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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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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改编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处惊不乱，在作战中很有大将风度，若不是在抗战初期回老家做“老乡”的统战工作，他决不会轻易放过教训日本人的机会的。
本来，这一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抗战以来，八路军各部特别是在具有“游击专家”之称的刘伯承指挥下的129 师，进行了一系列的伏击战、袭击战，使鬼子吃尽了苦头。成功的伏击战的例子很多。
但是伏击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却值得一提，因为它充分地表现了徐向前临机处置、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3月30日夜，徐、邓率师主力3个团冒着霏霏细雨、泥泞的道路、逼人的春寒东进到响堂铺，设好了伏击圈。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第二天凌晨6 点，在这个时间，本该是在伏击阵地的前方出现的日军，却从772团伏击阵地的后方出现了。
这个情况绝对是意料之外，它使伏击部队的上上下下都表现出一丝不安的气氛。
原来第772 团接到下属部队报告：后方马家峪、苏家蛟两地突然出现敌情。772团认为敌人发觉了伏击企图，这是派兵来迂回伏击部队侧背，截断退路的，于是772 团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陈赓，386 旅一面转报师前方指挥所，一面准备转移。
后路被截的消息报到师前方指挥所，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这次作战就下会是一场伏击战，而变成了一场防御战，同时八路军也由包围者的有利地位一变而为被包围的不利地位。
面对这一情况，徐向前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前，没有说话，略略思索了一会，他转身跟邓小平说：“我看先不忙撤退，进一步核实一下敌情再说。”徐向前的想法和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点了点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徐向前马上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待命，令第772 团派一个营进到马家峪监视敌人，并火速查明当面敌情，敌人兵力多大，有无后续部队？查明后立刻报来。”徐向前又让作战科长邓仕俊化装，赶往东阳关，了解关内日军的动态。
7 时多，第772 团的报告来了。说经查证，苏家蛟并未失守，前来进攻的敌人已被击迟，撤回东阳关去了，看来没有发现我军的伏击企图。马家峪方向的敌情属误传。马家峪至东阳关前的道路上没有日军开来，第：营正在马家峪一带警戒。
时间不长，邓仕俊也赶回来报告：通过内线得知，关内敌人没有出动迹象，汽车未集中，弹药未出库，也未见到翻译官到日军队部去。
这些情况使徐向前把心放了下来，对参谋下令：“通知各部按原计划行动。”对于当时的情况，陈赓在日记中写道：772 团派到苏家蛟担任警戒的一个步兵连，被汉奸向东阳关寇军告密。寇军当即出动二百亲人，由汉好率领，企图乘夜围我而歼灭之。该连警戒疏忽，竟被其包围而不知，发觉后，连长指导员各率一部殊途突围，仅损伤7 人，……苏家蛟被敌占领。
第二天早晨6时，陈赓又接到772 团报：东阳关之敌二百余进到马家峪。
又报：长宁东南高地有敌二十亲人向我马家峪前进，似为侦察部队。判断敌人似发觉我军企图，欲从我右翼侧击，并截断我后路。所以，陈赓决定：一边“电告向前，决转移主力回到庙上村、鸭儿山之线消灭此敌。”一边“电771 团即刻收回路南的两个连，各团即准备转移。”由此，就有了徐向前处乱不惊的一个小插曲。
应该说，这也是一次“战斗”，它是自己和自己打，是战胜自我的一场战斗。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徐向前经受住了考验，力取得响堂铺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第二天，4 月日，陈赓又在3月31日的日记后补记了一段：
苏家蛟的一个连，据该连长报告：敌人围着时，他们并未动摇，也未突围，而是坚决抵抗，把敌人击退，毙伤敌450人，苏家蛟始终保持在他们手里。昨日关于苏家蛟的记载，不是事实，是一个通讯员乱说的，该团不察，即以报告，几至酿成我决心的动摇。
“一个通讯员乱说的”的消息，险些酿成大错。
上午9时，战士们等待多时的时刻到了。
前一天才汇合到黎城的日军第14 师团辎重部队森本、山田两个汽车中队从东阳关开到了响堂铺。
日军的汽车开到碎石路上，不得不减慢速度，200 余辆汽车足足拉了10里长，“活像一条缓缓蠕动着的长蛇”。右翼的771 团将车队放过大约一半给772 团“吃”，留下一半自己“吃”，当771 团的第一声枪响后，激烈的战斗就此开始。
一时间，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响成一片，不时还有迫击炮弹划着一道道弧线飞向汽车，转眼间，日军的整个车队全部湮没在尘土之中。
毫无防备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手足无措，一部分日军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伴随着枪弹的爆炸声而一命呜呼。没死的则负隅顽抗，或躲在汽车后，或藏在公路边，向公路的两侧射击。
八路军战士则乘着汽车爆炸的硝烟，冲上了公路。有的端着刺刀，有的端着被日军称为“长剑”的矛子，嘴里喊着响亮的杀声冲向敌群。
在八赂军强大的攻势下，不到两个小时，公路上的日军大部被消灭，只有30多名日军攀上路南边的悬崖逃走了。
黎城和涉县的日军闻讯前往增援，在半路上被早已等待多时的772 团和769 团的阻援部队候个正着，不得不缩回老窝。
当天中午，已回到师后方指挥所的刘伯承看着徐向前、邓小平发来的电报激动不已：
黎城敌汽车共有30 辆，涉县敌汽车百余辆已被我截击，烧毁者约180 辆，约计缴获步枪300 支以上，轻机枪10 挺以上，迫击炮4 门，弹药甚多。我伤亡200 人左右，现正解决敌之增援队。请速动员至少400 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搬运胜利品及伤员。
这次战斗有一个值得记住的小插曲，但这是一个标志着八路军进步的小差错：在这次战斗中，步炮协同上出现了问题。由于战斗过程进展很快，第771团炮兵在开始向预定目标射击之后，没有及时前移阵地，因此误打了自己的步兵，造成20余人伤亡。说这一差错标志着进步，是因为它虽是一个差错，但它已标志着八路军从单一的步兵作战，简单的步炮协同发展到复杂的步炮协同，是属于前进中的夫误。这次战斗受到刘伯承的高度赞扬，他总结了5条经验：侦察判断正确；伏击地区良好；伏击布置妥当；出击突然，猛烈干脆；撤退敏捷严整。刘伯承在这次总结会上的最后一段话，对徐向前在指挥中的出色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风传在我后路上苏家蛟有敌人到来，但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因而未放弃这一胜利的战斗。”4月4日，129师举行了全师徘以上干部祝捷同乐会，情绪热烈，会上，宣传队跳舞演剧，颇受观众欢迎。
徐向前：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1938 年4 月，华北日军为摧毁我刚刚建立起来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调集3 万多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9 路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剿丹。我八路军第129 师、115 师344 旅、决死1 、3 纵队和各基干支队、地方武装，以及驻晋东南之友军，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半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彻底粉碑了日军的围攻，取得了歼敌4000 余人的重大胜利，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反九路围攻前的晋冀豫根据地
1 937 年11 月上旬，日军侵占太原之后，又继续南犯，华北大部地区相继沦入敌手。50万侵华日军中，在华北即达9 个师团又5 个旅团约30 万人。国民党在华北虽有兵力60 万之众，但由于执行消极抗战路线，迭失重地，华北局势十分严峻。
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华北战局作了精辟分析。他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结束，以我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已开始转人主要地位，日军不久即将移主力向山西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毛泽东同志井具体指出了日军向山西内地进攻的要点是：晋西北的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的五合、盂县、蔚县、广灵、灵丘，晋东南的昔阳、和顺，辽县、晋城，晋西南的离石、中阳、孝义、灵石，蒲县。毛择东同志还指出，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守以前，晋军不至于退出山西，国民党川军刘湘部亦有开入山西的可能。但是，不能指望国民党军队长期支持战争，必须以八路军为全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他要求八路军各部队发扬独立自主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多打小胜仗，以影响全国。依据这个分析，中央军委将八路军的3 个主力师部署在3 个战略支点上，1 15 师在吕梁地区，120 师在晋西北，12 叫币在晋东南，准备充分力量，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对付日军向内地的进攻。
从1937年底到1938 年4 月，我山西境内八路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对日军的作战和根据地的创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
我129 师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3 个多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抓紧根据地建设。那时，晋东南各县，差不多都有我党掌握的“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但各县、区、乡级政权还未得到根本改造。这些政权的头头脑脑，多属阎锡山的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有刁难、限制、破坏的，给我们的筹粮、筹款、扩大兵员、发动群众带来了许多困难。不解决政权问题，根据地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在那几个月里，我们组织了不少小分队，到各地去宜传群众，组织群众。很快，大部分县、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政权，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进展迅速。
二是建立军分区和各月氏区的游击支队，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指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也就是太行山地区。在这里，先是建立4 个军分区，继而由师参谋长倪志亮同志负责，组建晋冀豫军区。同时，我们派出约2 / 3 的兵力，一般以连为单位，配上营以上干部，分散到各县区，组织游击支队。较早建立起来的一批队伍有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汪乃贵支队，赵（基梅）涂（锡道）支队，谢（家庆）张（国清）支队。还有平定游击队，长凝游击队，祁县游击队，太谷游击队，榆社工人游击队，寿阳游击队等。游击队成员，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和学生，还包括一部分收编的国民党散兵。那时，晋东南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他们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骚扰百姓。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我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为此，我们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加入八路军。条件是打日本强盗，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则发给路费，开具证明，让他们走。这件事对我们非常有利，有的散兵编入游击队以后，经过政治训练，很快成了骨干。为了加强游击队建设，我们还办了1 所晋冀豫军政学校，重点培养游击队骨千。游击队的建设，一开始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抗战初期，我们主要是运用游击战法，打击与捎耗敌人。游击战，每战战果不大，但积小胜为大胜，具有战略意义。从193 了年底到反9 路围攻前，129 师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日战斗、神头岭战斗、反6 路围攻和响堂铺战斗的胜利，累计歼敌2500 人。响堂铺一次伏击战，就歼敌400 多，打掉敌人汽车180 辆。
四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国民党在山西境内的驻军除阎锡山的部队外，还有曾万钟的第3 军，李家枉的第47 军，武士敏的第169 师，米怀冰的第94 师，还有冯钦哉的第14 军团，骑兵第4 师，以及汤恩伯率领的第31 集团军。这些部队，数量是可观的。可是，蒋介石的政策不对头，虽拥有重兵，但消极避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做争取团结的工作，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象汤恩伯，他退到了榆社，不敢与日军接触，整天想着到黄河以南去。伯承、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同他交谈，劝他以大局为重，留在山西携手抗日。但没有留住，反9 路围攻之前，他就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我党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还利用统一战线关系，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我党与阎锡山合办的军政训练班、国民兵军宫教导团的基础上形成的，实际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薄一波同志是主要领导人。杨秀峰同志还以国民党河北民训处的名义，组成了冀西游击队。
抓紧政权建设、扩大抗日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展统一战线，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到反9 路围攻前，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几百万人发动起来了，游击队、白卫队、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工会、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巍巍的太行山上，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到处都是埋葬日军的坟墓。这就为反9 路围攻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反九路围攻开始的战场形势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我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搅得日军昼夜不得安宁。为解除我军对他的威胁，日军遂于l938 年4 月初，以其第108 师团为主力，纠集第J6 师团、20 师团、l 帕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计10 多个联队（其中8 个步兵联队，骑兵、炮兵、工兵、辅重各一至两个联队），由邯（郸）长（治）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正太路上的平定，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以及元氏、赞皇、昔阳、祁县等地，分9 路向晋东南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围攻，妄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速战速决，将我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日军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一方面疯狂地对根拐地人民进行烧杀抢掠，他们所到之处，烟火滚滚，尸横遍野。从缴获的文件中，我们已发现了敌人“4 月上旬有较大攻击”的企图。朱德。急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及时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各部队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制定了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方针，指示我们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在日军未进人我“利害变换线”以前，采用内线作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当打敌一路时，余路籍制之，当日军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时，则从敌间隙中转到外线作战，袭击敌之侧背，亦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并作了具体兵力部署。4 月6 日，我129 师在西井召开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讨论反围攻的具体作战方案。刘伯承师长认为，我们要先发制敌，与友军一起分头截击敌人，特别要抓紧平汉、正太、同浦诸线和白晋公路，先粉碎其新计划，推迟其围攻，再给以更大打击。当时决定，先在涉（县）武（安）间打敌一路。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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