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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级簿-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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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菲扎巴德是个特例吗？还是全已基斯但到处隐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为了搞清C型肝炎的分布范围，史蒂夫率领阿格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奔赴距卡拉奇20里处的村庄德尔穆汗默德（Dur Mohammed （Joih）调查。这个村跟千万个遍布巴基斯但的村庄一样普通，但自豪的是它有一个诊所，一个家庭计划生育中心，另外还有两个学校，一个公立，一个私立。学童们要学习英语、乌尔都语、信德语及惮路支语。当有人来访时，社区工作人员骄傲地展示各种小册于，以显示当地居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这个村庄没有完全被忽视，也没有忽视村民的教育。
离开诊所，史蒂夫开始入户访谈。如果村民曾在医院“打一针强壮身体”，史蒂夫就抽取血佯。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曾去过医院，有的还每周定期去，一些病人只发烧、背痛、痉挛或腹泻，根本下需要打一针，血样调查结果简直让人头晕：百分之八十二的病人曾到医院“打一针。”
当晚，我和乔正在看CNN新闻，电话铃响了。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阿米尔·贾汗（Aamir Javed Khan）从德尔穆汗默德村打来电话，电话里声音沮丧。
“我和沙普尔在一起”他说。沙普尔米尔扎（ShaperMirza）是实验室能干的技术员。“我们有麻烦了。”
“什么麻烦？”我问。
“沙普尔刚化验完采集的血样，百分之六十呈阳性。是不是有错误？”
百分之六十？令人无法相信。十个人里竟有六个被感染？我叫沙普尔听电话，想搞清是否操作上有错误。
“你充分清洗珠串了吗？控制全都准确吗？”
“是的，”她答道，“每份都做了控制，为了万无一失，我还额外检验了汗米尔的血，他的就呈阴性。”
“读数是多少？”我问。
“读数很高，每一个都很高。”她说。
我们满腹疑团地上了床。第二天我们决定重新检验。结果没有错，仍是百分之六十。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巴基斯坦小村庄里，随意抽样的病人绝大多数染上了C 型肝炎，而唯一可能的感染途径是开业医生，他们平均一个针头要注射三个患者，有的甚至次数更多，每次均未经消毒。这真是一个恶梦。
当我们拿其他传染病学者所做的类似调查进行比较后，发现德尔穆汗默德村和哈菲扎巴德市一阵不是什么特例，只要我们到各个公立医院病房转一圈，就会发现许多肝病患者都遭受着C型肝炎的痛苦折磨。我们对此已有所认识，现在终于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它和非洲的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的肆虐一样没什么区别。医生或是为造福病人，或是贪图钱财，在恶劣的条件下根本不考虑起码的卫生安全，滥用医疗器具，造成瘟疫传播。与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不同的是，C 型肝炎病毒会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静静地潜伏在病人身上达数年之久，然后致命地发作。然而我们访谈的医生极少知道他们重复使用针头的危害是多么严重。甚至有些医生不相信或不在乎这种可怕的后果。
因陋就简，这一基本路线仍然统治着这个贫困世界。
感染了的外科医生
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奎达（Quetta）的塞雷纳饭店（Serena Hotel）优雅的大厅内一张桌子前围坐聊天。我和莱斯利·霍维茨（Leslie Horvitz），还有两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杰米尔汗（JamiI Khan）和沙菲克·雷曼（Shafiz Rehman），乔因患流感，发高烧，在旅馆中自己房里躺着休息。杰米尔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达行医。奎达是巴基斯坦北方惮路支省的主要城市，临近阿富汗和伊朗边界。惮路支省主活贫困，人烟稀少，我们来此是为了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这两位外科医生很熟悉这种病，他们险些死于该病，是我帮助他们死里逃生的。
30多岁的杰米尔汗有着一张友善的圆脸和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用大陆特别的带韵律的英语平静而清晰地向我们讲述整个故事。
“那是去年12月5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间里，突然接到巴基斯坦电台附近一家医院打来的急诊电话，说一个病人严重腹痛并吐血，让我赶快过去。等我到了医院，检查了病人，不得不请来肠胃科的医生会诊，他说得照胃镜才能查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给病人照了胃镜。因为上午我们都忙于正常值班工作。晚上我在门诊坐班。他们通知我去给病人手术，因为他们诊断那病人是胃溃疡吐血。
“晚上11点，手术开始了。由于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们准备了五六个单位的血浆。沙菲克医生作我的手术助手。其他还有手术室工作人员。”
这时，沙菲克医生不安地在椅于上移动了一下身子。他比杰米尔汗年轻几岁，身材高大，英俊滞洒。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当我一打开他的肚皮，就发现腔内所有内脏都在渗血，尽管我采用了透热疗法等种种手段，还是无法止血。我们猜想病人也许服用了某种止痛药，严重腐蚀了胃壁，因为血不停地渗出，不可能是胃溃疡。”
我毫不吃惊，因为在塞拉利昂，在拉瓦尔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及中国都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最近在扎伊尔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医生因手术而被感染，也是出血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杰米尔汗所说的病人患的则不是埃波拉，尽管症状很像。他接着说道：“为了止血，我们不得不摘除他的胃。当我试着将胃取出时，不小心碰破了脆弱的脾脏，只好也将它摘除。它已经肿了，肝脏也肿了，呈暗红色，失去了正常肝脏的亮红光泽。整个手术花了两个半钟头，真是场艰难的战斗，沙菲克被沾满病人鲜血的针头扎破了手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终于在凌晨两点钟，我们把病人推回了病房，离开了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并能讲话，但血压仍很低。等我下午三点再去看他时，他的哥哥说他已经死了，年仅四十六七岁，锡比（Sibi）人。
“我仔细回想整个手术。有件事情提醒了我，当麻醉师把导管插入病人鼻腔时，鼻子开始出血，麻醉师无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当时他说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鼻于出血会止不住，而且还发烧。他也害怕了，认为病人出血不止一定有什么问题。此外，病人还发烧。”
听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一切都吻合了。这是一种流行于惮路支的严重的病毒出血热病，症状为高烧，出血不止，血压过低，肝脾肿大，吐血并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误诊为急性肠胃病，然后推进手术室，折腾得到处是血，到处是病毒。
这时，杰米尔汗转向沙菲克说：“术后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打电话告诉我他发高烧，头痛并已全身酸痛，让我过去看一下。见到他后，我开玩笑说，怎么了，是不是得了疟疾或类似疟疾的病？我陪了他两三个小时，他的几个亲戚也来探望他，而他则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泪。
他不时向我诉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说这不是发烧痛，而是死亡阵痛，我快死了。他很喜欢吃一种美味甜肉，说临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吃上一口，并让他兄弟去集市买一点。
说到这，两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个奎达医学院的医药教授来诊断，而我则回到医院工作。第二天，这个教授对我说沙菲克整夜发烧并全身疼痛，可能得了伤寒。他给他服了阿莫西亚。但紧接着沙菲克又开始下痢，只好打点滴补充水份。
我找到了给那位病人用内窥镜检查的医生，向他讲述了病人没有溃疡却出血不止的情况，我说和我一起手术的朋友病了。让人担心。于是他和我一起看望了沙菲克，他复诊以为是疟疾。
这时，我打断了他。
“你已将沙菲克的发病与那位病人联系在一起了吗？”
杰米尔汗摇摇头：“没有。我们根本设想到这一半点。”
我让他接着往下讲。但暗中奇怪。他们应该知道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因为已有两名巴基斯坦医生死于此病，而第二个医生曾是杰米尔汗的好友。
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就在沙菲克发病的第二天下午。我外出巡诊，突然感到身体发痛，回到诊所一量体温，华氏1O2度（摄氏39度）。当时两个病人已经预约了手术，于是我只好通知麻醉师只做一个，另一个晚上再说。”
做第一个手术时，我因发热而浑身颤抖，一做完手术，我就回家睡觉，并让我兄弟晚上叫醒我。但晚上我去诊所还是晚了，吃了点止痛药，感觉好些。我打电话叫来了一个同事，对他说自己对这个胆囊结肠造口手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他到达时，我正开始消毒，于是他在一旁作我的助手。但我实在无法忍受身体的巨痛。简直站立下稳，只好离开手术台让同事继续手术。躺在休息室里，我痛得直落泪，真的落泪了。
我问道：“那时你就设想到你和沙菲克患同样的病？”
“没有。尽管我们知道事情不对劲，但并没有多想。手术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已无力开车回家，于是打电话叫我兄弟接我回家。临走前，我请同事给我看了一下。他问我哪儿痛，我说背肌痛。他给我按摩了一下，安慰我说很快就会好的，回家休息一下吧。”
“第二天，病情仍没好转。我让同事抽血化验，发现我的血小板数目很低，沙菲克也一样。完了，我们一定是得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了。”
“我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比我高一年级，就是在奎达给病人作手术感染了这种疾病而死的。那是1987年的事，现在已是1994年，但我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当时我在卡拉奇工作，我的这位朋友死前三天才和奎达的一位女医生订婚。我也在做这次手术前三个月才订婚，我对沙菲克说相同的厄运轮到我头上了。”
“我朋友的故事后来上了报纸。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订婚前一天，跑来找我，说他发烧了，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诊了一次脉搏，确是如此。他说几天前在奎达给一个病人开刀。而这个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请我参加明天的订婚仪式。我去了。仪式上，我的朋友尽管看起来光彩照人，但仍在发烧。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医生给他开了处方（后来还刊登在报纸和医学新闻上。）不过是止痛片剂之类的药物，并送他去做调光胸透。胸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没人想到他已危在已夕。”
我边听边摇头。正确的临床诊断离不开病史查询。这样的悲剧在芝加哥、中东、巴基斯坦，和非洲大陆及其他地方不断上演。令人惊讶的是当地医药界居然对在伊斯兰堡感染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外科医生的遭遇一无所知。后来这一事例终于公布于世了。
杰米尔汗接着说：“第二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4月1号愚人节，我呆在家里准备参加4月4日的外科助学金考试。同事跑来告诉我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还以为是愚人节这同事跟我开玩笑。两天前他还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仍无法相信，直到来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经被下葬了，死于大出血，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杀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剧在我脑海中挥之下去。我意识到我和沙菲克都将死去。我向我的教授说了我们染上了克里米亚刚果热病。我们的血小板很低，且高烧不退。我告诉沙菲克明天转往阿格汗医院去，因为那里有血小板输血，而奎达没有。另外，那里可能有人对这种疾病有所了解。我回到家，跟父亲说明情况，他是一个退休了的副校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和沙菲克当晚仍住回医院，准备第二天一早转往卡拉奇。我打电话给阿格汗医脖的一位好友沙希德·琅维斯医生（Dr，ShPervez）请他为我们安排往院，以便我们到后能立即得到治疗。而不把时间耽误在急诊室里。他答应一定办到。”
“那天晚上很难熬。我和沙菲克担惊受怕难以入眠。我昏睡后突然惊醒，感到呼吸艰难。我让看护我的兄弟给我量血压。高压90，低压60。他立即冲出去找我的教授。凌晨四点钟，我的教授连同一位医生赶到了，给我打了点滴，我的血压才慢慢地回升。”
“第二大早晨，报纸登出了两位医生感染入院的消息，报纸就爱干这种事。结果从早晨7点开始，就有医护人员及朋友前来探视我们，络绎不绝足有五六百人。我和沙菲克白血球很低，接触这么多人难免传染什么，于是我们要了两个防护面罩戴上。
噢！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在呵格汗医院病房见到他们时都戴着面罩。我门不知道他们在奎达时有那么多人探视。现在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在阿格汗医院，除了医护人员，我们严格控制个让人出入病房。
杰米尔汗转向我说：“剩下的事情您就很清楚了。”但我仍让他讲下去。
“当天下午我们乘坐巴基斯坦国航的班机从奎达飞到卡拉奇，机场已有两三辆救护车等待在那里。一辆是沙希德医生要来的。沙希德医生与我的妹夫都来了，另一辆车是沙菲克医生的内兄要来的。他是邻队上的少将旅长。也来了解情况了。
“晚上7点、我门住进了医院。值班医生做了常规检查，顾问医生没有出现。”
“第二天早晨，顾问医生来了，我告诉他我们可能得了克里米业刚果出血热，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谁相信我们会得这种病呢？他说让我们做尿液培养，化验喉咙与血液。并怀疑我们感染某种细菌或病毒，但不严重。我再次找来沙希德医生，告诉他那个顾问医生不明就里，拜托他务必思想办法，否则我们定死无疑，于是他向克舍德教授（ProfessorKhurshi）谈了我们的情况。克舍德教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找到了费希尔一霍克医生。”
那一天的情景令我无法忘怀。当时我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写作，克舍德教授和沙希德医生冲了进来，向我讲述了杰米尔汗与沙菲克的情况。当我得知他们开刀的经过及过低的血小板时，我抱着头说：“那就是克里米亚刚果热！”
我赶到了病房。记录病史时，乔走了进来。我们都认识到病情是多么危急。因为他们持续高烧，血液状况不良，而且身上出现了紫色瘀斑，这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特征，根据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他们可能会死。
病房里挤满了闲杂人，他们绝不应呆在这里。我们连忙采取措施进行隔离，并让杰米尔汗的妹夫守住房门。除了医护人员，其他任何人不得入内。然后我们向人们解释隔离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因为这是全巴基斯坦最好的医院，如果因隔离措施不利出现差错，让报纸在头版刊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造成阿格汗医院数人死亡”的消息，会轰动一时，对医院来说将是可怕的灾难。
但人们对安全的必要不甚理解，或漠不在意实在可悲。你无法让前者遵守警告，而后者却闻风而去，拒绝照看病人。阿格汗的护士们表现出色，他们既不恐慌也不袖手旁观，而是遵循我们的指导。这一点甚至比医生强。有些医生什么也不听。
我和乔最忧虑的是我们见到这两个外科医生时。他们已病了四五天了。在南非行医的经验告诉我们，雷巴抗病毒素对这种病有疗效，但早期用药疗效最好。从杰米尔汗和沙菲克的情况看，静脉注射雷已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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