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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塔-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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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迈出代销点的门槛，我发现队长的儿子丁红兵手里拿着一元钱正向我们走来。我白狗发现人粪似的赶紧迎上去，瞅着他的钱追问：“你想买点什么？”丁红兵比我小两岁，还没开蒙。他挥舞着手中的一元钱说：“我还不知道要买什么。”我真恨不得把他一拳打倒，然后抢走那打灯笼也找不到的人民币。然而，天生胆小的我不敢贸然行事。我下意识的摸了摸口袋，从裤兜里掏出几颗小石头和一串螺蛳壳。我羞涩的把它们放回裤兜里，从上衣的口袋中抽出一支红色的永久牌钢笔，在他眼前晃了晃，说：“我有水笔！你想不想买？”丁红兵瞧着我的钢笔动了心。我拿定主意说：“你想要的话就把你那一块钱换了它。你看，我的笔多漂亮！很好写的！”二军也帮我诱导说：“你那一块钱不用是一张纸，用它买支笔最好了。你不是就要读书了吗？”丁红兵眨巴小眼，赌气似的说：“换了就换了！”我这也叫做诡计得逞？我一手递给他笔，一手接过他的人民币，说：“不许反悔哦！”我还不等丁红兵回神就拉着丁二军飞也似的跑了。
我的谎言立马就要变成真话；我的吹嘘即将成为现实；我的心情比孙悟空树起齐天大圣的旗帜还要兴奋！我们三步并做两步来到供销社的柜台前。我果断地买下了一根牙刷和一个米黄色的搪瓷口杯，服务员还找了我几粒水果糖。我给了二军两粒，一路哼哼着走回家。
到了家里，母亲问我哪来的钱买的。我说是捡到的钱买的。母亲将信将疑的看了我一眼，也没深入理会。我过了中午盼下午，过了下午盼天黑盼天亮。我希望一早起来就可以同二哥他们一样端着口杯站在门口潇潇洒洒的刷刷牙。吃了晚饭我就躺下了，父母他们还在拉家常。正当我辗转反侧难以入梦的时候，茶堂屋的门叶子“吱呀”一声开了。接着听到一个妇女说道：“启夙哥，我跟你说件事。”我被这妇女的声音惊得更加神志清醒睡意全无。丁红兵的母亲有些激动地说：“我今天上午出门时忘了锁柜子，下午收工后，发现里面少了一元钱。倘若是贼——”父亲气急败坏的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家里谁偷了你的钱了？！”队长夫人连忙解释：“不是，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父亲这才缓和下来，说：“好，好。”队长夫人说：“假如是外贼就会全部拿走，我断定是红兵死崽拿了。一审问，果然是他。他说用那一元钱买了你家晨船的钢笔。你看，这笔是你家的吗？”我听见父亲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说：“是呀，这笔是他二伯父从北京给我寄来的，很贵的。”父亲并没有动怒，给了队长夫人一块钱，打发她走了。我很担心父亲会对我大发雷霆大骂或者大打一顿。然而，父亲似乎已经与母亲和好如初，有说不完的甜言蜜语。我在无尽的恐惧中迷迷糊糊地睡到了天亮。
清早起来，父亲早已上工去了。母亲微笑着给我拿了牙膏，说：“刷白一点。”我说：“妈，您也要买一套。”母亲没有答话，她洗脸前先洗了一下牙齿。我兴奋的打了杯水蹲在门口摇头晃脑地刷牙。二姐见了，说：“妈，我明天也要买牙刷。”母亲说：“买就买吧。”我得意的刷着刷着，手就僵硬起来。我猛然看到自己吐出来的不是雪白的泡沫，而是带血的液体！我害怕地抽出牙刷，用清水漱了几口，牙龈却疼痛难忍。为此，我中断了数天。每天刷牙的习惯也不知是从哪天正式开始的了。
上课时，我一摸书包，发现那支被我出卖的钢笔又如海外华侨回归祖国。我皱巴巴的心绪也舒坦了许多。丁明诗问同学们：“你们长大了干什么？”我大言不惭地说：“我长大了当画家！”老师和同学惊诧的目光仿佛电影里碉堡顶上的探照灯，照得我睁不开眼，抬不起头。这么个小小的理想真不如那大大的谎言容易实现！我花了多年的课余时间去奋斗，画家这个头衔也没能像口杯和牙刷那样来得快活，来得简单。后来的人生经验告诉我：符合常理的谎言和欺骗是获得暂时成功和荣誉的终南捷径。
这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一日，爷爷与世长辞，享年86岁。那天夜里，我被大姐从睡梦中唤醒。她告诉我爷爷去世了。她背着我，二姐和三哥拿着葵花秆作的火炬照明。我们火急火燎地赶上奶奶的住处。爷爷已经平躺在大伯父和美玉奶奶共同的堂屋里的地板上。我发现爷爷的双脚用长帕子捆绑在一起。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十分害怕，不敢靠近爷爷的遗体。我想起爷爷生前常常抚摩我的脑袋，我的脸蛋，我的手心。而今，爷爷却如奶奶所说的老了，要带着他的牙齿去阎王爷那儿了——。母亲忽然喊我过去，说：“你摸摸爷爷的手就不会害怕了。他会保佑你一生平安。”我胆怯的靠近爷爷安息的躯体，缓慢地蹲下身子，身手触摸到爷爷冰凉的手指。我触电般的收回了手。
一会儿，有几个人抬来一口黑色的棺木，四平八稳地安放在堂屋的左侧。大伯父请求他们把爷爷装入棺木。村里专门为别人打理丧事的丁半怪在爷爷的脑袋两边夹了几块青瓦片。又用筷子撬开爷爷紧闭的牙关，放了些盐茶米。丁半怪还在我们全家人身上剪取了谷子大小的衣角，用小布袋装好让爷爷带去。爷爷入殓后，棺材盖子的一角还用一根筷子塞着。他吩咐母亲在爷爷的棺材前点了一盏长明灯就回家休息去了。
太阳升起之后，父亲去公社发电报，告诉北京的二伯父，希望他来老家送送他的亲父亲。同时，又给县城的小姑妈发了电报。
中午时分，大姑妈一家和小姑妈一家，以及大小姨妈她们都来了。大伯父和父亲在丁半怪的帮助下掀开了棺材盖子，所有来了的亲人都目睹了爷爷的遗容后，半怪才开始封棺闭殓。姑妈姨妈她们哭得肝肠寸断，弄得我的眼泪也跟着在眼眶里打转。此时，丁半怪和了些桐油石灰浆。他把这种密封棺材的原料放入棺材四周的槽子里。盖上棺材盖子后，丁半怪赤脚站在棺盖上跳跃了几下，心怕棺木盖得不严密。随后，他又用纸条将棺盖与棺身四周的缝隙封严。最后，还用两副棕绳把棺材扎紧。
农历八月二十四日，爷爷的灵柩就要出殡。北京的二伯父回电说：公务繁忙不便请假，丧事从简。爷爷的葬礼是极其简朴的。丁半怪站在神龛下面，爷爷的棺材后面喊了几声“天煞！地煞！——”，甩出三把盐茶米，爷爷的棺材便抬出了家门。一封鞭炮，棺材抬到了村子的北面的平地。帮忙的汉子匆匆忙忙在打击乐器的奏鸣声里扎好了杠子。
因为爷爷是阶级成分最高的，所以毫无追悼的意义。倘若爷爷这个地主老财也像贫下中农那样，举行盛大的追悼仪式，那一定是要犯阶级错误的。给爷爷开追悼会，就等于给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给剥削阶级唱赞美诗！
丁半怪的声音像他瘦削的身材。“天煞！”声起，第一把食盐、茶叶、大米甩出，爷爷的孝子贤孙们站立起来；“地煞！”声落，第二把食盐、茶叶、大米挥开了围观的人们；“……”声起，第三把食盐、茶叶、大米洒落后，爷爷的棺材才被徐徐地抬起。爷爷的棺材抬出了村口，抬上了郁郁葱葱的后山之中。我和表妹如鹃还不懂得亲人生离死别的哀伤之情，我们奔跑在人群的前头，发现许多人追随着爷爷的棺木逶迤而来。
爷爷就这样告别了喧嚣的人世，告别了亲人，投向了大地的怀抱，成了真正的永远的大地的主人！
第四章 1979年
1979年清明时节，村后的杜鹃花红透漫山遍野，仿佛朝霞跌落在绿树丛中。春天的蓬勃气象让人们心旷神怡。县城的小姑妈和小姑父带着表妹如鹃来到家乡扫墓。如鹃神采飞扬，异域天使般的大声嚷嚷：“这么多映山红啊！”我说：“什么映山红？这是豺狗花！”表妹说：“那是土名！书名叫映山红，也叫杜鹃花！”
我看见爷爷的坟墓被红艳艳的杜鹃花簇拥着，显得无比的鲜美。如鹃和我一起采了两把红杜鹃，虔诚地插在我爷爷，她外公的坟头。姑妈说：“鹃鹃给外公磕头。”父亲也说：“晨船给爷爷磕头。”我们一起跪在爷爷的坟前漫无目的的连磕了几个头。我们站起来后，发现他们大人都不下跪。也没敢问为什么。父亲给爷爷烧了一些黄黄的方形纸钱，小心地点燃了香烛。大伯父给爷爷奠酒三杯，收拾好祭品，放一挂两寸长的鞭炮。祭祖扫墓仪式完毕。我们默默地回家。姑妈她们第二天一大早就搭车回城了。
这一年，我还不明白中华大地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更不知道丁小平也是劳苦大众的大救星。
那天早上，我和二军，三军、丁西在我家前面的马路上讨论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天地间有无神灵鬼怪。开始，我们站在欢塘边打水漂。丁西力气大，打出的涟漪又多又远。二军、三军也打得毫不逊色。我的无法言说。
丁西指点着欢塘中的小岛说：“岛上那棵柏树到了半夜就会喷出很多火花。像星星一样的往天上冲。”我们半信半疑。追问他：“你亲眼看到过吗？”丁西说：“是我哥告诉我的。他说柏树已经成精了。三更半夜里冲上天！”
我注视着东面横亘南北的山峦。山梁与天相接，半山腰的红土坡上镶嵌着一行白色的大字“农业学大寨”。山麓的绿树丛中拥着一座小村庄。我大声对着远方嚷道：“我们到天上看树妖去！”对面的山梁发出与我一样的回音。旁边的丁西说：“蠢猪！谁上得去？”我说：“我们做一把长梯放在山顶就可以上去了。”二军说：“对！我们到那山顶上看看去。”丁西问：“看什么？”我说：“看要多长的梯子才能靠着天啊。”丁西说：“天上什么都没有，梯子怎么靠？”二军说：“有太阳呢！”三军说：“还有月亮和星星呢。”丁西说：“巴掌大的太阳怎么靠梯子？”我说：“万一不行就靠在山顶的树尖上，我们先上山看看再说。”
来到半山腰，我们正好穿过那个白色的“学”字。个个啧啧赞叹：“比我家的堂屋还大！”二军盛赞完了，解开裤子就朝着“学”字撒尿。我们三个也跟着他奋力射出一股闪闪的尿液。
到达山顶，我们都绝望了！登天无门！极目四望，重峦叠嶂，确实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远远的模模糊糊的山依然与天相连。向西回望故乡景象。我觉得真是一幅迷人的山水画。灰墙黑瓦的房屋掩映在桃红柳绿之中。村后青翠的松林随着山势绵延至村南的平地，绿荫匝地。那灰色的残塔矗立在松林的边缘，显得古老惨淡。它残缺的身躯倒映在欢塘里，仿佛垂暮之年的老妪顾影自怜。欢塘中的小岛上柏树，樟树，乌桕等青翠欲滴；欢塘周围，或垂柳、或枣树、或梨树疏落有致，别具情调。
我们四人疲乏地走下山来，依然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远。那天夜里。丁二军突然病倒了。过了几天，我们看到二军的母亲坐在大门口哭天喊地。二军已经因为心脏病暴发登天看柏树精去了。二军的悄然离世，令我怅然若失，迷惑不解。活蹦乱跳的伙伴怎能蹦着蹦着就无影无踪了呢？真是活见鬼！
这个学期，我获得第一名，领了张奖状。三哥也拿来一张第五名的奖状。我们把奖状贴在厢房的白色墙壁上。仿佛把喜悦贴在心坎上一样。父母也很高兴。更让父母开心的是党的政策越来越开明。
自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父亲的“地主”帽子给摘了。父亲忧郁了几十年的心情也开朗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摘了“地主”帽子就如同撬掉了头上的紧箍咒。
父亲写了一次上访信。果然党恩浩荡，上面很快就批复下来：鉴于丁贻谋原先房产没收，或坼建村礼堂，党和政府考虑其家人口众多，居住不便，特批准丁贻谋大儿子丁启凤、三儿子丁启夙另行选址造房。给兄弟二人每人一次性补给建房资金960元。
这已经打倒了三十年的地主，忽然之间跟又红又专的贫农兄弟一样翻身做了主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地主们终于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立锥之地。确实是任何一个幸存生命的地主们做梦也不敢想的历史事实！只可惜爷爷已经在别人的牛棚中逝世。他的命运像他的名字一样，真正成了“遗谋”。
父亲大喜过望，决心大显身手重振家业。他携带大哥晨星和二哥晨明南下舂陵江，购买木材，准备明年建造一栋六间一堂的红瓦房。房子的地基选在大队部的后面，也得到了公社的批准。父亲心里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慰。他说他这个地主是从大队部的坪里打倒的，他就要从这里站起来！
生产队搞完双抢，父亲便请了双娴奶奶的儿子富贵等人，造砖制瓦。这年，我还只有8岁，我只有玩泥巴的份。但这时的泥巴玩得已经有一定的科技含量。
比我大几岁的丁企冲在大队部门前的石桥上制造“红泥牌拖拉机”。他做的跟真的相差无几。我蹲在旁边专心偷艺，把制造拖拉机的全部工艺流程默记于心。等他的“红泥牌拖拉机开出厂门，我也跑跑颠颠去瓦泥场采泥办厂。拖拉机机头的零部件共有八件。我首先做了机头的底座，然后依次打造油箱、水箱、排气筒、进气筒和汽缸。把它们组装成一台完美的东方红一样的拖拉机头，需要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从没想到这是玩物丧志荒废学业。我一门心思只想到泥车造好后的喜悦。我把自己幻想成举世闻名的发明家。但我更加相信丁企冲会更早成为发明家。
有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村长丁思一声长哨过后吆喝道：“少年人去中耕；青年人去割草；壮年人去－－”丁西、丁企冲、八宝等等毛孩子闻讯个个欢声雀跃。我也赶紧进屋向母亲申请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母亲喜笑颜开地说：“你想去就去呗。”我高兴得仿佛饿了三年的跳蚤似的。眨眼的工夫我们就成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童子军。
一群娃娃兵列队在田埂上。记工员一一写下我们的名字，一个名字就是三分劳动工日。他交代完组长就去准备登记割草人员的工分。记工员斗大的字也认得二百五。可他偏偏就不会写“割田埂草”几个字。他也机灵，就用方言土语写，写成“杀人头毛，记三分工”。公社书记下队指导工作，发现这个问题，想纠正他的错误，结果却成了宣传他无知的笑话。记工员走后，组长一声令下，孩子们像一群“嘎嘎嘎”的母鸭下了稻田。我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不了解具体行情。我十分认真地清除田间的杂草。谁料我只抓了三五根杂草，同伴们就已远远的把我抛在最后面。我不明白他们是继承了哪一代农民伯伯的勤劳勇敢雷厉风行的劳动本色。我细心观察了一阵子，才发现他们的绝技——中耕中耕就是四脚狂奔！我心领神会，伸直前肢，手触水面，两腿迈开虎步勇往直前。整个上午，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稻田里横冲直闯，仿佛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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