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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历史-第2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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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举旗团”。
此时桑家雷已29岁，学生身份已保持了8年，不论经济还是颜面，都不允许他继续等下去，无奈之下，已过拳手黄金年龄的他投身职业拳坛，在此后的11年职业生涯里，“老当益壮”的他共出赛49场，34胜（19次击倒对手）10负（4次被击倒）5平，对于一个年近30才“入行”的职业拳手而言，算是相当不错的纪录。
1999年1月23日，还有两个月另1天就满40“高龄”的桑家雷在法国北方省大散特市（Grande…Synthe）戏剧性地和法国拳手迪迪埃。杜阿勒以点数6：6握手言和，结束了自己虽不辉煌，也算优秀的拳击生涯。此时距悉尼奥运只剩1年多，自他从莫斯科铩羽而归至此，奥运已开过4届，马里只在96年亚特兰大奥运派出一名女子铁饼选手，其余全部“举旗”；非但如此，2000年、2004年，马里虽大举参赛，却再未派出一名拳手。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同样渴望优异成绩的马里奥委会和穆萨。桑家雷因为运气不济、磨合不佳、沟通不畅，结果双双耽误：被普遍认为极具拳手天赋的桑家雷因苦候奥运参赛机会而虚度黄金生涯，未能谱写更辉煌的篇章；以盛产大力士著称的马里不但丧失了一位可能为国家获得好成绩的拳手，而且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遗憾地远离了奥运拳击舞台。
………【学校和监管的责任不能让学生承担后果】………
国庆前夕，湖北省教育厅宣布新的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首次把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民办学院纳入资助范围。
对于众多湖北省的贫困学生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福音。长期以来，民办学院的学生不但在就业、升学等方面被有意无意打入另册，也同样是奖学金、助学金阳光所照射不到的死角，对于和公办大学学生同样付出大量金钱，同样旨在学习知识的民办院校学子而言，无疑很不公平，新办法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一现象，若能在更大范围推广，当会受到社会各界、尤其中低收入阶层的普遍欢迎。
但“办法”本身也仍存在不尽如人意、或值得商榷探讨之处，最突出的，就是其中规定，这些受助学生所在学校必须“办学行为规范”、“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全省平均水平以上”。
如果说允许民办学校学生获得奖学金、助学金旨在平等，那么这两条规定，却是在平等的规则中加了两条不平等的尾巴。
不但民办学校，任何学校都应“办学行为规范”，否则不是奖学金问题，而应是质疑其办学资质问题，但这个责任应该由学校和有关教育监管部门负责：学校有义务遵守规范，教书育人，而相关部门既然制定了“办学行为规范”，就有责任、有义务检查、督促各学校按照规范行事，有责任、有义务对不符合规范的学校进行整改，或令其达到规范要求，或在其一再达不到要求情况下依法取消其办学资格。无论结果如何，在学校求学的学子都是无辜的，如果他们真的不幸进入一所不符合“办学行为规范”，并因而得不到应有的奖学金、助学金资助，从而令其本人及其家庭增添不必要负担，那就太可悲了，因为“犯规”的是学校，而失察的是相关部门，结果却是最无辜、最弱势的贫困学子当了替罪羊。
许多国家都有各类官方、民间和商业性质的助学、奖学金机制，虽各有特点，但除了个别学校自行设立、或资助者特别指定的之外，共同的特点，就是这种助学、奖学金计划仅是设立者和学生之间的契约，所要求的是受助者（学生）本人达到规定标准，而学校则只要合法、符合开办和招生规定即可。即使这些学校中途被发现有问题，如果学生本身无问题，都会被安排转学，其奖学金、助学金也会在办理一些手续后照常发放，不受影响。如加拿大，近年来有英皇等多所私立学院被关闭，但其原有学生的助学、奖学金只要手续齐备、来源正当，基本未受影响。贫困学生能升学读书本已不易，不幸碰上学院有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此时此刻，他们之需要社会的扶助帮衬更甚于常人，如果“办法”却恰把他们屏于扶助保护伞之外，岂不是有些不近情理？
至于““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全省平均水平以上”就更不近情理了：“平均水平以下”的学院，倘使国家办的，是否也一样失去资助资格？若是，岂不意味着我们的助学、奖学金把整整一半学子抛弃在外？若不是，那么还有何平等可言？
和收入相比，中国家庭对子女上学费用负担之沉重，已到了让所有人不得不关注的地步，在此情形下，“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奖学、助学金发放，就更应力求公平、普及，让更多学子及其家庭受益，而不能因一时考虑不周，让追求公平的努力过程，又产生出新的不公平来。
………【还员工以领或不领加班费的权力】………
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国庆长假期间仍有众多加班者领不到加班工资或补贴，其中既有白领也有蓝领，既有民企也有国企，甚至外企也有不能免俗的。
按相关制度规定，7天长假的前三天，加班者需支付相当于本人日工资三倍的加班工资，且不得用补休代替，而后4天则必须给予补休。但事实上，许多企业连日常工资标准的加班费也不肯拿出，甚至不给不休也绝不罕见。
如果我们不仅把目光瞄准“长假”，而更多关注员工们的日常作息，就会发现双休日加班和平时晚下班等“变相加班”现象更加普遍，而且这种加班和变相加班往往分文不给，补休更是想也别想，也就是说，节日无偿加班现象蔓延的背后，是一些企业在平时即频繁迫使员工加班、变相加班这一普遍现象的突出表现。
和国外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在加拿大，《劳工标准法》、《联邦劳工法》等对加班有严格限制：一周工作时间不得高于44小时，如果超过则算加班，必须按小时付给150％的工资；一周内加班只要超过4小时，老板必须征求雇员及其公会的同意，且要报请政府的主管部门“雇佣标准局”备案；不论出于任何理由，都无权要求雇员加班超过每周16小时。
对于这项规定不论雇主还是主管部门都严格执行，主管部门会定期监控执行情况，并对违反规定者严惩不贷；雇员一旦被要求超过法定标准的加班，或无偿加班，就可通过公会或自行向主管部门要求核查、补偿，甚至直接向法庭起诉，只要证据确凿，几乎铁定胜诉，而违反加班规定的雇主将受到极其严厉、难以承受的处罚：今年6月5日，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一位34岁出纳达拉。弗莱斯科以银行拖欠加班费为由，代表银行员工将雇主高上法庭，如果胜诉，银行将不得不赔付6亿加元的巨额补偿。
不但加拿大，欧美各国都对加班加以严格限制，对无偿加班予以制止，甚至一些小国、穷国也不例外。笔者曾在西非穷国贝宁工作多年，当地劳动部门对加班就有严格限制，有一家中国公司雇佣了一名当地女佣，4年间拒绝给她带薪休假并多次让其无偿加班，结果女佣告上劳动仲裁法庭，该公司不得不乖乖掏出相当于四倍假期薪水的罚金。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对比国外，中国员工缺少了两项权力，即“领加班费权”——加班领取加班工资的权力——和“不领加班费权”——拒绝加班坚持休息的权力。
付出劳动，依法获得报酬，是劳动者的神圣权力，任何人不应侵犯；在法定工作时间外行使休息权，放松自己，与家人团聚，同样是劳动者神圣权力，同样不应受任何人侵犯，加班有偿，加班自愿，是天经地义的两**则。遗憾的是，中国有关劳动监察部门对“加班有偿”尚且难以给员工以有效保障，“加班自愿”更是连法规里都寻不到多少蛛丝马迹的规定。
由于人口众多，就业形势紧张，人才竞争激烈，使得中国员工在企业、老板面前出于弱势，你不加班有人加，你不干，旁边有很多人等着抢你的饭碗，在这种情形下，把争取“领加班费”和“不领加班费”权力的责任一味推给员工本身，单纯指望他们去和企业力争，去向有关方面举报，是不现实、不负责任，也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劳动者愈弱势，有关部门的政策力度和执法力度就应愈强势，只有有关部门加大立法、监察和执法力度，做到保障有章程，监察有定规，处罚有威慑力，让按章办事的企业不觉得吃亏，顶风犯事的企业得不偿失，长此以往，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加班有偿”、“加班自愿”的风气，才能真正还员工以领或不领加班费的权力。
………【加拿大当懒人不容易】………
加拿大自2002年以来失业率连续下降，据该国统计局九月初的数据，失业率一直维持在33年以来最低的6％左右水平，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国家，吃失业救济的“懒人”为数不多。
这是有原因的：由于制度的限制，在加拿大想当个懒人其实不容易。
在加拿大，失业保险已被更名为“就业保险”，要领到它，得符合许多条件。
首先，在最近的52周内须完成法定工作小时数（在BC省是每周15小时，安大略省是910小时，魁北克省是450小时），且已连续7个工作日未获得任何工作收入，才有资格申请就业保险金，这就意味着在某些国家常见的“毕业生懒汉”在加拿大基本绝迹。
其次，失业者必须从每周收入中被代扣一定数额的失业保险基金（在BC省是每周77加元），才有申请就业保险资格，这就意味着，如果您一直从事的是兼职、或领取现金的小时工等非正式工，一旦失业将得不到就业保险金。
第三，还得“有正当失业理由”，比如公司裁员、随眷搬家、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等，并须有有力的书面证明，这就意味着，如果您是主动辞职，或因过失被除名，将同样得不到就业保险金。
即使您符合上面一连串要求，能够得到保险金，也不能高枕无忧。首先，保险金一般只有失业前52周平均工资的55％，且每周不得超过413加元，这样的收入在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只够勉强糊口；其次，这笔钱也不是可以拿一辈子，最多45周，45周后您就得“断奶”，不但如此，每领20周就业保险，下次申请时保险金率就自动下浮1％，直到50％为止，这也就意味着就算您不计较粗茶淡饭，也最多能“懒”上一年不到。
不但如此，在“懒”期间，当地人力资源中心还会每两周给您寄上一堆表格，让您填写两周内收入、找工情况，并安排许多“就业帮助会见”，您必须如实填写，按时出席，否则会影响到您的就业保险金，这就意味着您再怎么懒，都得被逼着做点儿什么。
这种制度的好处不言而喻：鼓励就业，减少福利浪费，让“懒人”无从懒起。但负面作用也不少，由于保险金和失业前工作状况挂钩，势必造成原先职务越好、工资越高，所得到保险金也越高的状况，这就使得原本最需要帮助的贫困失业者反而只能得到很少、甚至完全得不到帮助，形成“帮富不帮穷”的怪相。
由于加拿大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传统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大幅度萎缩，而新增岗位多半是服务业、采矿业等，一些原本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士下岗后很难接受改行做简单工作的现实，由于有一定经济基础，又可领到较高就业保险，他们中不少人选择“懒”一段时间，不紧不慢地等待时机。这就造成加拿大“懒汉”虽不多，懒汉中专业人才却不少的有趣现象，这种现象虽是产业结构调整之必然，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切。格瓦拉是一个符号】………
10月9日是切。格瓦拉被枪杀40周年，在这位传奇革命家短暂的生命历程里，他的声名在另一个革命王国中国并不显赫，然而今天的中国，切的名字已为千万人所传扬。
今天的中国，在一些时尚的大都市，你不难看到切。格瓦拉：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景点造型，会随时出现在驻唱歌手的文化衫上、青年诗人的马克杯上，或者博客和BBS的题图、头像上。在今天的中国，切。格瓦拉已经是一个符号，看见那头像，许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一连串的概念：纯洁、执着、清廉，等等等等。
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格瓦拉推崇者中，也许不会有几个人去读一读卡斯特罗刚刚撰写的纪念长文，更不会有几个人对切的治国理念和游击战方略，以及他在扎伊尔期间巨大的内心变化感兴趣，因为那些太具体、太琐屑、太世俗、太不格瓦拉了。许多人推崇切，没错，但他们推崇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切，而不是活生生的那个切。
随着“红五月”、“反战”和“垮了的一代”，在西方，个性解放、反抗权威和秩序的思潮席卷了整个上世纪70年代，敢于反抗霸权、垄断、资本和权威，并具有不恋权势的清教徒特质和“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无畏品格的格瓦拉，便很快成为这一代充满叛逆和反权威思想、追求个性自由的西方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他屡屡以微薄薄力量挑战强大军事机器的行为，在这些青年眼中，更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气质。于是革命者切。格瓦拉首先在他们当中成为偶像、符号和英雄，他的头像被高举在反全球化示威的行列中，被印在反战标语和旗帜上，甚至环保主义者也会把切。格瓦拉当作自己的保护神，他的名字常常被摇滚乐手唱响，形象被印在从雪茄烟盒到T恤五花八门的物品上，庇佑着更多的人，切。格瓦拉很快成为全球性的符号，他象征着叛逆、自由、反威权、不逆来顺受，也许一些以切名义发起的行动其实恰是切所反对的，也许只有南美乡村和贫民窟里的穷人才真正懂得切所说、切所想的，但这并不重要：切。格瓦拉只是一个符号。
虽然中国的几本杂志很早就简略介绍过格瓦拉，但切在中国真正的大众化，却是随着摇滚乐队的载歌载舞和文化衫、随着MTV、电影和西方流行文化，作为一种时尚传入的，并迅速地本土化。如果说在西方，切的符号更多出现在街头，在中国，他却往往呆在卧室或音响室的天花板上，或个人电脑的壁纸上；如果说在西方，切更多是一种群体符号，在中国，他却被无数个人所尊奉，所收藏。
和西方的格瓦拉尊奉者多数来自劳工和边缘阶层不同，在中国，切往往是“精英”、白领、小知识分子等的话题，却通常不为普通劳动者所熟知（真正的切恰是前者的敌人，后者的朋友），他们津津乐道于切的廉洁，切的理想主义，他们对切在古巴银行行长任上吓跑贪官污吏的轶闻耳熟能详，对切的积极反美更赞不绝口，却未必敢领教切的清教徒生活，更难效仿其骑着摩托车遍访拉美民间疾苦的颠沛生涯。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仅因为切的造型很酷，或者别人也在谈论切而去关注，去追慕，却并不了解这位外貌英俊、出身中上阶层的阿根廷人为与穷人打成一片，在演讲时几乎永远使用最俚俗、最普通的大众语言。对大多数中国追慕者而言，切。格瓦拉只是一种时尚，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思想。
同样是符号，西方世界的切和中国的颇有不同，前者更具叛逆性而后者更接近完美的理想主义者，这和符号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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