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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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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崞浇颍际易ヌ荒娉そ希蛏虾＃履暇恢惫サ轿浜海詈蟊淮笊降苍诹怂拇ㄅ璧刂狻５阍谌站劾镏皇潜砻魉浅晒τ肴儆囊幻睹堆隆Ｔ诙岬愠晒螅站谙呱细冻隽撕艽蟮拇邸Ｇ也凰瞪轿魍粱实垩治降奶分荒鼙臼⊥ㄐ校胪馐√犯静煌ㄓ茫移肚盥浜蟮模蝗罩泄芏嗟胤搅范济挥校挥盟堤妨恕Ｈ站朔⒒拥愕淖饔茫枰拗贰⑻罚缘愦摺Ｎ诵纬傻阌氲愕牧担ハ嘀г托枰蘼贰⒅贰８杈薜脑蚴切蘼贰⒅分蟮幕ぢ贰＝煌ㄕ焦钩闪嘶钡泻罂拐降囊桓鲋餍伞�1940 年秋季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则是这个旋律中的高潮。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日军所预料的那样，攻占武汉后日军不仅没有征服中国，反而将自己陷入了泥淖之中，占点要用兵力，护线要用兵力，前线也需要兵力。捉襟见肘这个中国的成语用来形容日军这时的窘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在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后，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山区就成了一片“真空”地带。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真空”地带之广阔，为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斗争创造了如鱼得水的好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在“石拐会议”上向全师的干部传达了中央占领“真空”地带，在“真空”地带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29 师进入晋东南之后，又在线上做起了文章。11 月21 日，772 团2 个步乒连在芦家庄袭击了正在修桥的日军，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因动作秘密、迅速，作抵近的突然的火力袭击，毙敌百数十名，我伤亡20 余名。”这个动作一定让负责正大路沿线安全的日军第20 师团川岸文三郎恼怒不已。然而让川岸文三郎恼怒的事情还在发生。
11 月下旬，为配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八路围攻”作战，八路军第120 师与第129 师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了破袭。120 师破袭同蒲路，129 师破袭正太路。由于129 师与晋察冀根据地隔正太路相望，所以，129 师对正太路连续不断的破袭，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作战。在正太路遭到129 师袭击的是日军第20 师团。以后又接连不断在正太路沿线遭到打击的日军第20 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对129 师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报复。终于在12 月底，川岸文三郎沉不住气了。指挥日军20oo 余人对129 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129 师控面、袭线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消息，险些使129 师越过线去向打起来尚有些勉强的点发动进攻。1937 年11 月23 日晚，陈赓接到了刘伯承的电话。刘伯承在电话中向陈赓“透露”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指示：因苏联加仑将军强硬宣言，国际形势可能会突变，日军有向北总退却模样。24 日，129 师根据这个情况，针对进抵长凝镇的两连日军，作了带有攻势倾向的部署。原来准备到榆社、武乡之部队仍回石拐集结，772 团以一个连回道坪，侦察榆次及正大线敌情；386 旅副旅长陈再道指挥771 团向大谷与榆次积极动作，并侦察该两处情况。随后，陈赓又接到赖际发的报告：太谷、榆次之敌不断向北移动。日军要跑！陈赓的手又痒痒了。他准备第二天率772 团1 营到长凝镇附近进行侦察并相机动作。25 日，陈赓率领6 个连由石拐经沟口来到了位于上黄彩的赖际发处，并进一步证实“敌几日来确不断向北撤退”。夜袭长凝之敌的任务没交给性急的陈赓，而交给了769 团的1 连及新7 连。这次行动不是主力出战，而是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招法，就如同下围棋时试探一下对方的应手。26 日，主力仍然没动，隐蔽在下黄彩。27 日，虎将王近山带领两个连前进到了离长凝更近的高坪，准备伏击日军。王近山一露面，就意味着即将采取动作。同一天，陈赓又得到“间谍”报告：“榆次及其附近驻有日军约1 师团，似由太谷开来，约5000 人向北退，到处奸淫掳掠，抢粮食、牛羊，找‘花姑娘’。”日军的行为全是撤退前的征兆。129 师行动在即。但第二天，11 月28 日的早晨，陈赓一起床“即闻激烈机枪声，据报知系长凝之敌约200 人占山头，有向下黄彩进攻模样。”情况完全变了。原来准备进攻的772 团马上变为了守势。陈赓迅速组织了防御：以1 连侧击向下黄彩进攻之敌，以1 连占山头正面阻击日军。日军的进攻被阻止住了。29 日，直至陈赓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刘伯承的一个电报，才结束了这次越“线”到“点”的行动。来电中估计日军不是撤退，而是有转移主力先肃清后方（晋北及正太以南之八路军），巩固其交通线，建立伪组织的充分可能。陈赓根据情报，再看榆次之敌，“确无撤退模样”。实际情况是从11 月24 日起，日军以其刚由太原调驻石家庄的第5 师团、驻太原的第109 师团、驻平津的中国驻屯军旅团以及驻大同的第26 师同等各 一部，从多方向对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发动了8 路围攻。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多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除直接指挥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外，还命令120 师一部活动于大同至太原，129 师一部活动于石家庄至太原铁路沿线，对敌进行破袭战，以牵制敌人。
黄蜂与麻雀1937 年底的一天，129 师参谋长李达及几个参谋和刘伯承骑马外出。突然，刘伯承的马不安地嘶叫起来，同时，李达的马也受了惊，两匹自马惊跳不止，之后，又突然拼命向前奔跑。等几个参谋反应过来，打马去追时，刘伯承和李达在前方已勒马站定，原来是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怕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几个参谋听到刘伯承的话都围了过来。“它就好比是游击战。”刘伯承刚说完，又有一群黄蜂飞了过来，两匹白马闻声又战栗起来，惊恐地向前跑了几步，惟恐黄蜂再来进攻。一个并不奇怪的自然现象，在刘伯承眼里幻化成了一个战斗场面。他接着说：“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持了持马鬃，使它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黄蜂即使蜇不死马，也让它受不了。”李达补充道。几个参谋不住地点着头，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很多在刘伯承身边工作过的老战士都能说出一两个或更多的刘伯承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形象地比喻战争现象的故事。“黄蜂”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敌后抗战的广阔战场为八路军指战员提供了一个灵活打击敌人、发挥聪明才智的有利条件。当时还有一个和“黄蜂”一样充分体现了游击战本质的战法，叫“麻雀战”。顾名思义，在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战士就像麻雀一样，寻找日军的空隙，东打一下，西吃一口，频频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敌集结兵力，实施报复时，又找不到，抓不着，游击战士早已撤退。129 师进入太行后，敌以500 多步兵、一连骑兵，在范村附近向129 师驻地扑来。负责打击、袭扰日军的只有129 师771 团的1 连。1 连在10 余里宽的正面上，灵活而机动，这里打一下，那里抓一把，使进犯日军疲于应付，顾此失彼，极其狼狈。这一战，1 连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近百人，毁敌汽车一辆的重大战果。
771团和赵涂支队
宋任穷回忆：根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一二九师在昔阳县武家庄及和顺县石拐先后两次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传达党中央和毛泽 东主席关于建立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 体部署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各项工作任务。一面继续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一面 分兵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石拐会议后，师部移驻辽县（今左权县）。师的主 力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东侧、正太铁路南侧和平汉铁路石家庄至磁县段以西 地区展开。
当时，我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只有 3 个团。根据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我提了一个建议：把部队中副职抽出来，搭成团的架子，政治部的领导同志 分别带队，下去搞扩兵。同时也搞点枪、搞点钱。当时是个好机会，机不可 失。因为那时群众抗战热情极高，许多热血青年请缨杀敌，报国疆场。另一 方面，国民党军队纷纷溃败南撤，散兵游勇很多，散落的枪支也很多。搞钱 也不难，有利条件不少，可以同当时的政府一起筹款。因为，抗战开始后， 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为七个行政区，晋东南地区主要属于第三、第五行政区， 第三行政区主任是薄一波同志，第五行政区主任是戎子和同志。薄一波同志 还担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政治委 员，还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沁县中心区负责人。戎 子和同志是决死队第三纵队司令，牺盟会长治中心区负责人。此外，还有廖鲁言、周仲英、杨献珍、韩均、徐子荣等十多位同志在那里任政治委员。
师首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派我和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 志坚，分别率领从部队中抽调一些骨干组成的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沁县、 武乡、沁源、襄垣、安泽、屯留、长治、平顺、陵川、高平、晋城等地，配 合地方党开展工作，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和地方抗日民 主政权，扩大部队。
七七一团政治处副主任赵基梅率该团第三营两个连随我去晋东南扩兵。这支小部队很快发展成一二九师赵（基梅）涂（锡道）支队。
再战长生口
日军夺取太原后，日军大本营又于1938年1月8日，发出了山西南部作战命令。日军华北方面军于1 月10日命令第1 军：随着作战准备的完成，在平汉线方面的黄河左岸及山西省南部地区发动攻势作战。其作战部署是：首先以土肥原贤二之第14 师团、下元熊弥之第108 师团分别攻占河南新乡、山西长治两地，然后下元由北而南指向临汾，土肥原由东而西指向曲活，从侧后袭击临汾。以川岸文三郎之第29 师团沿同蒲路正面推进。山冈重原之第109 师团由清徐地区沿汾离公路西进离石，掩护第1 军的右侧日军上述战略行动的作战时间预计为2月11日至3月10日。
就在同一时期内，蒋介石也在考虑反攻太原的计划。当时中国方面的军事部署是：八路军的三个师正好处于日军山冈、川岸、下元三个师团的前进方向上。另外，国民党三个军布防在长治周围；阎锡山的部队位于吕梁山区；中央军卫立煌部位于临汾、运城地区。
这样的部署，正可一战。夺回太原，重筑以太原为中心的华北防御体系的作战计划在蒋介石心中日趋成熟。
2月上旬，国民党第2 战区受领了反攻太原的任务。
作战部署是：以第18 集团军为基干，配属国民党第3 、第14、第17、第47、第89、第99 及骑兵第4 师，组成东路军，由第2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8 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
在这一作战部署中，129师进入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伯承率领129师386 旅又来到了位于正太铁路附近的长生口。
长生口是386 旅首战告捷的地点。时隔4 个月，战士们又重返长生口，欢欣自豪之情，再创日军之志无不溢于言表。可是，沿途村庄断垣残壁，瓦砾成堆，景象大变。原来是连遭八路军沉重打击的日军，打不到八路军，就拿老百姓出气。他们每到一村，就像一群疯狗一样，枪杀群众，烧毁房屋，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饱受日军残害的群众见到386 旅又回来了，欣喜万分，奔走相告，说是打胜仗的部队又回来为他们报仇来了。战士们的心中都激起了满腔的仇恨，要让鬼子用鲜血和生命来偿还欠下的血债。
这一仗给很多老战士留下的印象是，它简直就是一次军事演刘伯承常说的一句话，在这次作战中使很多人理解得更深了。刘伯承在一次全师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是战术的创造者，我们要打击敌人的弱点，可是倘若敌人并没有弱点，即应怎么办呢？——给敌人制造弱点。”初听这句活，都懂；细一琢磨，不会用。如何给敌人制造弱点，恰恰是战争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
当时的战场形势是，长生口东边的井陉驻有大部敌军，西边旧关驻有200 多日军，倚仗坚固工事，凭险据守。井陉好打，但人多；旧关人少，但工事坚固，都是不好啃的骨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敌人制造弱点，是刘伯承的拿手好戏。刘伯承做了如下部署：用769 团的兵力佯攻旧关，对敌人实施包围，诱使井陉的日军出援，然后386 旅伏而歼之。只要井陉的日军一出据点，在行进中拉开距离，对于善于游击的八路军来讲，敌人的弱点就制造出来了。
关键是要将旧关的日军诱出来，这是整个部署成败的决定性一环。
心细如发的刘伯承命令769 团：在作战中什么都可以破坏，就是不能动旧关日军与外部联系的电话线，这根线是旧关日军的生命线，也是握在我们手中的“鱼饵”。
一切都在按照刘伯承的预想向前发展。
恰好就在与第一次长生口伏击战相隔4 个月后的1938 年2 月22 日，长生口第二次伏击战打响了。
首先，769 团一部袭入旧关，将日军碉堡包围。已经乱作一团的旧关日军能想起来的只有马上给井陉的日军打电话，请求增援。驻井陉的日军果然中计，迅速派出200 多人，分乘8 辆车，增援旧关。
按照刘伯承的部署，386 旅已经在地形十分险要的长生口设下了埋伏。
早晨6 点，从井陉增援旧关的日军进入了长生口伏击区内，埋伏在道路两侧的386 旅771 团和772 团突然向日军发起攻击。
经过5 个小时的激战，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 余人，俘敌1人，缴获步枪50 余支，炸毁汽车5 辆。剩下的3 辆汽车，载着少数残敌窜回井陉。
战斗结束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一时出发，到达红土岭时，东方尚未发白。拂晓前开始部署。4 时许，旧关发生激烈枪声，知769 团已到、开始袭击了。至6 时，尚未见敌援兵到来。正在焦急之际，忽然前面传来枪声，这时候真有说不出的痛快。敌人约200 余，一部乘车，一部步行。我军突然开火，敌先头第一部汽车即被我击坏。结果共缴获迫击炮2 门，重机枪2 挺，步枪数支，击毙敌人约百余，俘虏1 名，其西部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亦被我击毙。残敌仓皇溃退，直抵井陉城下。我未能将其全部消灭，实为憾事。
陈赓还反思了此次战斗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此次战斗，优点为迅速、坚决、突然。战斗性质是遭遇战，我先头部队刚到阵地，尚未部署，即与敌遭遇。我先敌占领要点，MG（注：机关枪）先敌开火，攻击迅速，完全合乎遭遇战要求。但此次战斗缺点亦多，1。包围部队动作犹豫；2。火力组织不好，无侧射人力的组织；3。暴露；4。参谋工作与后勤工作大差。战场救护运输组织不好，增加受伤者的痛苦，个别部队给养保证不良；对侦察工作——审讯俘虏，检阅文件不注意；通讯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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