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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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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科学研究与心理学”（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sychology）的文章，就很能说明问题。文中，福柯第一次论述了他的新方法，以这一说法概括了“体验”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联：“心理学的积极性来自人关于自身的消极体验。”　　　　
　　　　“只有从死亡出发才有可能建立生命科学，”福柯解释道。“同理，只有从无意识的视角出发，才有可能建立一种并非纯先验反省的意识心理学；只有从性变态的视角出发，才有可能建立一种不至于成为一种伦理学的爱情心理学；只有从愚笨的视角出发，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至少不会暗中诉诸认识理论的智识心理学；只有从睡眠、自动性和不自觉的视角出发，才有可能建立一种关于醒着的和有感觉的人的心理学，而且这种心理学将不只是一种纯现象学的描述。”　　　　
　　　　福柯还指出，从这样一些“消极”方面来探讨“心理学”的各种“积极”现象，意味着抛弃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意味着抛弃他自己先前的对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的希望。“科学不再是一种探索世界之谜的手段。”但“消极体验”的研究者还拥有另一些资源。毕竟，如福柯数年后所言，“对意义重大的主体提出质疑就是尝试一种实践”，这种实践将“以这一主体的真正的毁灭，以它的解体，以它彻底蜕变为某种‘别的’东西，而告结束”。　　　　
　　　　一些奇特的术语转换使福柯的作品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怪异气氛。他在1957年发表的这篇论文就运用这种术语转换的手法，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人们仍然可以去解释“世界之谜”和为人之谜（the　riddle　of　being　human），但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承担“recherches　de　sac　et　de　corde”——即带着口袋和绞索的探讨：“一种刽子手的探索。”　　　　
　　　　用这种方法探讨“消极体验”当然充满风险。人们不得不在恰到好处的时刻中止自己的堕落。福柯在论巴塔耶的文章中承认，“倘若哲学的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无休无止地重复着哲学家的苦痛”，于是就会“不可避免地浮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这就是“哲学家发疯的可能性”。　　　　
　　　　但是，人还是有可能在这种“堕落”中认识自己的“积极真实”的。而且就在1957年，福柯怀着一种末世学的兴奋心情（这将成为他的文体的又一特殊标志）接受了这种冒险。他已得出结论：“只有回到地狱去，心理学才能获救。”　　　　
　　　　尼采曾这样说过：“通向人们自己天堂的道路，总须穿过人们自己地狱里的肉欲。”　　　　
　　　　

第三章　袒露的心注释（1）

　　　　①莫里斯·班盖：“学习时代”（Les　années　dapprentissage），载《争鸣》，第41期，1986年9—10月，第130页。　　　　
　　　　②“真理·权力·自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Truth；　Power；　Self：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1982），载路德·H马丁等编：《自我的技术》（Amherst；　Mass。；　1988），第13页。“道德的回归”（Le　retour　de　morale）（谈话），载《新闻周报》，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7页；英译本，第250页。参见“真实的理性代价如何？”（Um　welchen　Preis　sagt　die　Vernuft　die　Wahrheit？），《探索》（Spuren），第1—2期，1983；英译，载PPC，第23页。　　　　
　　　　③FD（1961），第ⅳ—ⅴ页。　　　　
　　　　④尼采：“我们古典主义者”（We　Classicists），William　Arrowsmith英译，见《不合时代潮流的意见》［Unmodern　Observations，德文原文为Unzeitgemasse　Betrachtungen——我更喜欢《不合时宜的思考》（Untimely　Meditations）这一较熟悉的译法，这也是我在本书里采用的译法］，William　Arrowsmith编，（New　Haven；　1990），第338，340—341页（Ｉ，§55，§64）。参见尼采：《瞧，这个人！》，Walter　Kaufmann英译，（New　York；　1967），第270—275页（关于《悲剧的诞生》）。本书所谈及的尼采生活的细节，均出自罗纳德·海曼（Ronald　Hayman）：《尼采：批判的一生》（Nietzsche：　A　Critical　Life）（New　York；　1980）。　　　　
　　　　⑤尼采：《瞧，这个人！》，第281页（关于《不合时宜的思考》）。　　　　
　　　　⑥尼采：“教育者叔本华”，William　Arrowsmith英译，见《不合时宜的思考》，第192页（§4）。1990年3月25日，达尼埃尔·德费尔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允许我查看福柯读过的那本书。这里引用的，就是书中不多的几段下面划有杠杠、旁边标有记号的话之一。参见该书的法文版Considérations　intempestive　III—IV，Genevieve　Bianquis法译，（Paris；　1954），第81页。　　　　
　　　　⑦尼采：“教育者叔本华”，参见注释前文，第163页（§1）。　　　　
　　　　⑧同上注。　　　　
　　　　⑨尼采：《超善恶》（Beyond　Good　and　Evil），Walter　Kaufmann英译，（New　York；　1966），第26页（§19）。尼采：《权力意志》，Walter　Kaufmann和R。　J。　Hollingdale英译，（New　York；　1967），第298页（§552）。我在这里和别处对尼采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历山大·尼哈玛斯（Alexander　Nehamas）的《尼采：文学式的生活》（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Cambridge；　Mass。；1985），尤其是第170—199页。　　　　
　　　　⑩尼采：《权力意志》，第463页（§866）。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Walter　Kaufmann英译，见《尼采便览》（The　Portable　Nietzsche）（New　York；　1954），第129页（序诗，§5）。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51页（Ⅱ，§20）。参见尼采：《快乐的科学》，walter　Kaufmann译（New　York；　1974），第232—233页（§290）。　　　　
　　　　尼采：“教育者叔本华”，第165页（§1）。　　　　
　　　　参见瓦尔特·伯科特（Walter　Burkert）：《希腊宗教》（Greek　Religion），John　Raphan英译，（Cambridge；　Mass。；　1985），第179—181页。　　　　
　　　　关于毕达哥拉斯派的守护神崇拜，参见狄奥奇尼斯·利尔提乌斯（Digenes　Laertius）：《贤哲列传》（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R。　D。　Hicks英译，（Cambridge；　Mass。；　1925），VIII，第32页。关于赫拉克利特，参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中的有趣的讨论，见《海德格尔主要作品选》（New　York；　1977），第233—234页。关于苏格拉底，参见保罗·弗里特兰德（Paul　Friedlander）：《柏拉图引论》（Plato：　An　Introduction），Hans　Meyerhoff英译，（New　York；　1958），第32—58页；以及格里高利·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讽刺家和道德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Ithaca；　N。Y。；　1991），第280—288页。　　　　
　　　　牛津英文词典介绍了“demon”一词涵义的演化。好daimon的观念并未从基督教里完全消失，而只是转变成这样一个观念，即每个人都有一个监管自己的“守护天使”。　　　　
　　　　在尼采这最后一句话的上下文里，“genius”一词是按拉丁文的旧义来使用的，指的是个人命运的力量：它实际上是古希腊daimon观念的翻版。参见Ｗilliam　Arrowsmith在他的译注里对这句译自“教育者叔本华”的话的评论，第163—164页（§1）。前面的一些尼采言论引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30页（III，§13），和《快乐的科学》第228页（§283）。尼采关于“genius”和“daimonic”的看法受歌德影响很深。关于歌德的观点，参见《真实与虚构》（Wahrheit　und　Dichtung），卷XX：“所有那些限定我们的东西似乎渗透在我称谓的守护神（the　Daimoniacal）中，与那些古代文明相同……它像是机缘，因为它不显示结果；它类似于神（Providence），因为它点出因果联系。”歌德对守护神的理解还含蓄地出现在他的舞台剧《浮士德》中。也可参见歌德的《与艾科曼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John　Oxenford英译，1984年，第202—203页：“诸如最高级的创造性（productiveness）这些事物，”歌德在此解释道，“人们必须将其视为意外的天赐，视为他必须满怀欣悦和感激去迎接、敬畏的神之赤子。它们类似于为所欲为的守护神（daemon）……”还可参见拉尔夫·瓦尔多·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有关“神魔研究”（Demonology）的演讲，收于《演讲集和自传纲要》（Lectures　and　Biographical　Sketches；　Boston；　1986），第9—32页。　　　　
　　　　“阿克吞的散文”（La　prose　dActeon），载《新法兰西评论》，第135期，1964年3月，第444、447页。英文版见“阿克顿散文”，克洛索夫斯基（Klossowski）的《双性魔鬼》（The　Baphomet），索菲·霍克斯（Sophie　Hawkes）、斯蒂芬·萨塔雷里（Stephen　Sartarelli）译（Colorado；　Hygiene；　1988），第xxi、xxiv—xxv页。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73—274页（§341）。福柯对守护神问题怀有终身的兴趣。1961年，在《疯癫与非理性》（Folie　et　deraison）的一个注脚里，他甚至表示将来要研究“守护神体验”及其在现代的“衰微”（参见FD，第39页注）。他从未将研究结果公之于众（如果有的话）。但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几堂课里，福柯又提起了哲学生活中守护神的作用问题（详见本书第11章）。在这些年里，他曾敦促求学心切的学生们去读弗朗索瓦·范登布鲁克（Francois　Vandenbroucke）的“守护神”（Demon）一文，载《精神性辞典》（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Paris；　1957）第3卷。参见《话语和真实：说真话的困惑》（Discourse　and　Truth：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Parrhesia），福柯1983年秋在柏克利的讨论班记录稿，尚未发表也未经福柯审阅，约瑟夫·皮尔森（Joseph　Pearson）编，（Evanston；　Ill。；　1985），第88页注。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73—274页（§341）。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64页（III，§1）。参见尼采：《超善恶》，第162页（§231）。　　　　
　　　　尼采：“教育者叔本华”，参见注释前文，第191页（§4）。　　　　
　　　　宾斯万格的言论引自宾斯万格：《在人间》（BeingintheWorld），Jacob　Needleman英译并写了前言，（New　York；　1963），第2、3页。关于“爱情”的重要性，参见宾斯万格：“爱伦·威斯特病例”（The　Case　of　Ellen　West），Werner　M。　Mendel等英译，见罗洛·梅伊（Rollo　May）等编：《存在》（Existence），（New　York；　1958），第268、293、312—313、313—314页。关于人物背景的情况，参见《在人间》和赫伯特·斯皮格尔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的《现象学运动历史导论》（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The　Hague；　1969）。　　　　
　　　　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Paris；　1989），第64页；英译，第44—45页。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　　　　
　　　　宾斯万格：“爱伦·威斯特病例”，参见注释前文，第243页。下述详情均出自宾斯万格的这一病例研究。见第238—267页。　　　　
　　　　同上书，第254、258、255页。（黑体字系宾斯万格所强调）　　　　
　　　　同上书，第256页。　　　　
　　　　同上注。　　　　
　　　　参见同上书，第262、267页。　　　　
　　　　同上书，第298页。　　　　
　　　　同上注。　　　　
　　　　

第三章　袒露的心注释（2）

　　　　MM，第66页；MM*，英译，第54—55页。RE，第94页英译，第62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65页；英译，第45页。艾里邦在他的书中，以及在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曾指出，要弄清楚福柯写那篇有关宾斯万格的文章和他的第一本书（即《精神病与个性》，也发表于1954年）时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大容易的。艾里邦的第六感觉告诉他，论宾斯万格的文章是先完成的。即使他是对的，我想仍有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语气表明，这篇文章是在写那本书的工作已经开始之后才构想和写作的。福柯自己从来不喜欢那本书。1962年，在该书要重印的时候，他曾试图做些补救工作，打算重写最后的几章，并将书名改为《精神病与心理学》。但最后他还是停止了该书在法国的印行，并试图阻止（没有成功）其英文版的出版。而对于那篇论宾斯万格的文章，他却是另眼相看的：当人们在他快去世的时候准备将它译成英文时，他没有表示反对。还有一个旁证：莫里斯·班盖在他关于福柯的回忆录里曾明确提到，福柯的兴趣焦点在1953年发生了“从条件反射向此在（dasein）分析、从巴甫洛夫（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中的关键人物）向宾斯万格”的“突然转变”。（对福柯青年时代关于巴甫洛夫的兴趣感到困惑的人们应该记得，1953年也是福柯退出共产党的年头，而这并非巧合）。参见班盖：“学习时代”，第127—128页。　　　　
　　　　RE，第126—127页；英译，第74—75页。关于福柯后来对“评注”规则的看法，参见NC，第8页；英译，第16—17页。　　　　
　　　　宾斯万格：“爱伦·威斯特病例”，参见注释前文，第323页。宾斯万格：“梦与存在”（Dream　and　Existence），见《在人间》，第247、244页。宾斯万格强调梦的实际可理解性，弗洛伊德强调本能和压抑的作用，而最近的研究更倾向于支持前一种看法，参阿兰·豪布森（J。　Allan　Hobson）：《做梦的大脑》（The　Dreaming　Rain）（New　York；　1988）。　　　　
　　　　RE，第28、40—41页；英译，第38、42—43页。　　　　
　　　　RE，第64页；英译，第51页。超现实主义是福柯工作背景中的一个恒在的因素，构成了福柯置身于其中的“épistémè”，通过莫里斯·布朗肖、乔治·巴塔耶、勒内·夏尔和安托南·阿尔托之类人物传达着影响；此外，安德烈·布勒东的作品也直接起到了这种作用。参见“这人在这两个词之间左右逢源”（Cétait　un　nageur　entre　deux　mots）（谈话），见《艺术闲暇》（Artsloisirs），第54期，1966年10月5日（特别是第9页），福柯在这里欢呼布勒东发现了“体验领域”——一个后来由巴塔耶和布朗肖探讨过的领域。　　　　
　　　　RE，第56、114页；英译，第48、69页。　　　　
　　　　RE，第101页；英译，第65页。　　　　
　　　　RE，第85、69、52页；英译，第59、53、47页。　　　　
　　　　RE，第64、54、69、66、70页；英译，第51、47、53、52、54页。尼采：《拂晓》（Daybreak），R。　J。　Hollingdale英译，（Cambridge；　England；　1982），第78页（§128）。　　　　
　　　　RE，第66页　［“坦露的心”（Le　coeur　mis　à　nu）］；英译，第52页。　　　　
　　　　波德莱尔：“我的坦露的心”（法文：Mon　coeur　mis　à　nu），Christopher　Isherwood英译，载《私人日记》（Intimate　Journals）（San　Francisco；　1983），第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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