月正式命名为平汉抗日游击支队,李毅之任司令员,许冠英任政治特派员,李直臣任大队长,设三个中队,发展到百余人,随即开往新辉获汲沦陷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灵活机动袭扰日军,惩办汉奸,捣毁伪政权,多次配合八路军三八六旅破袭敌占平汉、道清铁路。在山西陵川县城,朱瑞同志正式命名这支队伍为“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队”。1939年2月,平汉支队发展到200多人枪,奉命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平汉支队利用熟悉的山区、丘陵地形,巧妙周旋打击敌人,配合八路军三八六旅开展破袭战。1939年2月,平汉支队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
新编第三旅,1940年4月由赵(基梅)谭(甫仁)支队、冀鲁豫支队独立大队、豫北大队、344旅特务营编成。旅长韩先楚,赵基梅(代)、政治委员谭甫仁、副旅长赵基梅。
七七一团新三营扩建东纵三团
李侍曾以邱县、威县的民团为基础,成立了“壮丁队”,侍曾为司令。临清、冠县北区和清河的民团亦前来参加,又收缴国民党散兵一批枪支弹药,“壮丁队”迅速由21人发展到3000多人,1700多条枪,100多匹马。成为一支较有影响的势力。经过几个月的复杂斗争和紧张工作,侍曾率2000余人于1938年2月16日反正,毅然宣布参加抗日,接受八路军改骗。4月5日东进纵队在北胡帐将其所部正式改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简称独二师),侍曾任主事副师长兼二团团长,参谋长廖仲符,政治部主任邓易非。社会渣滓被淘汰,一批青年学生和共产党员输入部队,部队又随之扩大。6月下旬回师威县城内,徐向前、宋任穷主持整编,独二师整编为“八路军冀鲁抗日游击第一支队”,侍曾任支队长,副支队长廖仲符,政治处主任孙卓夫。辖4个大队、2个直属连,共3000余人,正式冠以“八路军”称号。由地方游击队发展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野战军。开始建立政治机关,设立政治委员、教导员和指导员。8月,青年抗日游击队与独立旅合编为青年抗日纵队。8月21日在夏津,第一支队和七七一团一个营,青年纵队一个炮兵连,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青年抗日纵队第三团”(代号成安),侍曾任团长,政委刘福胜(桂承志1939年8月),副团长廖仲符,参谋长刘昌义、张鹤声,政治处主任孙卓夫。其编制是四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一个特务连,一个骑兵排,全团共2000多人。装备加强,弹药充实,成为八路军的一支野战主力部队。
李聚奎:“青年抗日义勇军团”的新生
1937 年12 月至1938 年5 月,我129 师挺进支队、东进纵队、骑兵团、769 团和115 师689 团、第5 支队相继进人冀南地区后,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打击日伪军和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并且顺利地进行了扩大武装、组建新部队的工作。到1938 年6 月底,我军在这一地区先后收编游杂武装、民团、保安队2 万余人,并逐步将其改造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我在此文中记述的就是我军改编段海洲部的一些情况。
段海洲是河北省安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早年曾在阎锡山的部队里当过教官。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他回到老家,在安平、武强、交河一带,利用亲戚、朋友和师生关系,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小队伍,同日军打了几次小仗之后,又收编了一些旧军官、土匪,也吸收了一些充满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队伍很快发展到四五千人,白命番号为“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段海洲任司令,成为当时冀南地区游杂武装中较大的一股。但是,盘据在武强县南面的河北民军2 路赵云祥部近万人,为扩充势力,自恃兵多枪多,老想吃掉段部,曾经扣留过段海洲的参谋长朱家恺,并多次进行武装挑衅,两股队伍的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段海洲迫不急待地想找个靠山。
1938 年初,我129 师东进纵队进驻河北省南宫县以后,接连打了儿个胜仗,收编了南宫周围好几个县的保安队和伪军,在冀南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段海洲也受到了很大震动。同时,段部中的一部分进步学生,如段部的政治部主任陈元龙、副主任李松霄等人,都极力建议段海洲率部接受八路军改编。在这种形势下,段海洲看到我军力量雄厚,想依靠我军,以摆脱赵云祥的威胁。于是,就派陈元龙为代表前往南宫,通过张策、段君毅等和中共冀南区委书记李普玉、东进纵队负责人陈再道、宋任穷进行了联系。为了争取段、赵两股武装共同抗日,经我方提议,在南宫召开了三方会议。会上,我方代表向段、赵讲明抗战的形势和我党统战的政策,经过反复协商,成立了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政委员会。这次会议对以后进一步争取段海洲部,孤立赵云祥部起了重要作用。南宫会议后,段海洲逐渐认识到只有向八路军靠近,接受八路军改编才是出路。于是,表示愿意接受我军改编、双方并商定了改编的具体办法。至此,改编段海洲部的堆备工作已初步完成,下一步面临着如何改造这支武装的艰巨任务。
5 月初,我随1 29 师副师长徐向前同志来到了南宫。当时我任386 旅参谋长。陈再道和宋任穷同志向副师长汇报了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后和争取段海洲的情况。徐向前同志听后,认为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得快,统一战线工作和收编游杂武装工作很有成绩和特色,并指示要加快做好收编和改造段海洲部的工作。之后,徐向前同志即邀段海洲到南宫住了几天,亲白同段谈话,给他介绍抗战形势和我军痛歼日的几个重大战斗,还详细讲述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段海洲很受教育,当面向徐副师长请求收编,并表示要在八路军领导下积极抗日。徐副师长随即发电报给129 师刘伯承师长,请示将段部编为“八路军青年游击纵队”,并建议让我去担任青年游击纵队政委。刘师长很快回电。“同意段海洲部编为八路军‘青年游击纵队,以聚奎为政委,可以朱、彭电令委任,让其宣布显明旗帜,并受12 9师直接领导。”之后,徐副师长还把我和段海洲叫到一起,传达了刘师长的电报,并对段说,“李聚奎同志是我们八路军给你派的政治委员。他同你一齐回武强县,把队伍整顿一下,然后就开到南宫来吧卫”
从参加红军那天起,我一直搞军事工作,这次去当政委,而且是到一支刚刚收编的部队去做政治工作,我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我知道,做好段海洲部的工作,把这支几千人的队伍改造成我党领导的八路军的一部分,在整个冀南地区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对发展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增强抗战的力量有着重要意义。所以,不管任务多么艰巨,我也要努力做好改编段部的工作。离开南宫后,我同段海洲来到武强县段部驻地。到部队一看,这支队伍无论是武器装备、着装,还是纪律、士气等,都比我所听到的和想象的还要差。可以看出这是一支训练无素,战斗力较弱的杂色部队。当部队看到我代表八路军来改编他们时,官兵们议论纷纷,众说不一。为稳定部队,段海洲首先召集干部开会,请我讲话。我着重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只有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才能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等道理卜同时,我还宣布了开往南宫接受改编的有关安排。我讲完话后,段海洲接着讲了几句: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武装,参加八路军是我们的光荣,从今往后我们这支队伍就要听从八路军的指挥等等。我们的讲话在段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官兵对部队改编拍手称快,表示拥护。但也有一些人极力反对。因为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土匪、旧军官外,还有个别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在这些人的煽动下,队伍还没有开拔,有些人就开小差跑了。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当时段海洲部绝大多数人是拥护八路军改编的,特别是那些接受过抗日宣传的进步学生,显得特别活跃。我依靠这些人积极开展工作,争取了一部分军官和广大士兵,使部队的思想很快稳定了下来。之后,对一些不适应打仗的老弱人员,发给路费劝他们回家,并给改编后的宫兵每人赶制了一套新军服,使军容焕然一新,部队也变得精干了。在行前,我还向部队宜布了行军纪律和注意事项,让每人带3 日口粮,以便不再打扰沿途老百姓。队伍从武强县出发,经过冀县大寨村,又把段部驻在那里的一部分人带上,走了4 天到达南宫。我向徐向前同志报告了段部的情况,并提出必须将有些干部调整一下,否则对改造段部不利。徐向前同志同意我的建议,以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名义,调出了几个人去太行山师教导队学习。段部的参谋长朱家凯就是那次离开的。朱家凯在教导队学习中表现很好,不久就入了党,段部 在 南宫正式改编为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纵,) ,稍加整训,即从冀南开到豫北的滑县、汲县、蹼阳一带。这期间,南宫以东发生了友动会道门组织‘六离会”叛乱事件。汉好李噜庭操纵“六离会”,在张马村、小屯村附近袭击我路经该地的津浦支队,并杀害了支队政委王育民等24 人。为了打击、瓦解会道门组织,迅速平息叛乱,我们“青纵刀又奉命返回南宫,开到张马,甘狼家一带,与阳9 团、骑兵团一起,击溃了“六离会”纠集的1 万多人的进攻。经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会道门组织很快土崩瓦解了。
平息“六离会”叛乱事件以后,我们在南宫、威县、永年一带地区活动了几个月,并进行了短期整训。
为了把这支队伍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抗日武装,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 年7 月初,129 师政治委员邓小平来到冀南,住在威县附近,我去汇报改编段部情况,井请邓政委与段海洲见面。邓政委爽快地答应了。,第2 天,我和段海洲来到邓政委处已近中午,邓政委置办了一桌在当时来说是比较丰盛的午餐招待段梅洲。席间,邓政委赞赏了段率部接受我军改编是正义之举。饭后,邓政委又同段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勉励段不断进步。我们回到部队后,段海洲多次和我谈起邓政委的接见,说邓政委的谈话,使他很受教育,终生难忘。之后,我俩经常在一起交谈。我除不断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外,还常常给他讲一些井冈山朱德的扁担,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我师夜袭阳明堡飞机场和在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日军的故事。这些在八路军里人人皆知的故事,对段海洲来说却是那么陌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每次都听得人了神。记得有一次,我刚得到'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读过之后就送给段海洲学习。段海洲看后,赞不绝口,深为毛主席关于抗战3 个阶段的精辟分析所折服。我们在做好团结改造段海洲等上层人员工作的同时,还采取多种形式,对广大士兵进行政洽教育。部队整编期间,邓小乎、徐向前、宋任穷同志一直住在“青纵”。我们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驻地附近选了一块较大的场地,用木板搭了个台子,请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给“青纵”全体官兵作报告。“青纵”中那些原段部的官兵,见了这些著名的八路军高级领导人,格外激动,特别是听了首长们关于抗战形势和我军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作风纪律、游击战术等生动的报告,觉得很新鲜,受到了很大教育,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为改变“青纵”的成份、编制,加强领导力量和政治工作,在邓政委的领导下,我部与386 旅了771团及在河南安阳收编的游杂武装合并。为了争取段海洲,部队命名为“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下设3 个团,即原771 团为第1 团,原段海洲部为第2 团,从安阳收编的游杂武装为第3 团),段海洲仍任司令,我任政治委员,771 团的团长徐深吉同志任副司令,政治委员吴富善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整编后,我纵加强了党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军政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在党的领导下,我纵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并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8 月下旬,我纵与东进纵队、689 团、新1 团等部,在由平汉路西东进的688 团配合下进行了漳南战役。0 月10 日,我纵与689 团、新l 团攻占临漳以南的崔家桥、大韩集、豆公集,消灭伪军李台部及王白全残部共1300 余人。接着,我纵又与新l 团、688 、6 的团组成漳南兵团,继续南进,25 日攻占滑县城、道口镇。26 日,在汤阻西南歼灭伪军启全禄部,俘敌1 400 余人,经过近l 个月的作战,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以西,南北近百里地区的伪军和土匪。通过这些战斗,锻炼了部队敢打硬仗,教与敌人白刃格斗的顽强战斗作风,使部队由开始的打游击、打反动会道门的小型战斗发展到能同日伪军打大仗、恶仗。
漳南战役后,大约在11 月初,枣强县又发生了反动会道门“白吉会”叛乱事件。国民党孙良诚的游杂武装胡和道部,唆使“白吉会”数万人,勾结河北民军赵云祥部,将我枣强县政府、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刚刚收编的独立团围困在县城里,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反动口号。当时,冀南行署宋任穷主任派我纵与骑兵团去解决这一事件。“青纵”3 团由清河姜庄出发,经油坊、段芦头进至枣强县,我率骑兵团与冀南军区和行署的干部张策、荆介同志仲过赵云样部和“白吉会”的防线进了城。我们跟胡和道谈判时,首先向他申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然后提出撤走围城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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