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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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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曾经产生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每一位读者思考和研究的。以史书为例，我们可以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中，看到它们都记述了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多民族活动的史实；从《史记》、《汉书》以下，历代统一皇朝的正史，是如何反映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面貌。我们还可以从《魏书》、《周书》、《辽史》、《金史》中，看到分裂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皇朝的历史，同样被庄严地列入正史；可以从《辽史》、《金史》、《元史》的记载中，看到《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汉文史书和经书，是如何受到重视而被译成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以广为流传、诵习的事实，等等。这表明，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对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历史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书，作为思想和伦理的集中反映，对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史·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金世宗的认识和做法，足以表明这种影响的深刻程度。字书，即所谓小学之书，主要是关于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专门著作。这门学问的延续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汉文化的扩散、传播，有非常巨大的作用。《隋书·经籍志》小学类著录《鲜卑语》字书多种，《宋史·艺文志》小学类著录《蕃汉语》一种，说明古代史家在文献著录上也并不仅限于汉语言文字的专书，同样反映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意识。《辽史》所附《国语解》和《金史》所附《金国语解》，也是这种历史意识的具体表现。
以上所举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本书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著作，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带有共同性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言在书中，意在书外吧。这100种书中，于1840年至1911年期间问世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但也约略反映了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强、寻求改革和革命之路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呐喊作用。
中国文化不是封闭的，至少可以说在绝大多数的世纪里不是封闭的。自汉唐以下，它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也不断向外扩散；这种扩散的积极后果之一，是推动了欧洲历史走向近代化的历程，这是已经有了定论的。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世界，不独是日本，也包括被黑格尔一再赞颂的欧洲沿海国家。本世纪初，当中西文化交流浪潮兴起之际，德国人利奇温于1923年出版了《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指出早在18世纪，中国文化已深深地影响着欧洲的年轻一代。他认为本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如何，这是欧洲史上东亚第二次在精神上与西方的接触”了。作者的历史观点固有不少可议之处，但他是一个切切实实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人。如果联系到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的兴起，我们或许会进一步加深对于我们本民族文化即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话，似已超出了本书主旨的范围，但确也是顺理成章，不得不写下来的。
瞿林东
1992年4月16日序
于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
一：《周易》
玄妙的阴阳八卦
讲阴阳八卦学说的《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有人说它是一部迷信的书，有人说从哲学思想来看，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还有人说，从史籍来看，它是我国最早的经典之一，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一部古代典籍。
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客观情况和规律性缺乏认识，因而产生宗教迷信。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时人们是根据神灵的启示来判断吉凶的，而传达神灵启示的手段是占卜。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占卜逐渐成为一门专业，从事这门专业的人叫做“卜人”或“筮者”。这些搬神弄鬼的卜人，把他们积累的经验编辑成书，以便翻检和传授。在夏朝时已有《连山》，在商朝时已有《归藏》，在周朝时已有《周易》。从这方面来说，《周易》是属于求神问卜的迷信书籍。
但是，在《周易》这部书中，它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上的天文历算的成就，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复杂现象，并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和说明。因此，《周易》不仅仅是一部宗教迷信书，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历算、地理、生物、伦理、道德、哲学、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它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如简单性原则、相似性原则、循环原则以及稳定与不稳定、无穷演化的思想等等）。
在哲学上，《周易》把人们在自然中经常接触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种物质，作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根本，其中又以天、地为最根本，其他六种是天地产生的。所以说，《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所谓八卦，即是象征构成物质世界的八种成分：天（乾A）、地（坤A）、雷（震A）、风（巽A）、水（坎A）、火（离A）、山（民A）、泽（兑A）。其本源是所谓“一”，由“一”的自身的变化而发展为“八”，天、地等八种东西相互矛盾相互排斥而产生宇宙万物。这就是说，由“一变”生“二”，“二变”生“三”，“三变”成“八”，“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发展为三百八十四爻。
用物质性的东西来说明万物生成，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它用变化来观察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反相成，并认为某一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过渡到“物极必反”的对立中去，这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于《周易》的辩证法，郭沫若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说：“《易》的出发点原是一种辩证观。”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中指出：“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八卦”哲学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它比神学进步，但是，它还穿着神学的外衣——藉占卜而表现。所以，一提起阴阳八卦，使人有玄妙神秘之感。
《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10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卦产生于何时？易传为何人所作？至今仍众说纷纭。《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据司马迁所说，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古今学者一般都认为八卦哲学为周人哲学是无可置疑。但是，对于《周易》的写作时代，仍然有不同看法。有西周初年说，也有西周末年说，甚至有战国初年说。
《易传》（又叫《十翼》，意思是《易传》十篇文字是“经”的羽翼）相传是孔子所作。后人有的认为，不可能是孔子一人所作，有的认为，是战国时代儒家后学所作。不论作者是谁，但在《易传》的作者看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序卦》），人直接地是自然的产物，所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应是统一的。《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这就是说，在大自然中，天（乾）、地（坤）与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泽（兑）诸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伦的社会关系中父母与自己子女之间的关系。《易传》在对客观世界的变化作出解释时，使用了“乾坤”、“阴阳”、“刚柔”等范畴和命题。《易传》和《系辞》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谓“穷”，就是事物发展到顶点，“变”就是由顶点向反面变化，“通”就是变为反面之后又开始新的发展，“久”就是说明有这些变化过程之后才能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发展了《易经》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到孔子时，《连山》和《归藏》均已亡佚，只剩下《周易》了。据说孔子晚年很喜欢研究《周易》，由于他多次翻阅竹简，把串连着书简的皮带子弄坏了三次（“韦编三绝”）。孔子自己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就是说，让我多活几年，如果50岁时就学习《周易》，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司马迁也说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还把《易》作为教授学生的内容，“孔子传《易》于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字子木，鲁人）是孔子的高材生之一。
在孔子看来，有一种本质不变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天（乾）一定在上，地（坤）一定在下，在上者必尊，在下者必卑。这种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思想，便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
《周易》把“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如履卦九二爻辞：有“履道坦坦，幽人贞吉。”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里所讲的“道”，就是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十翼”对于《周易》所提出的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可以说是理解得很深刻，发挥得很透彻的，超越了《周易》作者的水平。《系辞》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第十一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是说，“道”可以产生出阴和阳来。第二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说，由阳和阴自己配合和相互配合，就进一步产生出以乾象征天，以坤象征地等八种物体来。从而人事的是非得失，吉凶祸福，也都相伴随而发生，相伴随而发展，以至天地之间的一切无不具备。
《周易》提出了“道”，但没有展开对“道”的阐述，老子在《道德经》中加以阐明，并发挥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周易》和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谈辩证法的经典，至今仍有它的生命力。目前世界各国有不少人在谈《易》论《道》，还有人认为，《周易》开创了世界数理哲学的先河；有人认为它是开创世界数学史上二进位制的始祖。
可见，玄妙而神秘的《周易》，是中国以及世界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的宝藏，还有待于人们继续求索、挖掘，使它放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二：《管子》
“天道之数，人心之变”
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人刘向编写的，但史学界对《管子》一书中哪些是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的遗著，哪些是管仲学派的言论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绝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它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
关于《管子》版本，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宋代的杨忱本，再后的有明本。郭沫若搜集古本和近人的校注本，系统地写下了《管子集校》，计86篇（有的篇已亡佚），可供研究。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相齐时，“作内政而寄军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改革行政，编练军队，使齐国强盛起来，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管仲学派的哲学思想有两个基本范畴——天道与人情。
《管子》在谈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天道之数，人心之变”（《重令》）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重令》）天道与人情是《管子》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也是管仲学派政治思想的基本哲学原则，他们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
《管子》的哲学思想，还体现在“予之为取”的策略思想。
《牧民》篇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贯穿于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形势》篇中还谈到必须按天道办事的道理，它指出，只有掌握了天道、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成功。管仲学派还十分重视研究处理矛盾的方法，《管子》一书中提到了掌握时机是第一要素，在实践中必须避免主观主义，努力使已把握的条件向有利的方面转化，等等。
《管子》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突出在它的“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社会编制思想上，这一思想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创立霸业时首先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寓兵于农，把百姓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到战国时，管仲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这一思想，并结合当时齐国的具体情况，构思出一种具有特色的封建性的社会结构，它一方面利用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另方面又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由上而下的集权。这样，它既不同于儒家照搬成周宗法制的那种模式，又与法家的那种全是军队编制的社会结构区别开来。在《管子》一书的《立政》、《乘马》、《小匡》等篇中，都谈论过这种社会编制。
《管子》的政治思想还体现在它主张以“礼法并用的统治术”。管仲学派设想出一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统治方术，而把中央集权与宗法制有机结合起来的封建体制，这就是“礼法并用的统治术”。在《互辅》篇中，谈论了礼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大意义。在《牧民》篇中把礼义廉耻看成是“国之四维”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把维护国家统治的“四维”看成是四条绳索，其中一根绳索断了，国家就要倾斜。与此同时，管仲学派也极力强调法的作用。在《法禁》、《重令》、《任法》等篇中，都强调法的重要性。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上，执法的是臣下，遵守法令的是老百姓。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任法》）。意思是，君臣上下不分贵贱都要遵从法令。
管仲学派认为，礼与法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法是指国君掌握刑赏大权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礼则是指依赖于人们的宗法道德自觉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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