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林漫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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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否存在，人类认识的限度。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无疑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科学理论支持哪里存在着一个什么高高在上的上帝，不论这个‘上帝’只是一个隐喻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全部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人有认识自己的需要和认识自然的需要，这和食欲性欲一样都是人的自然本能，和这些需要一样，人还有审美的需要和宗教的需要。宗教的需要和知识的需要并不矛盾，就像明知道自己逃不过死亡的命运，还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死去一样，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康德所做的，正是为这样一种出于人类心灵复杂性的需要留出的一块自耕地，并不是什么‘不可知论’。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到历史的流动的背景中去理解，之所以有这么一大堆人对康德抱有不满，说白了，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宗教的腐朽堕落使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厌烦情绪和反抗情绪，而我们当今中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我们正是缺少了这样一种向善的原动力作支撑，大概这就是王国维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吧，选择哪种哲学也是一种时代和自我的要求。”

　　老师微笑着点点头道：“很好。思路清晰，论据充分。还有同学要发言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重阳节
课后。

　　“今天你可真厉害呀”，大虫走上前来，拍拍小勉的肩膀道。

　　“哪里哪里。贻笑大方了。”

　　大虫鼻子一横：“好就是好，干嘛要谦虚？”

　　“下午到哪里去玩？”我赶紧转移话题，“东湖怎么样？”

　　“好哇好哇”，大虫跳起来，“老早就想去的，可一直都没有时间。”

　　“那就这么决定了，各位早点吃饭，中午休息一会儿，两点钟咱就出发。”

　　其实武汉东湖的面积是杭州西湖的好几倍，只是历代宣传得太少，名气自然也就没有西湖大了。

　　正值重阳佳节，古有登山望远之习俗，我们几个人却偏偏泛起舟来。

　　湖面上，秋风吹皱起一层涟漪。

　　“看了大概是好些年前的一个演讲视频”，宋博士道。

　　“什么演讲。”我问。

　　“浙大化学系的教授郑强”，宋博士说，“我非常赞同郑强教授关于中国教育摧残独立思考能力、男孩子小的时候不应该让女生管、社会心理的虚伪浮躁、向权势折腰，以及必须向日本人学习的观点。”

　　大虫道：“这个视频我也看过。就像郑教授说的，必须有一个包容的，可以听取各个方面不同声音的心态。遗憾的是，在整个讲演的过程中，我只听到了掌声，不要说嘘声，连一点点的质疑声都没有，郑教授的讲演仍然是一言堂。”

　　“我非常钦佩郑教授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也非常钦佩郑教授的学识和胆识。但是我完全无法苟同郑教授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出于自私的民族主义。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向日本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抗日’，我们暂且不谈这种观点有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学得了吗？郑教授就去学了，学了三年，虽然没有讨到日本老婆，还是获得了很高的学历，回来在大学任职，我完全不了解高分子化学这个领域，但我相信郑教授在这个领域一定是有所建树的，遗憾的是，连郑教授也坦言，在生物技术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水平仅相当于人家二十年前的水平。郑教授神通广大，四处奔走筹款，为浙大盖起了一座高分子化学实验楼，为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添砖加瓦，鞠躬尽瘁，很是令我感动。但是仅仅盖一座楼，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就确立了吗，恐怕还远远没有。郑教授不屑于跟从日本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桌吃饭，说我一堂堂的大学教授，怎么能跟几个调试机器的人同桌吃饭呢？下面立马热烈地鼓起了掌，我要说的是，郑教授有资格说这话，但在下面鼓掌的同学恐怕多半就没有这个资格鼓掌了。要让人家瞧得起我们，当然首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自信这一点当然没错，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实力，我们现在天天在讲建设创新型社会，没有用，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被教育成了一个残废。就拿我熟悉的文学研究这一块来说，做到守成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对前人的观点提出反驳的能力则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教材上明明是错的（把失传的古文尚书说成是今文尚书），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当然，这和平时的积累也有关。你说你学文科的，平时一本书不看，尽看些杂志报纸，再不然就是下棋打牌玩游戏，你学个啥？要从别人那里学东西，首先就要尊重别人的文化，尽一切可能努力去了解别人的文化，你说日本人极力地丑化中国，媒体极力的做负面报道，是因为我们强大了，他们害怕我们超过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日本人一定是非常尊敬像郑强教授这样的精英人士的，没有人是要想方设法把郑强教授培养成汉奸的，日本媒体所反映的那些负面问题，比如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是在歪曲事实呢？好了，日本姑娘看到这些报道，嫁到中国去就要天天吸毒气，害得我们郑强教授这样颇为自负的人在日本呆了三年都没有讨到老婆，很是委屈。”

　　大虫点头称是：“我们又何尝没有在极力妖魔化日本人呢？就算是侵华日军，也应该客观表现，可是我们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日本军人形象，不是剔着光头，蓄着小胡子凶巴巴的军官，就是呆、傻、痴的士兵，完全歪曲历史。看看人家是怎样表现我们军民抗日的？从服饰到手势，原原本本。中国人还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那种民族的自信与谦逊。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去抵制日货了。”

　　“青年人应当像远离毒品和中国足球一样远离政治。”

　　“哈利真是一语惊人呀！”

　　我接着道：“政治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今天我把你的国旗烧了，明天你把我的国旗放在脚下踩，为的是豆大的一点事，一旦上瘾便成为一种政治狂热症，职业示威者。早在唐代，一个中国诗人（记得是李商隐）就将各国之间的争端形容为在蜗牛角上进行争夺。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愤青。即使要愤也应该愤得有水平，有涵养才对嘛，要像我这样愤得骂人都不带脏字的：国际象棋设计得比较有人情味，只有一个王是绝对不行的，非要两口子都到齐才可以开打，国际象棋的兵可以‘升变’，只要你走到底，就给你一个变车变马的机会，中国象棋则没有，兵永远都是兵，永远只有当炮灰的份，中国象棋的招特别阴，还可以允许什么‘别马腿’、‘堵象眼’，国际象棋杀到最后王的行进路线都被堵死，又没有被将军，就可以判和，中国象棋即使杀到只剩光杆司令和几个兵还照样可以把对方将死，围棋里三劫循环无胜负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国际象棋允许王车易位一次，带逃跑的，中国象棋没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从来就不是中国人固有的精神，所以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不等于说不需要信仰，只是中国人在物质方面的需要从来都比精神方面的需要多得多。在西方，有一个自然法权，世俗的宪法是可以作修改的，但是自然法权的神圣性是不可以受到任何挑战、任何怀疑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必须是以自由意志、自由选择为前提的结果，是以人的自然感情为基础的。但是言论自由不包括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侮辱和漫骂。网上不是有一首歌，说什么‘日本人说自己是人全世界的猪都笑了’（所谓‘万恶的日本人’这个句子有一个逻辑错误，这是一个全称判断，而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万恶的六十多年前参加侵略战争的一些日本人’，从那一次对世界各国印象的调查排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永远是以当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来看待人的，人们不会永远停留在对过去的考察里），其实猪和人并没有什么分别，人可以变成猪，猪也同样可以变成人，看看《动物庄园》就知道了，麦哲是一个先知者，带有点列宁那么个意思，也就是代表了理想主义，他（我说过了猪和人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会说话有思想的猪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童话或者寓言）的后继者们很快就实践了他的理想。斯诺鲍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并且他还有一副科学头脑，连用于发电的风车都能给设计出来，可惜他缺乏政治头脑，勇有余而智不足，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带头推翻人类统治，把庄主琼斯赶走，到头来自己却被拿破伦养的几条狗给‘终身放逐’，此后斯诺鲍再也没有正式出场过，他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符号而被用作仇恨目的。拿破伦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具有绝对的权威与号召力，可以让他的子民们毫无怨言地一次又一次地兴建风车，最后他终于带领猪类两腿直立行走，从而迈出由猪向人‘进化’的关键性一步，他的顺民们（带头的是羊）高呼：‘四条腿好！两条腿也好！’（原先的口号，也是动物庄园‘七戒’中的第一条是‘凡靠两条腿直立行走的皆为仇敌’）。鲍克瑟是一个西绪福斯式的悲剧性人物，为修建风车倾其一生，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退休以后能够拿到养老津贴，把字母表上剩下的24个字母学会，可是他没能得到这个机会，累倒以后被拿破伦直接送到了屠马厂。还有几个有性格的人物（是的，人物！），本杰明从不参与###，倒也保存了性命，活得很长，克拉弗是个老实的文盲，也得了善终，还有庄园原来主人的宠物乌鸦摩西，从始至终向大家灌输‘天堂’的理念，拿破伦倒也没把它怎么样，因为迷信与拿破伦并不冲突。几代以后，人们，也就是动物们渐渐将当初革命的事给忘了，麦哲象征性的头骨也被重新埋掉了，当年起义胜利后唱的歌也被拿破伦禁止了，理想被磨灭了，风车倒是建起来许多座，可是风车的用途与斯诺鲍当初给大家的憧憬并不一致，唯一的胜利者是拿破伦，他终于在形象上也变成了人。青年人应当将讨论政治的热情用来讨论文学，因为文学只讨论永恒的东西。”

　　“哈利果然学识广博，见解不凡！”

　　“我说大虫，你除了会拍马屁，还会干点什么？你看看人家小勉，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动声色，不置一词，多有大家风度。”

　　“老宋你就别再说风凉话了。”

　　小勉道：“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大虫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小勉道：“《1984》第二章第3节。”

　　大虫道：“好好，你们都有学问，就我是个文盲。”

　　小勉道：“我也很讨厌这种种江湖恩怨，冤冤相报何时了？想学令狐冲笑傲江湖悠哉游哉！看看《明朝那些事儿》，不论是好人徐寿辉，老实人赵普胜，还是坏人陈友谅、倪文俊，盐枭张士诚，还是功臣徐达、刘基，亦或奸臣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忠臣方孝孺、铁铉全都不得好死，活下来的却是盛庸、平安、李景隆这些苟且偷生之辈，搞政治实在是个亏本的买卖。”

　　我道：“你还漏掉了一位庸臣：黄子澄。”

　　小勉道：“是呀，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再谈政治了，谈谈喜欢的电影也好呀。”

　　大虫道：“好主意。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由十五位国际知名导演共同合作的《十分钟年华老去》，除了德国电影四杰中的三位——赫尔佐格、施隆多夫和文德斯悉数到齐外（另一位是早已去世的法斯宾德），更有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戈达尔，《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奇，《一九八四》和《邮差》的导演Michael　Radford和美国独立电影导演Jim　Jarmusch，当然还有陈凯歌，阵容不可谓不豪华。也有差一些的，比如东欧的那两位，其作品明显差了一个档次，捷克那位拍的就是把一个捷克演员一生所演过所有影片做了一个剪辑，不过他也算是最切题的一位了，不太有名的拍得好的也有，比如拍《面对南茜》的那位法国女导演，这个短片应该算是一部直接电影，和所谓真实电影还不太一样，就是两个人之间玄奥的谈话，和影片的叙述者，也就是导演无关，何索的那部倒算是一部典型的真实电影，这也是他擅长的题材，施隆多夫的那部，资料上说，引用的是德国中古哲人的句子，实际上应该是奥古斯丁，即使不知道施隆多夫是何许人也的观众单凭这些道白也应该猜得出是哪个地方的导演拍的了。从贝托鲁奇的那部就应该看得出导演具有非常浓厚的东方意识，英国导演Mike　Figgis的那部很前卫，但却不知所云，Radford那部科幻片运用了相对论原理，Jarmusch那部值得注意的是所使用的哥德堡变奏曲的版本问题，最后当然还要提到###级人物戈达尔，戈达尔的名片很多，像反映文革题材的《中国姑娘》（虽然片中没有一个中国人），还有揭示现代危机的阿尔伐城，戈达尔对现代电影最大的贡献是‘拼贴’手法的大量运用，影片中时不时地插进字幕，画面的剪辑和象征与塔科夫斯基一样晦涩，比如‘影片的最后几分钟’就用被风刮得瑟瑟作响的白色幕布来表现，我想庵野秀明应该也借鉴了这种手法。”

　　我道：“现在说EVA人家看你就像看外星人一样。”

　　大虫道：“怎么讲？”

　　我道：“说自己喜欢EVA是有点危险的事情，很容易被和那些Otaku死胖子同等看待。我背不下全部Staff名单，背不下每一话的日文标题和英文副标题，不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台词，甚至连总共有多少个使徒来袭也已说不上来。EVA对于我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高中，我由于厌倦了学业，一天到晚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后来，电视上便放起了EVA，我在真嗣的身上找到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我被第五适任者短暂的出场和暴烈的死亡方式给打动了，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很有名的动画，因为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是EVA帮我度过了那段人生最灰暗的时期，它对于我的重要性不在于几句简单的台词，不在于那些费解的术语，也不在于喜欢里面的某个人物。它对于我的意义在于隐藏在残酷本身之后的脉脉温情，它有一种抚慰世人痛苦的崇高力量，它是一部永远不可超越的旷世杰作！偶然看到一个叫做‘薰治丽香的单程天堂’的博客，主人是一个比我当年还要狂热的90后女孩子。感叹韶光易逝，后生可畏啊！经典总是有人喜欢的。就像她自己说的：‘比谁都爱。但也只能比谁都爱。’虚构的人物再好，也是虚构的。到了我这个年纪，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总是扑面而来，无暇再去幻想什么天使之类的东西。那个坐在电视前静静地看EVA的初中时代已经太过遥远。‘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身虽不饮酒乐与宾客醉一从鬓上白百不见可喜心肠非故时更觉日月驶闻欢已倦往得饱还思睡春归只如梦不复悲憔悴……’‘此时少年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我的少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