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湖的水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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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叫你走……我是叫江萍……”　　

　　“哦，江萍真的来过……她来的时候你在睡觉……”　　　

　　“你说江萍也来过吗？”她惊讶地睁大眼睛。　　

　　“是的。”　　

　　“她来干什么？”　　

　　“看得出来，平时你们不怎么亲近，但是现在……”小落没有说完，就走去窗前，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飘摇的绿叶，阳光照着她带着泪痕的脸。岑佳悄悄凝视小落宽阔的背影，开始去想这个胖子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小落？真是一个怪名字！落什么呢？落泪吗？是的，她会落泪！同学这么久，从没有看见过她落泪，今天却为我落泪……”　　

　　她有兴趣去摸小落放在床边的书了。《拯救与逍遥》，作者刘小枫。她从未听说过这本书，即使从前悄悄在小落的书堆里走马观花时，也没有窥见过这个书名。此刻，她好奇地把它放在枕边想要翻看，目录中每一章的标题让她感到云里雾里，什么“天问与超验之问”，翻到第一章首页时，她见上面赫然印着卡夫卡的话：“我现在在这儿，除此一无所知，除此一无所能。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吹向死亡最底层的风行使。”小落在这些铅字旁边还写下了卡夫卡的另一些句子：“他感觉自己在这地球上被囚禁了，周围是这样挤。囚徒的悲伤、虚弱、疾病、胡思乱想在他身上爆发了，没有任何安慰可以安慰他，因为那只不过是安慰，面对粗暴的被囚事实而发的温柔的、令人头痛的安慰。”　　　

　　“什么胡思乱想的囚徒？是说我吗？我象一个囚徒……”在她翻书之间，一张薄纸片从书页里飘落出来。她好奇地捡起来，见上面是小落的字：　

　　“两年前，我们在风雨广场，讨论过威森塔尔的‘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那段日子，我常为沧桑历史中前人的悲剧命运和现实社会中同胞的黑暗经历而痛苦难受，那时我以为我的同情即使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却也能给予我某种精神境界——这个世界当是不能缺少精神境界的。可奥古斯丁却对这种贡献于精神境界的同情表示了置疑：‘人们欢喜的是眼泪和悲伤。但谁都要快乐，谁也不愿受苦，却愿意同情别人的痛苦；同情必然带来悲苦的情味。那么是否仅仅由于这一原因而甘愿伤心？’刘小枫也提，这样的同情难免是把他人的悲苦作为自己情感满足的媒介，也难免是出于深层的利己主义……基督精神中的同情应该像奥古斯丁所言，不以悲痛为安泰，一个人怀抱真挚的同情，那必然是宁愿没有怜悯别人不幸的机会。自从我得到上帝的救恩之后，我才慢慢明白，爱的同情不能凭空而生，也不能强制而来。同情由爱而生，同情与谦卑都由上帝之爱而来……可他们呢？‘伊凡’和余乔都还在恨我吗？他们也知道有上帝对罪人的救赎了吗？”　　　

　　这些字让岑佳疑惑了：什么威森塔尔、奥古斯丁、上帝，还有什么同情、爱、谦卑……为什么一些本来很浅显的词到了李小落那里和外国名字搅合到一起就变复杂了？还有“他们”——伊凡、余乔，又为什么要恨她？“余乔”这个名字，她感觉似曾听闻，但已经记不起昨天晚上在那条偏僻小路上跟随他的人了。　

　　

长者（1）
1　　　　　　

　　余乔一直心系与女孩在清水湖的约定。又走向清水湖时，他虽然很兴奋，但更多的却是紧张与心怯。草坪间有一条弯曲的小路，小路的尽头就是那湖边小坝。在很远处，他就看见那掩映于繁枝茂叶间的小坝上已有一个若隐若现的人影。起初他以为是女孩子先到了，但很快就发现那是一个男子。　　　　

　　“她还没有来！”他竟然庆幸自己暂时的“解脱”。到小坝上，他才有意观察了站在墓碑附近的男子。这个人看起来身形敦实。让他吃惊是他竟然感到与之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到底是谁。这个人看起来已经不年轻了，似乎早过了知天命之龄了。他诧异这冷清之地还会有这样身形富态红光满面的人。　　

　　“他也是C大人吗？可能是一个学者、教授之类的，大概在某个教室有过照面……”他有点大腹便便的样子，像个常打官腔之人。面对具有这种特征的人，他不禁有些反感。不过，很快他就嘲笑自己以貌取人了。对方似乎没有怎么注意到他。他也回过神来，想起和女孩子的“约定”。只是，当他正要远离这个人时，对方却对他出人意料的说话了，而且是对他说话。　　　　

　　“你是那位同学吧？……”看到余乔惊讶而一言不发的样子，对方又说：“年轻人，你还记得我吗？”他微笑着来拍余乔的肩膀。　　

　　这下子，余乔终于想起来了，这是半年前到C大来开过讲座的C市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乔震南。他清楚地记得那次他讲的是《知识分子的杂文情结》——一个曾让他满怀期待的题目。　　　　　

　　早在去听乔教授的讲座之前，他就已痴迷“知识分子精神”了。自从有了徐怀乐的启蒙，他读了更多中外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振聋发聩之言，他也变得渴慕知识分子群体的高贵情怀——他们孜孜以求的是社会之公平与正义。据说，法国作家左拉就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犹太人德雷福斯上尉被诬向犹太人出卖军事机密，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而真正的罪犯却被宣判无罪。面对这公然践踏社会良知的行为，左拉挺身而出，愤怒地发表了《我控诉》。战友们陪同他在军事法庭受审时，他坚定地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大报和这些报纸制造的这些恶毒舆论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　　　　　

　　他相信，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让良知成为自己一切言行准则的人。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徘徊在文人圈子之外的普通大学生，但成为知识分子已经是他所规划的“自我实现”的方式。成为知识分子，则少不了为正义立言的写作。他所熟悉的徐怀乐就是成功走在这条路上的先行者。　　　　

　　当他在图书馆宣传栏上看到乔教授关于知识分子讲座的宣传海报时，他就一直盼望讲座的到来。那天，他去第六教学楼的阶梯教室时，听众之位已是座无虚席了。他原本以为自己是早到，而且预料下面只会稀稀落落地坐几个人。他根本不以为C大有多少人关心知识分子问题，也不以为多少人关心什么杂文写作。他甚至还担心主讲人会因为听众太少而临时取消讲座。事实上的热度让他吃惊，也让他不解。　　　　

　　主持人介绍说乔震南教授是C市作协的中坚人物，已在多个地方报纸和文学刊物上发表了总计上百万的文字，下面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众人都向乔教授投去了崇敬与仰慕的眼光。这让他恍然悟出了场面如此火暴的原因：中文系教授，作家，这些身份的确眩目耀眼，C大是理工大学，并没有中文系。现在的人很多似乎都钟爱文学，中文系教授和作家应该是极受欢迎的。　　

　　“呵，文学！”在过道上的余乔在想：“文学之文到底又有多少是载道之文？不载道之文能激发人的良知和正义感吗？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文学爱好者，还有什么文学大家就比普通人更有高风亮节吗？当年各大学里迫　　　害人的狂热分子中就没有中文系的人吗？”　　　

　　他所深深敬重的鲁迅也曾说：“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出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一些所谓的文学家在那个年代出卖朋友、诬陷朋友、害其蒙冤受难的情况，他作为后辈人并没有亲见，可一些被某些“良知守护者”搜集出来的散见史料却让他长过见识。每当读到那些文字，他都要感叹某些与文字打交道的人竟能那样的恬不知耻！他想，某些文学家狭隘卑污的根源是他们只知“文”，不知“道”，尤其不知“人道”！狭隘的文学修养让他们自高自大，却并没有让他们认识到人世的根本真理——神圣的人道主义！　　　　　　　

　　那天，乔教授首先提到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对知识分子的宽泛定义：　　

　　“……按照他的定义，知识分子就包括大学的教授、研究院的人文专家、传媒的从业人员、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作家、自由撰搞人等等。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人不全都是知识分子。和文字打交道的人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他们的文字有强烈的批判倾向！知识分子表达批判思想的主要载体就是杂文……各位都知道的我国的现代思想家，杂文家鲁迅吧？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余乔觉得乔教授开讲不凡，他希望听到有关知识分子的人道关怀之类。但事实上，乔教授并不按他所期望的思路走。乔教授转向为自己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杂文集子做宣传。这让余乔感到这次讲座的目的可能就是做这方面的宣传。不过很快他就感觉峰回路转。乔教授又提自己的文　　　革研究，还附带着提到自己因为这个方面的研究而导致的与当代文化名人张文含的一些纠纷。　　

　　余乔知道张文含，而且在高中时就读过他的散文。那段时间，他为这位文化大师笔端所流露的深切文化关怀和深厚文化底蕴而叹服痴迷。他还发现自己身边有很多人都读张文含。可是，自大一他接触到徐怀乐的文字以来，他便对这位前辈名人不再有好感。　　　　　

　　关于这位文化名人张文含，徐怀乐也在一篇名叫《忘却——心虚丑状的门面》的文章里列举了一些史料。这些史料举证张文含在自己一贯的文化高调下掩藏着某些反文化的“污点历史”——在轰轰烈烈的文　　革年代，他为追随大潮而利用自己摇曳生花的笔杆子写下了一些扭曲真实世界的攻击性评论。对此，徐怀乐评论张文含是“心安地忘却了”，“潮流”过后，他竟然只记起自己是一个被时代耽误了青春年华的受害者，却不记得自己也是一个为刽子手磨刀的“帮凶”。如今的张文含却还能毫不脸红地在忆旧闲谈中轻描淡写地表示“苦难出于客观的、不可逆转的时代，个人无法改变历史潮流的涌向”。所以他多么“清白”、“无辜”，还有“无可挑剔的诚实”，当然也只是一个“纯洁的时代牺牲品而已”！可是“潮流”没有张文含这些人的推波助澜又怎么会成为真正的“潮流”呢？　

　　关于张文含，乔教授的说法是，他年轻时亲自在报刊上读到了青年张文含的激扬文字。那些文字就是张文含“主动向‘潮流’靠拢的铁证”。在针对性地批评张文含这一点上，乔教授和徐怀乐的立场是一致的，余乔为此而欣慰。　　　　

　　“……对于当年的文字，张文含是无法否认的！……”乔教授有些义正词严，“他也很清楚如果有人再把他当年的文字摆在公众面前，会对他如今的正面社会形象会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他对我这个拿放大镜在故纸堆里翻找他污点历史的人表示了‘高贵’的轻蔑。他还说如果我要执意和他过不去，他准备要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尊严了……”乔教授说张文含想用诽谤的名义起诉他。“呵，什么是诽谤？我没有捏造任何子虚乌有的事实！我的文章里所引用的材料都有真实可靠的出处……他把‘法律’两个字叫得叮当响，故意来混淆公众视听……我虽然不是他那样的社会名人，但我绝不会向这个看重虚名的虚伪文化人表示丝毫妥协！”　　　　　

　　自此，余乔当然站在乔教授的一方。可是很快他对教授的好感就被他接下来的言论给抹去了。　　　　　

　　乔教授在提到张文含之后便又愤激地提到青年思想者徐怀乐。乔教授表示，他自己所发表在某地方文学刊物上的一篇有关文　　革的文字遭到了青年学者徐怀乐的抄袭。　　

　　“……在《伤痛的历史，我们该不该忘却》一文里，徐怀乐和我一样，也对张文含表示了质疑，可是他的基本立论，还有一些主要论据，都是照搬我那篇《缺失记忆的考证》，有些段落甚至还有我原文表达的痕迹！让我想不到，这个自命清高的青年竟然矢口否认抄袭了我的研究成果，反倒理直气壮宣称，那些都是杂文创作中的‘正当引用’！　　　　　

　　“呵，好个‘正当引用’！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还大言不惭说什么‘正当引用’！……他所累计发表的文字也是上百万了，我不得不怀疑他这么多的文字到底有多少是含有真知灼见的原创！他口口声声表示自己追求正义和良知，没想到竟然拒不承认对我文章的抄袭！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简直没有起码的操守……这个世界很多道貌岸然的人竟然如此下作！……”　　

　　乔教授对徐怀乐的评价让余乔感到无法接受。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刚才还在高谈阔论知识分子精神的教授会如此评价一个看起来完全和他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后辈青年。他本以为，在这冷漠地对待历史苦难的堕落时代，关注社会正义与知识分子精神的思想者本来就寥寥，彼此之间都有一种相知相惜的亲近感，不会像庸众会因为一些私愤而彼此攻击。但是，他感觉乔教授对徐怀乐就是出于私意的“人身攻击”。　

　　难道徐怀乐真的在文章中引用了乔震南的文字而没有注明吗？他强烈地相信，徐怀乐故意抄袭乔教授的文字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事实完全可能是乔教授心胸狭隘，恶意揣测徐怀乐的动机，把徐怀乐一时的疏忽——如果真的存在这个疏忽的话——当成有意剽窃的预谋行为。他太熟悉徐怀乐的文字了，他强烈地相信那样的文字不可能出自一个不真诚伪良善的人之手。　　　　　

　　徐怀乐近年的每一本文集，他都小心收藏着。为了求证自己的“相信”，他当即走出教室。他跑回寝室翻找徐怀乐的文集。他要在众人面前还他所敬佩的徐怀乐一个公道清白。在他摆放整齐的书橱里，他很轻易找到了徐怀乐的杂文集《痛和泪》，其中便收录着被乔教授非议的文章。在文章某个段落末尾的括符里，他很轻松就找到了意料之中的“乔震南”几个字。发现真有这几个字之后，他就感到乔教授在公开场合说徐怀乐抄袭他的文字，那根本就是*裸的污蔑。他拿起这本杂文集匆匆赶往第六教学楼的阶梯教室。　　　　

　　他再回去时，乔教授似乎正在向听众诠释自己某些篇什富有“独创性”的精彩观点。余乔只在靠门边的位置静静地站着，等待着自由提问时段的到来。乔教授还说些什么，他完全听不进去了。他只痛惜地想：他仍在高谈什么知识分子精神，可为什么一切显得那么滑稽可笑？知识分子的心胸是他那样的吗？这样的人真正在乎的是关于生命权利的真理，还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乔教授的连篇之论结束之后，便是自由提问时间了，有很多人以激烈而夸张的手势争夺提问权，他站在门边这个不利的位置，被主持人注意到的几率几乎为零。眼看着乔教授就要宣布结束提问，他迫使自己径直从门边走向主持人，请求得到提问的机会。最后，他在众人的嘘声中接过了话筒，向乔教授提问。　　　　

　　“我想请问乔教授，‘抄袭’和‘引用’总有区别吧？一篇文章引用了你的段落，但又白纸黑字写上了你的名字，为什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