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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九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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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了，对她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朱总也笑了，举着红豆沙说：“来，干杯！”
老晖
还是那条林荫道，浓雾一直没有散去，马的銮铃也越来越近。你勒住马的缰绳，马无奈地停下，低头打了一个响鼻，蹄子在地上一下一下地刨。
浓雾中渐渐出现一个马队，马上的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盔甲，铿锵作响。你闪到路边，你的马焦躁地叫了一声，在幽静的树林里传得很远。
马队上的人个个目不斜视，闹哄哄地从你身边过去。
你的马不耐烦地在路边转圈。你拉转马头，看着这个马队远去的方向怅然若失。
阿伟
我想，到一个新地方，最难的是找准自己的角色。一旦找准了你到底是谁，接下来要干什么这个问题就容易多了。
研讨会之后一般会有一系列的跟进工作。我和老海都变得忙碌起来，彼此之间的沟通也日益增多。老海开始常驻在这里，他把见客户穿的套装挂在办公室里，如消防员一般能在接了电话几分钟之内就穿戴整齐迅速出门。
我埋头在一堆资料和文档中不能自拔。旁边悠哉游哉的老魏经常怜悯地过来看看我说：“你们的活儿怎么这么难搞，这些东西怎么还要自己做呢？不是有代理商吗？”
我从资料堆中抬起头，凄惨地对他笑笑，然后继续。
相对于我和老海的紧张忙碌，阿伟和老魏这对搭档确实显得游刃有余。经常见他们俩神采飞扬地从外面回来，谈论一番饭桌上的趣事，打开电脑看看股票，然后又嘻嘻哈哈地出去了。
有一次阿伟跟我在会议室抽烟，聊到代理这个话题。阿伟说：“这个你可要去问老海，我还要向他请教呢。”
“不过，”他又诡异地一笑，“你知道这些代理怎么评价思科的销售吗？我昨天刚听到一个说法。”
第16节：思科九年（16）
“怎么说？”
“出门就打的，急了就找鸡。”
我哈哈大笑，说：“那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吗？”
阿伟很严肃地对我说：“谣言，完全是谣言！我们是很专业的。”
老洪
之后几天，为了一个短期培训，我出差来到区域总部。
很久不见老冯，觉得很亲切。他和我聊了一些最近的工作情况，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压力很大。
老冯笑了笑说：“压力肯定有。原来的工程师是老江，他很优秀。所以人家本来就会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再加上你面对的客户水平是很高的，不容易应对。”
“努力吧！”老冯像日本励志片里面的主角那样很鼓劲儿地说，就差把双手搭上我肩膀了。
我挺感动。
这次又见到了团队里面几个其他成员。其中一个是身材瘦削，戴眼镜的工程师老洪。
老洪的头很有意思，好像总是努力地向前伸着去发现什么事情。跟他聊天，你会发现自己原来讲的话是多么没有条理。任何事情，老洪在阐述的时候都能很清晰地给你归出一二三四五来。同时，他对很多领域的事情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而且最终他也一定能够把感兴趣的事情研究到可以说出一二三四五的地步。
这一点很让我佩服。
老杰克
来到老杰克身边的时候，他正在电脑上演奏。
说老杰克操作电脑是演奏，一点也不过分。他平常时候还好，一旦打开超级终端软件和某台路由器连上了，他体内的某部分细胞好像也在那一瞬间被激活：他敲打键盘的手指带着韵律、带着节奏，身体也随之晃动，嘴里还念念有词。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每行指令结束按回车键的时候，他的右手一定会在敲击结束后高高弹起，就像一个钢琴师结束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乐曲。这时老杰克的右手一般还会在空中停留一会儿，仿佛华丽的乐章余音缭绕。
看到我来了，老杰克暂停了演奏，大声地说：“哟，你来了，怎么样，没问题吧？”
被他的演奏震撼的我讪讪地说：“还行。”
老杰克笑了，说：“你的客户不太好对付吧。那帮客户是我碰到的这个区域的客户里比较厉害的。”
我说：“是啊，请多指教。”
老杰克很镇定地瞟了我一眼，说：“好说好说。”
Vincent
广东话是一种比较神的方言，里面残留了很多古汉语的发音，同时还兼有其言简意赅的神奇。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广州女孩子打电话给男朋友，一开始就简单的俩字儿：“点嘛？”——当然是广东发音，意思好像可以理解为还好吗，怎么啦，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是又怎么样，等等，其中含带的风情让人心旌荡漾。
每次到这里，找一个晚上和Vincent伉俪出去喝两杯是我们之间的保留节目了。一般打电话和Jessie约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会用广东话问一句：饮杯？
那时候我们去的比较多的是南方商城的一个装修成火车车厢样式的小酒吧，里面的泡沫绿茶味道不错。Vincent通常点啤酒，Jessie感兴趣的是一些精致的甜品饮料。
看着我面露疲态，Jessie含着饮料管说：“怎么啦，不好玩？”
我说：“好不容易挤上一班地铁，发现里面人挺挤，而且都挺壮，我又离危险的门口太近。”
Vincent想了一会儿说：“没事儿！第一，坚信你有权利上车；第二，往里挤；第三，谁对你露出不耐烦的眼神都别管；第四，等你做到前三条，下一站或者就有人下车了，搞不好还就是那些刚才对你不耐烦的人。”
“或者又有更新的人进来把你往里挤了。”Jessie笑着补充。
Vincent一直有很强悍的神经，那种不怵任何所谓权威或者领导的心理状态一直深为我景仰。作为清华的毕业生，他曾经很轻描淡写地跟我谈过几个后来社会上大红大紫的人物：“×××，哦，那时候老看见他逃课坐在宿舍门口晒太阳……”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谈到一些将来的打算。那时的Vincent已经不满于外企的朝九晚五准备出来单干了。
第17节：思科九年（17）
小马
像是死机之后重启，我回到家后清早起来的时候又能注意到窗外的鸟叫了。
办公室里的人越来越多，除了老海和阿伟之外，又多了一个销售，名叫小马。
那时的小马长得白皙干净，经常身穿全套的西装。拿起电话第一句经常会是：“喂，您好，我是美国思科公司香港分公司中国办事处的客户经理……对对对，思想的思，科学的科，呃，不，不是抠门的抠，是科学的科……”
我经常旁听他在电话里介绍公司的背景包括股票市值和员工数量以及年销售额，等等，但每次数字都不太一样，弄得我也对这些数字糊涂起来。等到日后我也在干同样事情的时候才发现，把这些数字每次都说得一模一样确实是件挺难的事情。
小马很敬业，经常看他趴在办公桌上打电话。办公室里几个销售打电话的习惯各不相同：老海喜欢以一个最舒适的姿态缩在椅子里小声嘤咛；阿伟很豪放，经常说得兴奋不已边哈哈大笑边点燃一根烟，后来说到更兴奋处又把烟灰点到自己刚泡好的茶里；小马则喜欢趴在办公桌上长篇大论地跟人沟通。
虽说他们姿势各不相同，但有一个习惯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打电话过程中说到某个环节会立刻起身如内急难耐一般走进会议室，然后关上门继续。
这一点给当时的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从小，我就因为变态的好奇心被好友喻为喜欢在孔雀开屏的时候跑到孔雀背后去看的那个人，现在更是心痒难耐：这些家伙在里面说些什么呢？
老海
经历了第一次的疼痛之后，我的工作渐渐开始变得顺畅起来，和客户的交流越来越多，和老海的沟通也变得无日不在，尽管有时这种沟通并不那么愉快。
我琢磨过老海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另类。除了在客户面前，他经常表现得漫不经心和魂不守舍。大家在热烈谈论一个话题的时候他茫然地置身事外，等到大家话题已经转移了许久之后他却突然很兴奋地说起刚才的事情。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的通信协议有问题，不太容易沟通。
后来我通过对其他销售的观察，发现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个问题，就好像是脑袋里的大部分缓存空间被别的什么东西占用了。
他们每天在想些什么呢？
一天，我正在做事，老海穿着一身运动装走了进来，对我说：“兄弟，走，去看车去。”
前几天和他就摩托车这个话题聊过几句，他喜欢摩托车。
我带他来到一个摩托车大市场，他刚开始还兴高采烈地跟我边看边评论，然后又开始走神了，一个人默默地跟在我后面走。
后来他找了一辆要试试。发动机猛地被扭响的时候，他的眼神好像回来了，他俯下身子，两脚一蹬，窜了出去。
我当时还真有点担心，他还能神志清醒地回来吗？
老海
由于这段时间常驻在这里，因此有时候老海就在会议室参加周一的例会。
从会议室出来的老海，有时精神抖擞兴高采烈，一出来就在办公室里乱转找人聊天；有的时候垂头丧气一声不吭，坐在他那个稍微嫌小的椅子里用胳膊肘撑着扶手，手指顶住太阳穴，发呆。
尽管有时跟他的沟通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看到他这样我还是会主动跟他聊聊。
“兄弟啊，还是你们做工程师的爽。”这是他和我聊天时亘古不变的主题，但他每次只说这么一句，从不说后面呼之欲出的那句“做我们销售压力太大啦……”
我说：“那你当初怎么不做工程师呢？”
老海看了我一会儿，笑了。
后来跟团队里面其他工程师通电话时侧面了解到，老海在加入思科前曾经在国营企业做到了很高的位置，老板对他的期望值也一度非常高。而这段时间的他销售数字非常不好，每周在例会上会承受相当大的来自老板的压力。
我有点明白我现在的压力来自哪里了。
我为自己处在这个食物链的最底层而感到有点悲哀。
老海
项目进展到一个阶段，我们开始作一些标书的前期准备了。
第18节：思科九年（18）
我手里拿了一些其他客户的标书作为参考，研究技术应答书变成我每日工作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技术应答书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件，客户方面提出对设备的具体技术需求，一条条地列在那里，要求厂商回答。
厂商怎么回答呢，在没看到第一份应答书之前我的脑子里还真没组织出具体的词句。说“我能”？“我一定能”？好像不太专业。
看了示范性的标书之后知道，原来是要说“满足”或者“支持”，有的还说“理解并支持”，我觉得这个有点蛇足，既然支持，那么肯定理解；难道还有谁会说“不理解并支持”的吗？
可你还真别说，日后我看到过回答“理解并不支持”的厂商，具体名字我忘了。不知道他是粗心打错了字还是想诚心质疑客户提出的技术需求。
喜欢和文字较劲，是我的一个大毛病。
有天晚上我和老海加班，我应老海的要求把格式修改了几遍的标书再一次打印出来。
老海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文字好像还是不对。”
我又看了一遍说：“没什么问题啊。”
他说：“还是觉得不好，再改一下。”
疲惫无比的我觉得他成功地触摸了我的底线：“我对我的这个标书负责。”我说。
之后我们争了起来，一度很僵。
办公室里只有那个质量不大好的日光灯镇流器在嗡嗡作响。
过了一会儿，他说：“走吧，兄弟，吃饭去。”
在那个已近打烊而几乎空无一人的蟹先生饭店里，我们聊了很多。我记得后来两人好像还喝了两杯，就像两个尽释前嫌的老朋友。
老樊
忘了是思科的哪个老板有过一句名言，说每天工作再累、心情再委屈，只要回家打开电脑看看思科的股价，就什么都有了。
当时思科的股价还在上升期，每天创新高变成一件大家很习惯的事情。因此，那时满世界到处开会在思科也变得顺理成章。
那年冬天在海南三亚开全国工程师大会。
思科开内部会议的传统是普通员工两人共享一个标准间，老板可以单间。每到这种时候，选择和谁同居变成一件挺微妙的事情：第一，选择范围有限。一般共享房间的都是团队里面的同事；第二，各自生活习惯未知。是否抽烟、睡觉时是否打呼噜、晚上是否磨牙等等平时彼此毫不相干的生活细节对于同居的那几个晚上却变得非常重要。
那次的会议我和老樊同住，当时工程师团队里也只有我们俩抽烟。
和老樊在房间里边抽烟边聊天是我一直以来的美好回忆。记得那时聊些各自的工作感受，接触的有趣人物，以及团队里面的人事琐事。老樊谈事情一直很含蓄，但我问问题也很执著，结果到最后老樊总能坏笑着默许我的推断。
我说：“没想到，就这么几个人也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老樊沧桑地说：“自古有人处便有纠葛，没什么奇怪的。”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你还好，地处偏远，够不着。”
我说：“两个人也有不少麻烦。”
老樊长叹一口气：“都差不多。咳，看在思科股票的分儿上吧。”
老江
亚龙湾的凯莱酒店有自己的专有沙滩。晚饭后我一个人到沙滩上走，海水一遍遍从脚上掠过，清凉而刺激。我到沙滩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椰青，躺到凉椅上用吸管慢慢地喝。
我给家人打了几个电话，海风渐渐地凉起来了。
回到房间，发现老樊不在。周围几个房间的同事也都不见踪影，打手机也没人接。日间好像听他们说附近有一个叫做兴隆的小镇，那里到了晚间会有精彩的表演。
想起这个，我顿时心痒难耐，深悔刚才不该独自跑到海滩去。
坐卧不安了一晚，老樊回来了。见我就问：“刚才你跑哪里去了，打你电话也一直忙音。”
我眼睛发绿地问他：“你们去兴隆啦？”
老樊的矜持表情又来了，他笑着说：“一般一般，没什么特别的。”
又说：“别急别急，还有第二场。”
第19节：思科九年（19）
过了一会儿，房间电话响起来了，老樊接起，连着说了五六个“嗯”。放下电话，老樊简短地说：“走！”
第二场是老江带队，大家打车来到三亚市区吃消夜。
凌晨两点的三亚大街上居然灯火通明，各色人等悠闲自在地晃来晃去。逡巡一番之后，我们找了一家店，各自挑选喜爱的食物，付费也是AA。我和老江率先结束，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
在凌晨两点的灯火通明的三亚街头，我和他的谈话好像是在梦中。
三带一
临登机前，给三带一发了短信，叫他到机场接我。
自从那次深夜邂逅，三带一成了我的“熟的”，每次出差都约他接送我去机场。他的出租车上贴着一张剪下来的报纸，刊登的是他拾金不昧将十万巨款还给失主的事情。
在从机场到家将近一个小时的路上，他在车上播放他钟爱的粗口碟，听到有趣处，我和他哈哈大笑。
这次他帮我刻了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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